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舅杨运中烈士，牺牲已经71年了。他为保护祁县抗日县政府、县法院、县公安局、县银行、区政府等机关，于1947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二十六)与阎匪顽强搏斗而光荣牺牲于祁县来远乡集林坪高级小学。年仅31岁。
一
1916年，二舅出生在榆社县西周村的一个中农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性格耿直倔强，心地非常善良，常常为受欺负的孩子抱打不平。他以品学兼优的成绩考入榆社县云簇三高小。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浪潮大大激发了他渴求知识的热情，他到处搜集进步书籍，领略和探讨革命道理。他虽然才十几岁，但身材高大魁梧，胆略超群，多次带领同学们反抗学校不合理的摊派。后来，他考人榆社县简易师范。他博览群书，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落后，就是文化落后，愚昧无知，任人宰割。他决心终生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理想献身教育事业。他简师毕业后，开始了教书生涯。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奋起抗战。10月，由朱德、彭德怀同志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来到了榆社，建立了县抗日游击队、自卫队。二舅毅然弃文从武，参加了县游击队，担任了三分队的分队长。
1938年，由于革命的需要，县委又派二舅从事教育工作。他先后在牛村、鱼头、河峪、白村、社城等地任教并担任联合校长。他一面教书，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革命道理。那时候纸张困难，买不到张贴画，他就带领学生挖白粉土刷墙，用炕洞烟灰代墨，在教室墙上画教学用图，在校园墙上画了各种儿童游戏画，在村里街道上画了母亲送儿、妻子送郎参军的画，书写宣传抗日的标语口号。比如“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二舅有一副好嗓子，教学生们乡亲们唱歌，声音洪亮饱满。当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新军的时候，当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背信弃义伏击新军的时候，二舅利用学校、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场合揭露和痛斥蒋阎的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宣传团结抗日、维护统一战线的主张，批驳“亡国论”“速胜论”。总之，他每到一村，都快使村里发生很大变化，学校就成了全村文化信息中心。1942年，日本鬼子疯狂地推行“三光政策”，阎锡山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军民生活十分困苦。二舅带领学生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垦荒自救。他还经常把低微的薪水用来救济困难学生，有的孩子家里真揭不开锅，他就叫孩子跟他一起吃饭。后来日本鬼子轮番扫荡，我们党号召军民要坚壁清野，乡亲们都分散到山沟里的窑洞居住，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他就带领学生在山上与敌人周旋，以流动读书方式坚持学习。1945年，日本鬼子半年没敢出来扫荡，德、意法西斯前后垮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二舅自己画地图，带领学生走村串户宣传大好形势。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舅和学生们起搭胜利门，张灯结彩，敲锣打鼓，扭秧歌，打霸王鞭，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
