四月初，得知鹅厂裁人百分之三十的消息时，我正酝酿着辞职，投了好几个互联网大厂，我很焦虑，感觉大环境不好；五月初，当一切尘埃落定，当别人在逃离深圳的时候，我来了。
双一流的本硕，交换生经历，外语流利，这些似乎足以让我进入传说中的互联网大厂，即使我不是理科生，即使我做着与专业不符的工作。
拿到offer的那一刻，我和绝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有点沾沾自喜，也觉得人生将站上新的高度。
所谓的“高度”确实实现了，我从东莞的一个第二梯队大厂顺利跳到了深圳的第一梯队大厂，成为新时代的“工人”。
1. “读研”我一点都不快乐
我是个俗称“跳跳娃”的坐不住份子，从本科起就热衷于“群体性活动”。
所以参加社团、参加各种比赛是我本科的绝大部分生活。我甚至找了一份电影院放映员的兼职，只为满足那时的观影需求。
直到大三那年，我开始意识到需要对未来做出选择，我跟随大部分人的脚步，选择了“读研”。
理由不外乎两点：其一，外招生的政策倾斜，我有幸符合标准；其二便是对未来的暂时逃避。
当然私心认为，我四年的大学生活没有好好经营，想通过读研弥补缺憾。
那段时间我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做好研究生的本分，反而开始怀疑是否应该读研这件事本身。
人总是在岁月静好的时候对安稳产生一种本能的错觉，以为当下的安稳就是现实的安稳。
殊不知安稳与焦虑始终是人生中无限的循环往复，不确定才是人生的常态。
只有在写论文的时候，我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我还只不过是个“学术婴儿”。
因为疫情，毕业论文是在家完成的，母亲眼睁睁看着我整日叹气，却又不知该如何安慰。是啊，学术的事情她不懂，她只知道她的儿子真的很痛苦，而她也是真的无能为力。
她能做的也只是在我面前不露出任何表情，而让我产生不必要的负担。
她或者蹑手蹑脚地关上我的房门，或者将水果留在餐厅，以便我心情烦闷出来放风时能补充营养。
母亲做的是谨慎地不打扰，在她眼里，好像写论文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
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读出了于心不忍，甚至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母亲在心疼之余想对我说“孩子，不要勉强自己，即使放弃也不意味着无能。”只是到最后，她也没说出这样的话。
我也曾想，“这个学我不上了又能怎么着？就退学呗，能怎么着？”
只是我的“理智”（我愿称之为怯懦）告诉我，不能那么做。
专硕也好，学硕也罢，总归是有统一的名称那就是“研究生”，终归是有同一个归宿，那就是步入社会。
直到工作后，我开始明白：或许有些东西，不应看作是优势。
我在新公司竟遇到昔日的同窗好友，那一刻我的感情是复杂的。
我们这算是殊途同归吗？还是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延迟步入社会的事，而不是让自己更有资本地去做一件事。
我无数次的审视自己的过往，终于得出一个结论：研究生本不必须，本科与我而言已然足够。
初读研究生，我也曾和身边的人聊起关于继续学习的话题。
专硕的同学要么是为了就业后更有竞争力，要么是给自己更多进入社会的缓冲期；而选择学硕的同学，则有一种情怀“认为专硕不算正经研究生”，还有一些想给自己一个机会考察，考察自己是否有做学术的潜质。
不过，无论是学硕还是专硕，你会发现，最终出现在考博考场上的人寥寥无几，更别提最后顺利毕业。
2. 海归也好，名校硕士也罢，都不过是大厂的“螺丝钉”
名校生有名校生的归宿，研究生有研究生的归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归宿。
在东莞的时候，向往第一梯队的大厂；后来如愿跳槽，反倒生出更多的矫情。
相比于宿舍到园区五分钟的路程，我在深圳的通勤却在一小时起步。不管是公共交通还是打车，似乎永远突破不了一小时魔咒。直到此刻，我才理解什么是通勤。
我单纯的以为，“厂”够不够大取决于员工是否更年轻。事实上，新单位确实带给了我更多新鲜感。
坐在工位上，看到比原单位更多的年轻人，我惊呼“就是这种感觉”，互联网大厂就应该是这样的。
中午下班时间与午餐送达时间完美接洽，不挪一步就可以吃到午饭。我感叹于“大厂效率”的同时，暗想“这次跳槽跳对了”。
接着，我看到同事从座椅下方拉出一个网格状的金属架，然后照猫画虎，我的午睡地点便有了着落。
这一切看起来都与原单位风格迥异，然而此刻在我心里，现单位已然俘获了我的心，“这才是大厂应有的速度”。
直到下班，我才发现事实远不及于此。我看到下班时间点的每个人仍然在忙碌，好像下班时间不存在，办公室仍旧是一幅热火朝天的模样。
墙上的时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办公室的火热却并未削减一分。
我像个局外人在观看一场实时直播的加班剧，时间跟随剧情一点一点的流逝。因为我发现，即使想走，也打不到车。
