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木椁墓近年来在河西走廊地区多有发现，分布地域已突破仅在武威东部发现的窘境，也整体提升了该地区汉墓的年代上限。木椁墓整体特征表现出与内地的趋同，但当地文化特色仍较突出，其所反映的人群结构，通过文献的梳理，多来自山东及其周边地区。![]()
棺椁作为葬具，自新石器时代出现，便带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朴素伦理。葬者，藏也。商周以来，逐渐纳入到礼制范畴，形成一整套别贵贱、序人伦的棺椁制度，成为了“周制”重要文化内涵。秦汉以降，以“洞室墓、砖券墓”为代表葬制的推广，木椁墓率先在关中、中原地区走向解体。河西走廊地区木椁墓是在汉武帝大破匈奴，置郡设县，徙民戍边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其特点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移民导向，在笔者看来，与山东、江苏等周边地区人群存在密切联系。这是河西走廊地区第一次被纳入到了帝国的郡治之下，成为了编户齐民下“新汉人”。而此次“汉化”进程中明显体现出“以郡治为中心，继而向周边设县、属国”的政策导向，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河西走廊地区汉墓发现数量众多，墓葬形制上呈现出以洞室墓与砖室墓为先后特征，贯穿西汉晚期至整个东汉时期。学者们就其分期、特点及与其它地区汉墓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成果丰硕。木椁墓在以往考古学资料中仅见于武威古浪峡黑松驿董家台遗址［1］，由于出土资料有限，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近年来，随着该地区汉墓相关考古发掘项目有力推进，在玉门白土良［2］、张掖黑水国［3］、民乐八卦营［4］、永昌水泉子［5］［6］等汉墓群清理中，发现数量较多木椁墓。分布地域已突破武威东部，西界已达酒泉地区（图1）。年代上限可至西汉中期，诸如黑水国、八卦营汉墓考古新发现，提升了以往河西汉墓的整体年代①。![]()
图1 河西走廊木椁墓分布示意图
河西走廊地区目前已明确发现木椁墓86座。分布地域主要集中在张掖及周边地区，辖属汉张掖郡及武威郡。详见表一。河西走廊地区木椁墓以竖穴土坑木椁墓为基本形制，即是在事先挖好的长方形墓圹四壁置木椁，墓椁两侧壁及后端挡板通常由横向方木、圆木或木板上下叠压堆砌而成，前端普遍用薄木板、圆木竖向插堵。椁盖用截成半圆的原木、方木或木板横搭，底部为横向的薄板铺垫。民乐八卦营墓群所清理2座洞室木椁墓，在该地区发现极少，应是受到青海上孙家寨一期文化影响的结果②。![]()
除白土良外，其它三处墓群均见斜坡墓道，所占比例较高。墓道平面形状多呈长方形，部分略呈梯形，通向墓室一端较宽。墓道大部分斜坡至底，通向墓室。少数在通向墓室的一端与墓室底部有一定落差，这主要体现在水泉子、黑水国汉墓中，其略差高度十几至几十厘米不等（图2）。较之大致同一时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诸如一号墓墓道连接墓室的一端竟高出墓室底部3.5米，甚至高出椁顶0.7米［7］。下葬方式是从墓口上部悬吊下棺，即文献称之为“悬封”③。水泉子、黑水国墓道落差虽大为缩减，但仍未脱离“周制”观念［8］。在葬式上，带斜坡形墓道的墓葬，60%以上为双人合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西汉昭、宣时期以来，夫妇同穴合葬从中原地区传播而来。合葬墓的盛行，斜坡墓道的功能发生了转变，原本体现着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性建筑已逐渐走向时效化——方便取土、二次下葬。这在木椁营建方式上可得到体现，水泉子与八卦营汉墓椁室前端即连接墓道处一般不同于其它三壁，普遍用薄木板竖向插堵，方便二次下葬。另外连接墓道与墓室之间，已出现过洞、甬道、封门等内在元素，以往重视和追求隔绝密闭性能的传统型椁墓亦开始走向解体。反映出竖穴式墓的衰落，向横穴式墓这一演变规律。当然，凡增设坡形墓道的木椁墓，其规模、等级仍是较高，如水泉子汉墓2012M8［6］41-44；黑水国汉墓M16、M23、M25、M57等［3］157-166、193-200、207-213、330-336、339-347，随葬品内涵及出土数量最为丰富。![]()
