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梳理国际经济学顶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4年中国境内高校学者发表的论文，共计1篇。
说明：仅统计论文发表版本的作者署名单位有中国境内高校的文章。以下论文为手工整理，如有遗漏，欢迎后台留言补充，共同助力和传播国际顶级刊物中的中国声音。
01. Land Security and Mobility Frictions
土地安全和流动性摩擦
刊发时间:AUG 2024
Tasso Adamopoulo
约克大学
Loren Brandt
多伦多大学
陈超然
约克大学
Diego Restuccia
多伦多大学
魏霄云
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Frictions that impede the mobility of workers across occupations and space are a prominent fe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disentangle the role of 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from other labor-mobility frictions for the reallocation of labor from agriculture to nonagriculture and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We combine rich household and individual-level panel data from China and an equilibrium quantitative framework featuring sorting of workers across locations and occupations. We explicitly model the farming household and the endogenous decisions of who operates the family farm and who potentially migrates, capturing an additional channel of selection in the household. We find that land insecurity has substantial negative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structural change, raising the share of rural households operating farms by over 40 percentage points and depres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by more than 20%. Comparatively, these quantitative effects are as large as those from all residual labor-mobility frictions. We measure a sharp reduction in overall labor-mobility barriers over 2004-2018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ll accounted for by improved land security, consistent with reforms covering rural land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阻碍工人跨职业和空间流动的摩擦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我们将不安全的产权与其他劳动力流动摩擦区分开来，将劳动力从农业重新分配到非农业，从农村重新分配到城市地区。我们结合了来自中国的丰富家庭和个人层面的面板数据，以及一个均衡定量框架，该框架的特点是按地点和职业对工人进行分类。我们明确地模拟了农户和谁经营家庭农场和谁可能迁移的内生决策，从而捕获了家庭中额外的选择渠道。我们发现，土地不安全对农业生产力和结构变化有实质性的负面影响，使农村家庭经营农场的比例提高了 40 多个百分点，并使农业生产率降低了 20% 以上。相比之下，这些定量效应与所有残余的劳动力流动性摩擦的影响一样大。我们衡量了 2004 年至 2018 年中国经济中整体劳动力流动壁垒的大幅减少，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土地安全的改善，这与同期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一致。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户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和剩余求索权，但是农地并没有私有化，农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各家各户的人均土地占有量差别很小。
起初，农户的土地使用权期限为15年，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则出现了新情况：地方官员经常在全村范围内对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分配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国家有时还会征用农户的土地用于非农用途，比如公路建设、工业园区建设等。
大多数农村里的土地租赁活动不受明令限制，但是土地租赁市场规模却很小，这表现在出租的土地面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还不及农地总面积的3%。村里的领导通常会将土地租赁交易视为土地错配的信号，同时将土地再分配视为将农地转给其他家庭的机会。如果国家征用土地的话，出租土地的家庭方很可能得不到征地补偿，如此一来，农户因担心出租土地会导致土地被征用而不愿出租土地，甚至还会安排家庭成员去耕种土地以确保土地使用权在握。为此，中国在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对土地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具体有：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延长了 30 年，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农户出租农田的合法权利等等。土地确权程序于2018年启动并于2021年基本完成。
