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乾时期活跃于京口诗坛的余京、鲍皋和张曾三位诗人，被当时的诗坛领袖沈德潜称为“京口三诗人”，他们兼取唐人诸家之长，自创新意，独树一帜。
余京（1664—1739年），字文圻，清丹徒人。长于诗。康熙五十七年（1718）寓焦山，沈德潜与会，遂订交。晚年境益老，学益醇，从游者日众。有《江干诗集》4卷。
鲍皋（1708—1765年），字步江，号海门，清丹徒人。善画花卉禽虫，皆极冷淡幽古。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托疾不就。一生耽溺于诗，不事科举，故画名被诗名所掩。妻陈蕊珠，女之兰、之蔥、之芬，子之钟皆能诗，一门风雅，堪称佳话。尤善诗，著有《海门诗集》，有《海门诗抄》8卷附《外集》4卷。
张曾（生卒年记载不一），字祖武，自号石帆山人，清丹徒人。布衣，性不偕俗，诗工而家益贫，放浪京口、淮扬间，又客京师数年。落拓不偶，晚年益颓放，多吟咏于茶寮酒肆，甚或讴歌于道上。有《石帆诗集》8卷。
京口三诗人均出身寒门，他们的诗作以描绘清幽宁静的自然风光为主，内容上大都取材于京口的山水景观，对景物的描写细致生动，具有清新自然的共性特点，但又各具个性。余京清幽冷峻、鲍皋清雅旷达、张曾张扬绚烂，沈德潜先后结交他们，颇为推崇。
余京“苦心孤诣，不与众同，独探古人宗旨。”他的诗歌具有“清幽冷峻”的风格，例如《十四夜焦山水晶庵看月》：“薄暝疏钟隔树闻，海风收尽岭头云。住山梦好经三宿，看月光圆到九分。天淡银河涵水气，江平冰毂织波纹。僧窗不用呼灯火，老眼能书白练裙。”以清新的意象塑造了整首诗清新自然的意境。
鲍皋的诗歌主要表现在对清旷意境的营造上，例如《秋夜焦山》：“石壁秋逾峭，江潮夜转平。衣裳星月气，枕箪寂寥声。坐恐灵鼍逼，行逢老鹳惊。海门楼隐地，信宿浣尘缨。”石壁、江潮、星、月等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营造出了一个清幽绝尘的世外桃源。焦山人杰地灵，灵禽走兽众多，颈联采用以动衬静的手法衬托出秋夜里焦山的寂静无声。
张曾是“京口三诗人”中最具个性的一位，他性格超群脱俗，不善治家业，一心吟咏，诗愈精而家愈贫。他的《北固山醉歌》：“海鱼吐霞半空紫，霞飞散入秋江里。薄晚风涛卷地来，片片石帆吹不起。隔江苍莽寒烟萝，海门一峰跳白波。坐久风收江面阔，明镜皎洁何人磨……”诗人不羁洒脱的个性一览无遗。张曾又是一位以号行走诗坛的诗人，知道“张曾”的人，远不如知道“石帆诗人”的多。
清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总结和转型期。明清之际，钱谦益为纠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诗必盛唐”之弊提倡宋诗，而后学宋者渐多，加之康熙年间《宋诗钞》的编订与王士禛、汪琬等人参与倡导宋诗，最终促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宋诗热”，镇江诗坛也同样沉浸在“宋诗热”之中。随着“宋诗热”的高涨，其弊端逐渐显现，于是镇江的一些有识之士力图纠正“宋诗热”的偏颇，京口三诗人就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据《丹徒县志》记载，当时的京口诗坛主将章性良常与余京谈论镇江诗坛：“吾乡自韦秋山邬龙门而后，诗学颇少传人，二三十年之前有捉笔为诗者，辄从而讥讪之。近时，诸君以布衣之士先后鼓吹其间，而吾党之英如何皇士、夏用修辈翕然振起，风俗为之一变。”
镇江诗坛在他们的影响下，发生了改观。《嘉庆丹徒县志》编纂者对此评价道：“性良诗主祧唐、祖宋之说，大抵吾润之诗康熙前多宗性良，雍正后重开于余、鲍也。”由此可见余京、鲍皋等人在镇江诗坛上的重要地位。鲍皋、张曾又与同乡的十余位诗人共举浣花诗社，公开标举宗唐旗帜，举行诗歌唱和活动。因此，京口诗坛宗唐之风一时盛行，逐渐扭转了偏重说理的不良诗风，开启了镇江诗坛的新风尚。
文/马彦如
来源：“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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