我内心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明天就会和他们一样了！”我默默摁熄了手机屏幕。想起之前的入职面试。
入职前，我和HR反复确认我的工作安排，“你确定月底前我就可以飞往美国吗？”
HR反复告知我“最迟月底”。
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月的快捷酒店，至于为什么通勤要一个小时，只能说工资上涨的差额并未让我能阔气到去住比两百一晚更贵的酒店。
事实上，连一百多的这个酒店，也已经将我工资上涨的差额消耗殆尽了。
现在的现在，“咱们在美国那边的同事都非常有经验，你看，我总不能让你一个新人过去吧！”老板说得不无道理。
而这也无疑给我开出了一张延期到不知何时兑现的支票。我只得重新考虑租房的事。
生活成本的提高显而易见，当我为跳槽所产生的多出来的工资暗自欢喜时，我不得不接受随之而来的工资“贬值”，深圳的房租看起来比房价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里，年轻人似乎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然而这些钱是建立在“不花”的基础上实现的，因为一旦你想随心所欲花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一直在奋斗，也可能一直都没有钱。
我始终认为大厂和能力成正比，你有能力大厂不一定要你，但只要大厂要你就说明你肯定有能力。
在这里，我看到更多年轻面孔下一张张闪耀着光芒的履历表。
某某某是清华的，某某是硕士，某某是留学生……乍一看这是一个人上人的聚集地，似乎只有这样的身份才配得上这样的大厂。
可我不得不承认，当雨滴汇入大海，当名校成为标签，大家身上的光芒只证明着过去，却不曾证明未来。因为从分流的那一刻起，每个人又注定回到了相同的起点。
其实我们的归宿都只有一个，职场小白。
遇一关，闯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者。
3. 后疫情时代，毕业生该何去何从
纵观身边的同学，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毕业后的出路不外乎就业、考编和升学，当然还有毕业即失业。
当得知今年考研的四百五十万人中，只有四分之一才能上岸时，我震惊不已。大家在拼命卷的到底是什么？是学历？是认可？还是能力？
但当我看着单位和我同一届的本科生年龄和我一般大，工作经验却领先我三四年的时候，我觉得，人生时时处处都充满了不确定。
我不确定我走的路是否正确，只是回过头来再看，觉得对于没上岸的那四分之三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
我想起了一个广告，一个小男孩儿说“妈妈，我要当太空人！”然后看着他穿着宇航服伸出一只手，像是要起飞。
我也曾是那个小男孩儿啊！当我还是他的时候，曾无比向往成为一名记者。
受传统媒体影响，记者是个满足我所有幻想的职业，我想身兼使命奔波，也想将真相带给大众。我认为这件事太酷了！
我也如愿拿到了新闻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只是好像从那时候起，使命和就业变成了矛盾不可调和的两个对立面。
其实职业这东西，既看天赋也看态度，而我从态度上就输了。
想做的事情仅仅去想一定不可能实现，更别说彼时正贪婪地享受着大学生活的我，恐怕早已忘了当记者这回事。
试问哪个大学生在刚上大学后不面临这样的诱惑？选择学习还是选择自由？我选择了后者，却忽视了前者。直到一切已成定局，我才如梦初醒。
在大环境影响下，我成了随波逐流的大多数。
担心日后成为同窗眼中的loser，担心毕业即失业，担心挤不到大家看来前途最佳的互联网大厂。
我不知道进了BAT能怎样，只知道我不进就输了。
如果回到原点，回到大学刚进校的那一天，我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问问自己，我到底想做什么，我将如何达到。
4.后来篇
拖延症似乎是个通病，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病更重一点，它让我觉得我错过了太多事，也让我更加难为自己。
如果不是同伴每天的定时催稿，可能这篇稿子早就埋藏在了我的某个梦里。删删减减、停停走走，终于有了现在的样子。
我将时代比作洪流，而我们不过是小水滴。
或许有的水滴更容易被看见，但我想，每个人都必须清楚，“从迈出校门的那一刻起，我们都要将之前的一切倒掉，只留空杯。一切正在被解构，新的未来也正在被重构。”
我为付出一年心血却被高校拒之门外的四分之三们感到惋惜，但我从未感到可惜。或许她们更能因此找到本心，更能早日找到未来的路。
焦虑的另一面是和解，而和解本身只是为了看清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
“焦虑”够了，就和自己“和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