图2 河西汉墓墓道与墓室底部存在落差现象
1.水泉子汉墓 M8；2. 黑水国汉墓 M16
河西走廊地区部分木椁墓椁室内外发现立柱现象，具有地方特色。如八卦营汉墓M42、M75、M82［4］74-77、139-141、147-150，其利用圆木或方木对椁室内外进行加固。上孙家寨洞室木椁墓M135有类似发现［9］。水泉子汉墓2012M8、2012M14在椁室两壁增设挖槽立柱［6］43（图3），却并非出于加固椁壁之目的，可能更多是某种象征意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秦墓里发现数量较多墓葬，在其墓室四壁、两壁及四角可见立木，部分发现有木槽。发掘者认为此类木椁墓是近年来秦墓发现的一种新的类型，立木象征椁帮，棚木、盖板类似椁盖［10］。另外在咸阳塔尔坡秦墓［11］、西安茅坡邮电学院秦墓有同样发现［12］。水泉子两壁增设挖槽立柱现象，有可能源于以东秦人葬俗西传的结果，其立柱象征椁帮，寓意一重椁。![]()
图3 水泉子汉墓主椁室挖槽立柱河西走廊地区外藏椁墓发现两例（水泉子2012M8、八卦营M94）。“外藏椁”一词，首见于《汉书.霍光传》记载：“光薨……枞木外藏椁十五具”［13］。从考古材料看，“外藏椁”当包括“婢妾之藏”与“厨、厩之属”三要素。至西汉时期发展为鼎盛阶段，形成了外藏椁的基本模式［14］。水泉子M8为西汉晚期墓，外藏椁有二，皆位于墓圹内（图4：1）。其中外藏椁甲位于墓道内端与正藏间，椁盖有两重。内置木马、木车、木俑、陶器、铜盆等。其木马、木俑象征“马厩”、“马夫”，陶罐、陶盆、铜盆象征“炊厨”，寓意“厨、厩之属”。外藏椁乙位于外藏椁甲南壁以东，椁盖一重。内置木俑、陶器、铜盆等。其中木俑5件，似侍从、杂役，陶器、铜盆象征一货仓。八卦营M94为西汉中晚期墓，仅见一外藏椁，位于墓道内端与正藏间，未构建椁室，正藏与外藏之间以一排竖立圆木隔开，内无任何随葬品出土［4］169-173（图4：2）。上述两案例中水泉子2012M8为典型西汉中期以来外藏椁基本范式，八卦营M94三要素皆无，一定程度上说明自西汉中晚期以来，外藏椁内涵及价值体系已逐渐松动。![]()
图4 河西汉墓存在外藏椁现象
河西走廊地区木椁墓尸骨摆放上，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另发现少量二次葬、屈肢葬等葬式。在人数上，分单人葬和双人合葬两类。双人合葬在水泉子汉墓中亦分两类，一类是同冢同穴合葬，共发现14例；一类是同冢异穴合葬，4组8例。其中同冢同穴合葬带墓道的12例，未带墓道的，二次迁葬一同下葬入殓的2例④。同冢异穴合葬墓，有其特点。两墓圹大小相当、方向一致、构建椁室形制亦相似。两墓圹隔梁间隔在0.3—0.5米之间，显示二者紧密关系（图5）。究其源头，西周开始至西汉前期，盛行并穴合葬，但其间隔较远。随着封建宗法观念的加深，自汉武帝开始，流行夫妇同穴合葬。因此，有学者认为，同冢异穴合葬即是夫妇合葬由异穴向同室埋葬诸多变通形式的一种［15］。图5 水泉子汉墓同冢异穴合葬（M11-M12）
河西走廊地区木椁墓出土器物一般具有相对固定位置，棺前放置漆案、漆盘、漆耳杯等饮宴用具；椁室前端放置车马出行用具；日常生活陶器或放置在木棺一侧或放置在椁室一角。墓主人近身之物常见铜镜、带钩等，饭含多见玉蝉一类器物。日常用器以罐、壶为基本组合，兼有鼎、瓮、灯、盆、熏炉等，其中鼎作为仿铜陶礼器核心，仅出土于黑水国汉墓，彰显墓主一定身份地位。以漆案、漆盘、漆耳杯为固定搭配的饮宴用具，不同于新莽至东汉晚期以来陶质“案、盘、耳杯”为组合祭祀器，在白土良、黑水国及水泉子汉墓多有发现。车马出行器仅见黑水国与水泉子汉墓，前者不仅发现比例高，内涵亦最为丰富。