户籍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目的是限制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和在农村能从事的非农业活动类型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则受到严格限制，但是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却有所放松。在此之后，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得到减少，可即便如此，迁居城市的农民还是无法充分享受城市公共服务。2014年，同一地区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不复存在，在书面上能享受当地同样的公共服务。不过有学者指出2014年的户籍制度改革仅在较小的城市有效而在较大的沿海城市反而增加了落户难度。此外，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还可能削弱改革的影响，导致落户城市的成本上升。
第一，农业吸纳就业份额变化。中国经济发生了显著的结构转型，这表现在全国层面农业吸纳就业份额从2004年的39.1%下降到2018年的13.7%。这一现象背后存在两种力量：一是农户数量占比下降，从2004年的69.1%下降到2018年的39.1%；二是农户就业模式变化，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致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从业占比从2004年的69.8%下降到2018年的44.2%（见表1）。在这里，全国层面数据基于《中国统计年鉴》调整得到，其他数据基于中国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测算得到。概而言之，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再配置可被用来解释全国层面农业吸纳就业份额约一半的下降。
第二，农场平均规模扩大和土地租赁活动增加。农场平均规模从2004年的0.59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0.91公顷。农场平均规模增长背后的力量是土地租赁活动在增加，具体而言：租入土地的农户数量占比（the share of farming households that rent in land）被视为土地租赁的广延边际（the extensive margin of renting），而租出土地的农户数量占比（the share of land rented in among farming households）被视为土地租赁的密集边际（the intensive margin of renting），其中租出土地的农户数量占比相较之租入土地的农户数量占比上升更快，从2004年的14.4%上升到2018年的31.8%，这意味着土地租赁活动增加主要是土地租赁的密集边际和租出的土地平均数量增加所驱动的（见表2）。在这里，农场平均规模是总耕种土地与经营农场的农户数量之比。
第三，1995-2002年间中国结构转型缓慢。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迹象在2004年之前就已出现，但是这期间的结构转型要慢得多，具体而言：全国层面农业吸纳就业的份额仅从1995年的48.0%下降到2002年的42.2%，这仅反映了农户数量占比的适度变化和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再配置。农场平均规模在这期间基本不变，从1995年的0.57公顷到2002年的0.59公顷。
作者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了家庭和个体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职业选择决策和劳动力配置。相较于经典模型 (Roy 1951)，本模型有四大关键创新：
第一，作者考虑了家庭的职业选择，即这些家庭可以内生决定哪个家庭成员在农场工作。
第二，作者引入了家庭层面的土地不安全。
第三，作者考虑了个体层面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以捕捉除土地不安全外可能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所有因素。
第四，区别于经典模型，作者允许兼职就业存在。
模型假设人口由居住在农村和城市中心的家庭组成，其中农村家庭生产农产品（a），城市家庭生产非农产品（n）。模型还假设初期仅允许农业生产发生在农村而非农生产仅限于城中心；后期扩展为农村家庭抑或可以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抑或迁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而城市家庭不做生产决策且只从事非农业生产。模型的主要内容如下所示：
所有家庭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偏好由以下效用函数表示：
其中，
表示农产品消费；表示非农产品消费；每个家庭成员都拥有一对能力，其中
表示作为农场经营者的能力而
表示从事非农业的赚钱能力。家庭受到土地产权得不到保障的约束而家庭成员则受到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摩擦的约束。
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被用于非农业生产，即：
其中，表示非农业部门的生产率；
表示有效劳动的全部投入。
由于农产品在农村家庭农场生产，而农场又是一种收益递减的技术，因此模型需要加入具有管理能力的农场经营者投入、耕地
投入和农场劳动力
投入：
其中，表示农业产出；
表示农业部门的生产率；
捕捉了土地相对于劳动力在生产中的重要性。
农民根据其土地使用权调整农业经营规模，于是农民的土地投入为
，其中
表示租入的土地而
表示租出的土地。
表示土地的相对租赁价格。
第一，不受保障的土地产权。土地租赁原则上不被禁止，但是出租土地的农村家庭在土地重新分配时可能会失去土地使用权，为此作者用表示农村家庭出租土地时失去土地使用权的概率；
表示这些家庭遭受的与每单位出租土地对应的收入损失
。
第二，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个人向非农业供给劳动会受到特有扭曲的影响，而这些扭曲则被建模为对工资收入的障碍。如果家庭i里的个人j从事非农业生产，那么其将面临工资障碍。
第三，农业内部的剩余扭曲。遵循Adamopoulos et al. （2022），作者假设经营农场的农村家庭会受到隐性扭曲τi的影响，而这一扭曲是作用于家庭i里的个体j的产出的。这种扭曲具备一种属性，即更具生产率的个体并不一定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土地租赁市场上获得更多土地。
本模型里的家庭需要决定谁去经营家庭农场，谁可能移居城市，于是便出现了四种职业身份：农场经营者（farm operator）、非农业劳动者（full-time nonagricultural worker）、农业劳动者（full-time agricultural worker)、兼职劳动者（part-time worker）。
第一，农场经营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如下所示：
第二，非农业劳动者的净收入最大化目标如下所示：
第三，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最大化目标如下所示：
第四，鉴于兼职劳动者同时在农业和非农业赚取收入，于是农业的有效劳动供给函数如下所示：
其中，表示家庭i里的个体j对农业的劳动力供给；
则表示对非农业的劳动力供给；
表示与兼职工作相关的固定成本。