1946年五月，党派二舅到祁县胡累中心学校。祁县的革命形势和榆社关系很密切，都属于太行区领导。抗战时期，祁县抗日县政府和高小，就驻扎在榆社境内。抗战性利以后，在祁县东山建立了根据地。县级机关、军队、学校都集中在这里。祁县城、太谷城、榆社城都属于阎匪统战区，平遥县城更是阎匪野战部队的大本营，所以从祁县范围看，东山是根据地，从全省范围看，东山是游击队区。敌我力量从地盘上讲、阵线上讲，都是犬牙交错，队伍也难保持纯洁，思想上也不免有些混乱，尤其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一段时期内，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就在这么复杂的条件下，1947年4月二舅被派到集林坪高小担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集林坪高小的前身叫抗日高小，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政治基础较好，师生中不少是县级机关干部家属和子女，有八个党员。二舅任职后，学生按营连排建制，开展民兵活动，并且有枪支、手榴弹，经常夜间演习，零星的敌人不敢在附近轻举妄动，当然也就成了敌人扫荡东山的一个重要目标。
1947年10月10日，学校放了秋假，大部分同学都回了家，学校只留下教师、司务人员和学生干部。为了防备敌人扫荡，他们把学生收割的粮食埋藏好，劳动了一下午，晚上又开了会，睡觉时，已经很晚、很累了。第二天五点左右，天还没有亮，二舅听得房顶上有人走动，他出门爬上梯子正要细看时，被枪托把他推了下来，他又去开街门，门外站着荷枪的军人。他意识到被敌人包围了！他赶快把熟睡的师生叫醒，集中到学生会办公室(这是一间后窗朝东，门朝院的平房)把党内文件全部烧掉。他说：“敌人来得很突然，不放枪、不出声，附近有县政府、法院、公安局、县银行、区政府等机关，他们肯定不知道敌人来了。敌人不放枪,是为了全歼学校和政府机关。”他果断地说：“敌人不放枪，我们先放。学校走不了，其他机关干部群众听见枪声，会很快转移的。”学生会就是民兵办公室，就有枪弹。二舅举起手榴弹从窗户上向敌人投去，接着几个男民兵也投出手榴弹，房上的敌人像疯了一样，把屋顶戳了一个大洞，往里打枪。二舅和学生们以桌子家具作掩护，进行还击，窗外的敌人也把枪口对准屋内射击。不一会，屋子里的被子、窗户、衣服，凡是可燃的都冒火了，又是烟，呛得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到一声惨叫，唐二娃的头被炸成两半，半个脑袋贴在墙上，贾步林的肠子已经流出来了，耳朵也被炸了一只，但人还活着，二舅的一条腿脚也被炸断了，血流了一地。敌人从房上，从大门外已经进到院里，疯狂地捣门，并叫喊“缴枪!”但是他们只剩一颗手榴弹了，在场的王小生(党员)、梁可生(党员)、贾万全(党员)、乔国斌(党员)、梁云先(党员)，都把二舅紧紧围住说：“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最后一颗手榴弹结束了我们吧！”二舅把手榴弹举起，拉出了外线，已经拉出了半截，突然停住了，他说：“不行，你们不能死，你们还小，你们出去吧，敌人问什么，你们都说不知道。学生们仍然坚持不走，二舅大声喝到：“听我的，赶快走！”同学们刚出门，手榴弹拉响了，“轰”的一声，他倒在血泊中。万恶的敌人又用刀捅了贾步林几刀，直到捅死为止。押解途中，因为乔国生受伤走不动，又一枪把他打死。
三
二舅虽然牺牲了，但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祁县县政府在惨案的第二天给西周村村长及我二妗的信中写到：“运中同志的死，重于泰山，堪称烈士！”亲临现场，装殓尸体的武甫同志写到：“运中同志和敌人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人民利益而死。运中同志的牺牲不仅保持了共产党的高贵品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和敌人搏斗，打响了第一枪，使政府和机关干部平安地撤退到后方。”1963年，祁县县委、县政府修建烈士陵园，二舅光荣地被列入“烈士英名榜”。祁县党史办也做了大量的外调工作，收集了丰富的翔实的材料。时隔六年，我和表弟杨秉毅前去祁县集林坪时，沿途问路，只要一提到杨运中烈士，乡亲们都记得那次大惨案。连1959年出生的青年，也滔滔不绝地赞扬二舅的壮烈，并亲自带领我们登上了当年第一高小的校址。满院的住户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七嘴八舌给我们介绍情况。他们非常熟悉当时的人和事，就像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事情一样。程子全同志带我们看了二舅居住的房子，并同我们合影留念。程大娘指着二舅牺牲的那间南房说：“前几年门槛上还有他们的血迹，这两年才磨掉了。”她指这院子里的甬道说：“这都是当年那些学生们砌的。”临别前，程大娘抚着表弟的肩膀说：“你爸爸比你高大多了，杨老师好身手，又白又胖，又高又大。”我们依依不舍，他们恋恋挽留。但时间不早了，乡亲们把我们送到大门外，下了坡，拐了弯，直到小河边，当我们回首这美丽的山村时，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身影。
（刘亚云，杨运中外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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