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遵义会议会场
文化
2025-01-20 20:5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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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5年第2期
从1935到2025的90年间，中国共产党从在贵州被敌军围追堵截，到引领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路披荆斩棘，证明了一个道理：伟大的事业发展起来和伟大的民族强大起来从来离不开坚强的领导。90年前，在贵州，敌人妄图复制石达开的悲剧在川黔之间消灭红军。但在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靠着毛泽东等同志的指导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四渡赤水，打得敌人手忙脚乱，最终3万红军飞夺泸定桥，跳出反动派约4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进入新时代，虽已远离战争的硝烟，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新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回溯遵义会议的宝贵经验，抚今追昔，更能让我们深思细悟：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在遵义会议召开九十周年之际，《中国青年》特刊出专题《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永放光芒的思想路线》。访遵义会议会场
文－胡松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本来想从江西“转移”到湖南，建立一块根据地。一场湘江血战，红军被敌人拦截打击，十万之众打得剩下三万来人。在湖南站不住，便转向广西，又遭拦截，只好转向贵州。三万人马，没有退路，没有后方，没有明确的前方，没有稳定的补给，没有可靠的兵源补充，没有歇脚之地。一路败走，人心惶惶，军心不稳。大家都感到，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散了，革命就完了。红军占领遵义。趁着“围剿”“追剿”红军的敌人还没有到来，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个难得的间隙，通过“开会”来解决生死存亡这个重大问题。庄严的事情需要庄严的形式，这就有了重要的遵义会议。会场放在黔军师长柏舞章的公馆。“柏公馆”是一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这个客厅满打满算27平方米，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遵义会议就是在27平方米的会场里召开的。”讲解员指着二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说。“应该是28平方米。”我说。看到她疑惑的目光，我解释说：“与会的杨尚昆回忆说：军事顾问李德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门外头一半。客厅的面积加上李德半个身子在门外的面积，应该是28平方米。”大家都笑起来。其实，27平方米或者28平方米，不是主要问题。我说28平方米，是想起毛泽东，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是28画，他的笔名是“二十八画生”。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在不到28平方米的空间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召开了改变历史走向的遵义会议。大敌当前，军事要紧。会议研究的是军事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讨论失败”：为什么打败仗？如何不再打败仗？如何才能打胜仗？28平方米的空间里，坐着20人。他们将决定中国革命的未来。![]()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遵义会议会场。第一次是十几年前，是初见，是好奇，我一个空位一个空位地“观看”遵义会议的与会者，我还在据说是毛泽东坐过的座位上坐了一坐。这次是为了追寻遵义会议的真谛、为了写《遵义三日》专程而来。不敢轻狂，不敢怠慢，我以拜谒之心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追寻”和“拜访”与会者。博古，坐在长条形会议桌中间。他是会场上最难堪最难受的角色。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作为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人，作为几乎把党和红军带向绝路的领导人，他需要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了？中央苏区如何丢掉了？28岁的博古显然不愿意承担失败的主要责任，他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等客观因素。他也批评了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说得更多的是为自己辩护和开脱。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博古的报告。随后三天的会议，博古倾听对他的批评，他不同意对他的某些指责；他尊重大家发表意见，同时他不同意某些意见；他无法掌控与会者的意见，他同时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博古主持会议，尊重集体领导，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没有阻拦一个即将降临到他身上对他十分不利的却是对中国革命十分有利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优秀的政治品格。长条形桌子的中间位置，坐着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在会议上做“副报告”。白天忙于军务、准备打仗，会议都是晚上进行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油灯，映照着周恩来严峻的面孔。他坦率地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他在对李德、博古进行不点名批评的同时，主动认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责任。他将“讨论失败”的议题引向深入。周恩来在1928年中共六大之后一直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丧失，他有责任；红军离开根据地，一路败走，血染湘江，他有责任。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支持召开遵义会议，他有功劳。在遵义会议上发言，请毛泽东出山，他有功劳。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遵义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张闻天（洛甫）在党内是博古、周恩来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他也坐在长条形桌子的中间位置。他代表毛泽东和王稼祥发言，发出了遵义会议的“第一重炮”。他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彻底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毛泽东把张闻天的发言称为“反报告”。“反报告”，是一个入木三分的说法。这个定性，说出了张闻天的报告是与博古的报告相反的报告，是一篇向错误军事路线“造反”的报告。遵义会议不久，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五任领导人。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他在会议上作了“定调报告”。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深挖失败的原因，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仿佛大量的光涌进屋子，会场一下子明亮起来。毛泽东自1931年以来，一直被排挤被打击，他形象地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没有毛泽东的领导，放弃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革命根据地丧失。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唤毛泽东“出山”的声音，毛泽东深吸一口烟，又吐出来，他说：“不行。我身体不好，有病。”他把腿伸向附近的火盆，温暖冻僵的双脚。他的确有病，更多的是讲究策略，是不要虚名而担当实责。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遵义会议为标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由低谷转向辉煌。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并没有进行投票表决。毛泽东说“关键的一票”，是一种比喻，是政治修辞，意思是说王稼祥在提议召开遵义会议，提议把博古、李德“轰”下来等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了遵义会议。历来谦虚稳重的朱德，在发言中说了一句震惊满场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一向沉稳的朱德，表明对毛泽东的支持。陈云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红军占领遵义以后，他还兼任遵义警备的政治委员。陈云发言支持毛泽东。陈云起草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与《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是遵义会议保存下来的两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红军夺取泸定桥后，陈云被中央政治局秘密派遣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为取得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的认可，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少奇是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长征前他主要负责白区和工运工作。