其中有4座墓葬见辖軎、轭首饰、车轙、盖弓帽、衡末饰、节约、当卢等，且车器种类多于马器，其数量寓意一车或一车一马。模型明器仅见灶，发现比例以黑水国为最高，几乎每座墓葬都有发现，白土良及八卦营汉墓发现比例极低，仅有个别墓葬发现，水泉子汉墓甚至尚未发现，分布极不平衡。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流行的仓、井等模型明器却在河西木椁墓中尚未出现，耐人寻味。有关仓缺失的原因，有学者分析指出，这一时段族群多来自移民，出于军事战略考虑，两汉政府普遍实行屯田政策，戍军及家属粮食配给皆由政府统一供应，反映在墓葬内再无需设仓［3］648，这有一定道理。除此之外，移民基本都是底层贫民，西北地区又缺乏农业开发基础，其初期粮食供应必须依靠政府调拨。如元狩四年移民七十万，以平均每人每年需粮十八石计，至少需要一千三百万石，是关东输送关中粮食数量最高年份的六百万石的两倍多［16］。体现在墓葬中亦无设仓必要。河西走廊最早见于史籍之居民为乌孙和月氏。其“行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17］。后月氏破乌孙，乌孙被迫亡居匈奴。而当匈奴强盛，又驱逐月氏远离河西走廊。其“羸弱者”被迫退居走廊南山，遂与原居诸羌“共婚姻”。自武帝武力拓边，移民河西，置郡设县，加速了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历史进程，成为了汉王朝的编户齐名。河西地区汉墓文化内涵上的多样性及复杂性，深刻反映出了这一大的历史背景。本文在此就当地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自月氏驱逐，乌孙西迁，匈奴便长期盘踞于河西，“逐水草而居”。武帝大破匈奴后，对于其降众的安置，史家说法上存在分歧。如元狩二年浑邪王率众降汉去向问题上，《史记》，《汉书》一致认为被徙至缘边五郡故塞外，《水经注》卷15却说，“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诚然郦说有失偏颇，不过其降众部分未徙出河西，这是可能的［18］。退一步来说，即使文献有“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19］记载。然西汉政府无法顷刻间从武力上切断匈奴对当地文化的持久影响。如水泉子2012M8南棺女性墓主留有发辫，明显不同于中原汉族妇女盛行的挽髻习俗，而在匈奴墓中多见妇女梳这种发辫［20］。水泉子随葬木俑，部分头戴尖帽，在斯基泰及塞种民族中比较流行，匈奴民族的尖帽虽有一定差异，但应同属于一类帽子［20］310。水泉子陶罐近底部常见穿有一小孔，此类陶罐普遍在匈奴大中型墓葬中出土，有学者对其功能作了推测，认为用于酿酒、储酒［20］286。八卦营有30座墓葬的木椁或木棺为梯形或近梯形（图6），据学者分析，此类具有高比例的梯形葬具在甘青宁边疆地区汉墓均不见，而在外贝加尔和蒙古地区的一些匈奴墓中可见到。其出土的A型、B型小口瓮、Cd型壶与西汉中晚期匈奴流行的小口深腹罐非常相似［21］。齐家文化之后，河西走廊地区分化出不同青铜文化支系，即羌支系。在匈奴及西汉政府进驻河西之前，当地居民一直在此繁衍生息。走廊西部为骟马文化的活动区，主要分布于嘉峪关以西石油河、疏勒河流域。学者主要依据器物特征划分为骟马与兔葫芦两个类型，年代下限已至汉代［22］。白土良汉墓发现类似骟马文化器物，诸如M2夹砂灰陶单把罐，M8夹砂灰陶单耳罐，M9夹砂红陶双鋬罐等［2］86-87、105-106、108-109，与汉式陶器存在明显差异，具有浓郁的骟马文化因素（图7）。走廊中部即黑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遗存主要为四坝文化，南境为卡约文化辐射区。卡约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境内黄河沿岸及湟水流域。依据学者张文立对其青铜器的分期，从早到晚可分四个不同时期，第四期年代大致推断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23］。八卦营汉墓毗邻扁都口，为青海东部通往走廊最为重要的一条通道。墓葬形制中包含洞室木椁墓，俯身葬等特点，深受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影响；八卦营出土橙黄陶腹耳壶比例较高，亦是来自上孙家寨墓地的影响，文化内涵属于卡约文化遗存（图8）。![]()
