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文化
2025-01-22 15:30
北京
从1935到2025的90年间，中国共产党从在贵州被敌军围追堵截，到引领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路披荆斩棘，证明了一个道理：伟大的事业发展起来和伟大的民族强大起来从来离不开坚强的领导。90年前，在贵州，敌人妄图复制石达开的悲剧在川黔之间消灭红军。但在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靠着毛泽东等同志的指导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四渡赤水，打得敌人手忙脚乱，最终3万红军飞夺泸定桥，跳出反动派约4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进入新时代，虽已远离战争的硝烟，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新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回溯遵义会议的宝贵经验，抚今追昔，更能让我们深思细悟：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在遵义会议召开九十周年之际，《中国青年》特刊出专题《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永放光芒的思想路线》。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正确解读这段历史，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对于我们独立自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提出、“三座大山”的推翻，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首先把主要战略方向指向农村的理论和斗争艺术，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典范。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就是错在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死记硬背马列主义原话，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让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大行其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根源就在此。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此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于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到全党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一致拥护，其根本原因在于拥有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在于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它表现在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毛泽东在《 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中清楚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历史是一面镜子，遵义会议映射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是众多经验中最基本的一条。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毛泽东说过：“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919年3月，列宁亲手创建共产国际，从成立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历时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领导了这一风云变幻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决议，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自此，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都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1934年初共产国际指出：世界革命已更加临近革命与战争时期。于是，中共临时中央迅速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把“左”倾冒险主义推向了极点，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和红军处境更加艰难。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依靠外国其他组织和个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党内问题的典范。长征出发时，中国共产党同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中断了联系，为遵义会议独立解决重大问题提供了契机。长征过程中，红军作战多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大家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陆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这种形势下，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取得了短暂休整的机会，也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遵义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形成的《大纲》《决议》提及的战略和策略，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执行了这一整套的路线战略政策，才顺利抵达陕甘宁地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一个党、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独立自主。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起，就把列宁提出的所有机关都“必须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写入党的文件，并于1927年6月将体现集体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载入党章。这说明，我们党从诞生之初就高度重视集体领导。但遗憾的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并未真正实施集体领导。邓小平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出现这一情况，既与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更换频繁有关，也与中央领导核心处于分散状态有关，另外也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组织工作的干预有一定关系。比如，从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至遵义会议，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就变更了六次，客观情况决定了很难有效实施集体领导。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除李德、博古、凯丰外，与会绝大多数人取得一致意见，对李德的军事路线给予批判。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即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开会，决定以张闻天取代博古，至此，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组建起来。可以说，这是第一次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更换主要领导的会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党委实施正确决策的根本组织保证。集体领导最大的作用和好处是它能够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而不让其他组织或个人掌控军队，就是“对外不让别人说了算，对内不让个人说了算”。这一历史经验启示我们，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的新变化，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发展，在党委集体领导的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积极探索和把握党委集体领导的特点规律，进一步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则办事、按集体意志办事，始终确保党委集体领导坚强有力。![]()
建党初期，由于缺乏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党内存在照搬照抄马列经典论述、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倾向，导致党的事业屡遭重大挫折，仅1927年一年时间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高达31万多人，可谓血流成河。遵义会议召开前，党的总书记和临时负责人多次更换，结果接二连三犯下“左”倾、右倾错误，被迫实施战略转移，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湘江战役后剩下的人只有3万左右，革命损失惨重。在党生死攸关的历史当口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对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认识上升到新境界。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坚强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什么时候党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的指导思想，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可能走弯路，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思想引领下，仅用五年时间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探索走出了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道路。改革开放后，在党和国家何去何从、风起云涌的年代，历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由大向强的重大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聚成一条心，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遵义会议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船重千钧，掌舵一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增多。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才能在大风大浪中不偏向、不迷航。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强大优势，只要坚持好、拥护好，就一定能够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推动中华“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