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污染物
新污染物治理作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战场”，无论是面向国家需求，支撑现时的环境管理，还是面向科学前沿，拓展科学认知边界，都需广大科研工作者直面诸多挑战，狠抓核心技术攻关。
新污染物治理科学研究面临哪些堵点和挑战？在未来，针对新污染物治理的难点和瓶颈问题开展集中攻关，有哪些重点任务？在日前召开的第二届新污染物治理研讨会暨新污染物治理前沿论坛中，多位专家提出了建议。
未来五年聚焦基础、前瞻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储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的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并在多个重要文件中对新污染物治理作出明确部署。生态环境部积极会同各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实，开创了新污染物治理新篇章。
但同时，新征程上，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从科技需求的角度来看，新污染物治理难度大、技术复杂程度高，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科学与技术难题仍有待突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丰昌指出，无论是从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还是争夺国际治理话语权出发，我国开展新污染物治理重大科技专项都具有必然性和紧迫性。但对标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我国在新污染物识别筛查与监测、管理和法律法规、生态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体系等方面，相关技术攻关存在客观性差距。
吴丰昌认为，需要针对这些堵点、难点开展持续的科技攻关，发挥我国的“举国体制”优势，开展系统有组织的重大科研项目。在战略布局角度，应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急用先行、分步实施。
“未来5年，聚焦突破在基础性、前瞻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储备。”吴丰昌表示，这一阶段，应形成对环境、生态和人体赋存行为与危害的科学认知，即解决新污染物种类繁多、来源广泛、环境行为复杂，危害有多大？致毒机理是什么？管什么、怎么管、怎么防、怎么治等系列基础性的科学问题，夯实新污染物治理与管理的科学根基。
他特别强调了新污染物治理研究工作的独立自主，服务国家治理需求，要形成一批“筛查—评估—管控（替代、削减、治理）”相关技术储备，不应过分依赖国外已有研究样本、方法及治理设备。
当前，一些监测必需的质谱联用仪器等几乎被国外大型仪器公司垄断，各种配件、标准样品等也依赖进口，对国外毒性数据库的高度依赖使我国未来化学品风险评估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同时，缺少本土化物种的毒性数据、我国人群的暴露特征参数等。
吴丰昌建议，急需通过科技专项的持续投入实现监测设备、治理装备的国产化。在危害识别、生态与健康风险评估、风险防控与预警等方面开展系统性、原创性工作，完善风险评估技术方法体系，构建我国新污染物风险防控新思路和新模式。建立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风险阻控技术体系，形成基于绿色替代、低碳削减与协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途径，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及装备。
此外，他建议，建设一批实验室、平台、高水平科技队伍，形成一批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工程和试点示范区，建立新污染物风险管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支撑国际履约。
“针对2035年的中长期目标，应通过5年—10年的努力，形成对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吴丰昌说。
图为会议开幕式上，参会者认真学习特邀主旨报告。
支撑国家重大需求的理论—技术—方法研究仍有待突破
我国高度重视新污染物科研攻关，不断加大支持力度。近年来，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明确了新污染物治理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其纳入重点科研计划范畴。
10月22日，生态环境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加速实施新污染物治理重大科技专项，集中破解环境风险评估和管控领域的“卡脖子”科技难题。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新污染物治理，推动实施一批重大治理工程，为我国新污染物治理提供稳定的资金和技术保障。
在资金投入方面，有关部门、机构持续增加对新污染物研究项目的资助，引导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相关课题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聚焦新污染物治理的重大科学问题，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助布局，还召开了“新污染物治理及对策”双清论坛及“新污染物治理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前沿论坛。
基金委地球科学部（以下简称地学部）处长刘羽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最新改革动态，以及地学部在经过一年的学科资助体系化梳理，提出了面向“十五五”的包括土壤生态环境与安全、水环境演变与生态效应、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区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在内的六大学科重点领域。
“在这些领域的基础上，学科体系梳理战略组提出加大新污染物治理等重大基础问题研究的重大举措建议。”刘羽介绍，地学部将新污染物领域作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
资助体系为攻克新污染物治理难题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同时，刘羽认为，技术研发滞后、理论—技术—方法对国家重大需求支撑不够，是新污染物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短板和面临的最大挑战。
刘羽表示，在新污染物环境地球化学行为方面，关于不同尺度、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下，新污染物赋存特征，环境行为、迁移转化规律与机理机制的研究仍然存在大量认知空白。
她介绍，我国新污染物危害毒性机理与风险评估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整体不够深入且较为分散，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毒性数据严重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数据。实际环境中新污染物低剂量复合性效应与机理、微塑料等新污染物的危害效应与机理高通量毒性测试与预测、风险评估技术方法等将是未来本领域的研究难点和重点。
“新污染物风险防控理论与技术是破解新污染物治理难题的关键，也是国际的共性难题。新污染物风险防控仍然面临着削减控制与替代机制研究匮乏、多介质多界面风险调控原理与技术缺失、全生命周期防控技术与方法缺失、高新技术研发能力不足、防控成本高等重大基础问题有待于解决。”刘羽说。
在新污染物暴露评估与健康风险综合管控方面，刘羽认为，应进一步针对新污染物精细化多途径暴露模型、多维度暴露组学、与人群健康的因果关系、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和本土化暴露参数体系等开展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以支撑形成新污染物综合管控对策。
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发文章，而在于改善环境
在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攻关的征程中，科技工作者肩负着重大使命，必须不忘初心。
香港城市大学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梁美仪在特邀主旨报告的开场白中言辞恳切地表示：“作为环境科学家，我们要‘Measure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改善与保护环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完成监测十分重要，能让我们找到改进的方法。但是实际上我们现有的大量学术文章，只是报告新污染物的环境容量，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在微塑料的研究方面，发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微塑料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梁美仪在结束分享时再次呼吁：“不应当为了监测而监测，为发表文章而监测，更应采取措施改善环境。”
这一倡议引发了刘羽的共鸣。她表示：“当前，新污染物领域的研究易做的多，攻克难点的少；好发文章的多，解决真实环境中真问题的少。”
“仅通过实验室的控制实验数据，是无法实现支撑国家需求的目标的。必须要考虑真实环境，解决真实环境中的真问题。” 刘羽指出，研究不能只关注污染物本身，忽略复杂的环境背景，要微观与宏观结合。目前，不可能完全在真实环境中进行可控实验，但一定要强调尽量接近真实环境。如果真实环境低浓度中，污染物浓度低，无法检测，而不应该认为就不能做，要进行范式创新，探索尝试发展新技术。
“很多研究立项时提出了前沿引领的科学问题，在结项时，向后‘退了一步’，绕避了真正的现实管理需求，围绕外围发表了一些文章，没有实现真正的前沿突破。”刘羽表示，作为环境科学家，新污染物科研领域的攻坚者，应当积极回应国家需求，想办法去突破挑战。
生态环境的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应用驱动，要以支撑保障美丽中国建设为根本任务。科技工作者要从新污染物治理的实际需求中倒推凝练出基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提供源头解决思路和方案举措。
只有这样，才能在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攻关的大潮中凝聚起强大力量，真正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赋能美丽中国建设。
来源：中国环境APP
作者：中环报记者薛丽萍
编辑：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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