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他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后，对白区的工作重视程度以及在白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邓发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他是一位忠诚而干练的革命家。他在会议上表态，拥护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他的身份是列席，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会议的议题没有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更没有像从前一样得到他的批准。他走到会场门口，往里一看，埋头看稿子的博古、满脸胡子的周恩来、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张闻天、头发长长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等，都围坐在会场大桌子周围，只有会场门口处，还有两个空位，显然是留给他和翻译的，而从前，他都是坐在会议桌的中间位置。他板着脸坐下来，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收听大家的意见。他不同意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定论——他是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的制定者和指挥者，他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失败毕竟是残酷的现实。失败的现实使李德从“太上皇”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身高一米九的李德身子缩在一起，一个劲地抽闷烟，白白的脸上一阵子红一阵子黄……伍修权是李德的俄文翻译，他见证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参加遵义会议的指挥员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彭德怀是作为红三军团军团长参加遵义会议的。他和杨尚昆驻守在乌江北岸刀靶水的尚稽镇，离遵义有20多公里，是骑马赶来的，晚到半天。彭德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指出李德瞎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痛”。会议发言中，彭德怀发言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正开着会，彭德怀接到红三军团五师的报告，在遵义城南刀靶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的五师突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的袭击和轰炸，形势紧迫。彭德怀立即赶回指挥部，指挥战斗，保卫遵义会议继续进行。刘伯承参加了会议。他和李德毕业于同一所学院——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反对李德的瞎指挥，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贬到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湘江战役后，他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因为脚伤，坐担架来参加会议。他批评李德、博古在战争中瞎指挥，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刘伯承、聂荣臻还提出建议，红军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李富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他在会议上发言，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全党全军。翻译伍修权回忆说：“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杨尚昆是以红三军团政委的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他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的发言。他回忆说：“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林彪与会。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说：“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发言说：我来迟了，没听到博古和周恩来的报告。今天听了一些同志发言，如朱总司令讲得好，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摊，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十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李卓然用具体事例批判了错误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反映五军团指战员要求改变领导的呼声。何克全（凯丰）是遵义会议主旋律中的“不和谐”的声部。相争为党，和而不同。凯丰单枪匹马，支持博古和李德。他在会议前和会议中间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他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对博古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会议中，凯丰听大家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看到大家力推毛泽东，他不服气地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并不高明，他是照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的。”毛泽东一听，立即反问道：“你说《孙子兵法》，请问，《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说我照着《孙子兵法》打仗，你一定读过《孙子兵法》。凯丰答不上来，因为他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其实，毛泽东那时也没有读过《孙子兵法》。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他坐在屋子的一角，埋头记录。大道之行，立党为公。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每个与会者直率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失优雅。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崇高的革命风度。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没有掌声和欢呼声。会议郑重地作出最后决定：(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遵义会议最核心的内容，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用了上述文字来表达。字字千钧。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共产党历史、改变中国历史的决定。如果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则是天地从此一新。遵义会议的“成色”在不久得到战争的检验。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几个月后，另一种“黑暗”来检验遵义会议。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分裂红军。这个严峻时刻，被毛泽东称为“最黑暗的时期”。全党全军团结在毛泽东周围与张国焘作斗争。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同志，包括对遵义会议有不满情绪的博古、李德、凯丰，全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遵义会议的意义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地闪耀光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带领红军走出死地和绝地，走向陕北。随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久，打赢抗美援朝战争，一扫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我久久地凝视着遵义会议会场，耳边忽然响起阵阵波浪声。我支起耳朵捕捉这个声音时，它消失了。我想，那是赤水河的涛声，是金沙江的涛声，是大渡河的涛声，是遵义会议掀起的涛声，是长江黄河的涛声，是大浪淘沙的涛声，是创造新世界的历史洪流的涛声，更是中华民族在时代发展潮流中的搏击声。90年了，重返遵义会议的现场，看得更加清楚了——坐在遵义会场的每一位与会者，都在扭转乾坤的革命和历史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这个28平方米的会场，坐着中国共产党第四任领袖博古，第五任领袖张闻天，第六任领袖毛泽东。这个28平方米的会场，坐着新中国的三任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这个28平方米的会场，坐着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的五位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刘伯承。这个28平方米的会场，还坐着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以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和国家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这个28平方米的会场，还坐着将要改写历史的小个子邓小平。他是“历史老人”在遵义会议一角埋下的伏笔，是“马克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的毛泽东之后的领导集体的核心……“遵义会议时间”在无限地延伸，江河一样漫过昨天与今天。（作者著有《遵义三日》《向毛泽东学习写文章》等著作）
监制：陈章乐
终审：陈敏
审校：刘晓 刘博文
编辑：熊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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