兼职劳动者从非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为，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为
，其中
衡量了两个部门中劳动力投入的相对效率。
如果个体 j 被选为农场经营者，其总收入由以下公式给出：
如果家庭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家庭会选择可以让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农场经营者，于是有：
如果家庭选择不参与农业生产，那么会出租其全部土地。考虑到出租土地时面临的土地不安全因素，这时候家庭总收入为：
当且仅当时，家庭会选择经营农场，因此农村家庭 i 的总收入为：
土地租赁市场：
农业劳动力市场：
非农业劳动力市场：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
为后续估计模型参数，作者主要使用了两个数据来源：
一是中国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收集的2004-2018年家庭和个人层面调查数据（即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National Fixed Point Survey），该数据涵盖了个人劳动力供给和收入信息、农场投入产出信息；
二是《中国统计年鉴》，并以Brandt and Zhu (2010) 、Yao and Zhu (2021) 为补充。
作者定量评估了在2004年这一基准年份中土地不安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再配置、从农村向城市再配置中的作用，并随后分析了其时变特征，以及土地不安全与农业内部错配的关联。
作者首先设置了为0来评估土地不安全的作用，继而设置了
为0来消除劳动力流动限制，进而分析出土地不安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对部门就业、农业生产率和结构变化的影响。表5报告了相关结果。
由表5的列（2）可知：消除土地不安全导致经营农场的农户数量占比从73.6%大幅下降到28.2%，这表明在基线情形下有超过一半的农场是“僵尸”农场，即生产率低的农户经营农场仅仅是为了避免失去土地。随着“僵尸”农场退出，农场平均规模翻了一番多，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从业占比也从56.4%下降到45.6%。总体上，相较于基准情形，农业生产率提高了24.7%，非农业产出也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而增加了4.0%，人均实际GDP增长了3.5%。
由表5的列（3）可知：消除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导致经营农场的农户数量占比和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从业占比均减少得不多，这表明土地不安全在家庭层面尤为重要，而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在个体层面更为重要。总体上，与消除土地不安全相比，农业生产率提高了15.9%，农业产出减少得更多但是这一减少则被非农业产出的增加所抵消，人均实际GDP增长了2.7%。
作者使用了2018年之前的调查数据来评估土地不安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的时变特征。表6报告了相关结果。
由表6的列（2）可知：作者将2004年的土地不安全程度换成2008年的程度并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发现经营农场的农户数量占比从73.6%显著下降到37.6%，而农业生产率则提高了20.6%。上述结果表明与2004年相比，2018年的土地不安全要轻微得多。
由表6的列（3）可知：作者将2004年的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程度换成2008年的程度并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发现农业就业在增加而农业生产率却下降了5.7%。上述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有所增加。
农业改革改善了土地安全和消除了农业内部特有的农场扭曲，而特有的农场扭曲捕捉的是农业内部除了土地不安全之外的其他错配。作者首先设置了
为1来消除所有特有的农场扭曲，继而设置了
为0来消除土地不安全，进而检验出土地不安全与特有的农场扭曲之间的相互作用。表7报告了相关结果。
由表7的列（2）-列（4）可知：在一个没有特有农场扭曲的经济体中落实土地安全，农业生产率提高了424.5%；在一个有特有农场扭曲的经济体中落实土地安全，农业生产率仅提高了24.7%，由此可见土地安全与特有的农场扭曲在数量上是相互作用的。增强土地安全和提高农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农业改革可以促使农业产出率大幅提高。
作者从三方面扩展了模型框架：
第一，纳入农村当地的非农业部门，这是因为有数据显示在拥有农业户口且在非农业部门从业的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是在当地就业而其余则进城务工。
第二，纳入家庭成员之间的年龄差异，这是因为有经验表明农场通常由家庭中年龄较大的成员经营而年龄较小的成员更有可能在非农业择业。
第三，纳入土地不安全程度和劳动力流动限制的地区异质性，这是因为这种异质性受到靠近城市地区的地理差异的影响。
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赘述。
作者构建了一个均衡且统一的框架来研究土地不安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对农业生产率和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在2004年有效的迁移成本很高，这归因于土地不安全和劳动力流动限制引起的摩擦在其中发挥了同等作用。到了2018年，总体迁移成本已经下降，这归因于土地安全的增强。
第二，土地安全与特有的农场扭曲在数量上是相互作用的，这使得土地安全对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得以放大。
第三，农地产权薄弱阻碍了农户之间的土地租赁活动以及农村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域流动。自2003年以来中国进行了重大的土地改革，以保障家庭拥有的土地权利。本研究的结果与土地政策对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结构变化和农业生产率增长起到核心作用的事实相一致。
第四，即便中国曾经对人口迁移实施了若干制度改革，但是这并没有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农户面临的劳动力流动限制仍然很高。
第五，如果直接的、间接的劳动力流动限制得以减少，那么农业生产率增长和结构变化还有发展空间。因此，未来旨在减少有效“农村-城市”迁移成本的政策改革可以带来巨大的福利效应。
疯狂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