图7 白土良汉墓及骟马文化出土陶器1.白土良 M2：6 夹砂灰陶单把罐；2. 白土良 M8：3 夹砂灰陶单耳罐；3. 白土良 M9：2 夹砂红陶双鋬罐；4.马圈湾出土骟马文化陶单耳杯
1.八卦营 M9：1；2. 八卦营 M55：5；3. 八卦营 M67：3；4. 八卦营 M82：8；5. 上孙家寨墓地出土陶壶 M158：12
走廊东部为沙井文化分布区，主要位于金昌、民勤乃至武威市辖区一带，年代下限可至西汉中期［24］。水泉子汉墓出土的夹砂陶鬲、单耳罐等来自沙井文化的影响。值得说明的是，水泉子发现一批彩绘陶，纹饰以变体回纹、三角纹等为主，带有甘青地区半山—马厂文化主体纹饰的构图特征［6］46（图9）。![]()
图9 水泉子汉墓及沙井文化出土陶器1.水泉子 M13∶2 陶鬲；2. 水泉子 M10∶4 单耳罐；3. 水泉子 M9∶4 双耳罐；4. 水泉子 M14∶5 无耳罐；5.永昌西岗沙井文化墓葬 M267：1 单耳罐
出土汉简资料显示，河西走廊地区自纳入到汉帝国统治秩序之后，是依照戍守—屯田—移民过程逐步推进的［25］。西汉政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先筑城设郡，再屯田移民、充实地方，然后设置新县”等特点。反映在墓葬材料中，黑水国汉墓因所在区域为汉张掖郡治所在，出于“隔绝羌胡”之由，汉政府将大批小月氏或羌人迁至张掖属国，这一区域遂成为了“汉文化特区”，主要安置屯戍移民及其后裔。木椁墓的始讫年代不仅较早，消亡年代亦最快，西汉晚期洞室墓已成为主流，葬制变化速率紧跟中原、关中地区；随葬品组合中汉式鼎、壶及灶等都有高比例的发现。相比较黑水国，水泉子、八卦营汉墓远离郡所，墓葬等级整体偏低，族群多为贫民。其中水泉子汉墓所在区域为张掖郡新置县——蕃和县，一直以来为张掖郡重要屯田区。其木椁墓整体出现年代偏晚，消亡时间已至东汉早期。汉化程度较之黑水国偏低，包含有少量匈奴文化及羌文化因素，体现出西汉河西县治特点。八卦营汉墓所在区域为汉张掖属国，主要安置小月氏或羌人，体现在墓葬材料中羌文化因素高比例的发现。西汉政府也达到了“隔绝羌胡”之目的，在八卦营以外周边汉墓材料中，尚未发现“黄陶腹耳壶”此类遗存。通过对黑水国、水泉子及八卦营汉墓个案分析，对于深化理解西汉政府在以郡治为中心，继而向周边设县、属国的统治格局具有积极意义。按照“戍守—屯田—移民”西部开发战略总体布局，在戍（田）卒垦得土地之后，政府方组织大规模移民。《汉书·武帝纪》中明确记载“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26］。至元始二年河西四郡人口已达二十四万。最新考古资料通过对黑水国汉墓人骨DNA检测数据得知，其父系皆来自黄河流域，母系是为当地土著［27］，证实了河西戍边移民的事实。河西移民主体为戍卒、贫民及罪犯。其中戍卒来源复杂，据何双全先生考证，来自全国25个郡、140余县、350个乡村［28］。贫民来源相对集中，多因黄河水患而迁徙至此。《史记·河渠书》记录武帝元狩四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29］。《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建始四年秋，河决东郡金隄［30］。居延“河平元年”汉简载有“……遣广至司空啬夫尹猛，收流民东海、泰山，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31］。西汉水患主要发生在黄河下游，受灾地区以山东、河北为主。《汉书·地理志》笼统称之为“关东贫民”［32］。至于罪犯，多为官宦之族，见于文献基本都来自长安或三辅。族源见于山东亦有零星记载，诸如《汉书》所载哀帝时徙敦煌之薛况，即为东海郯人［33］。另据学者考证，诸如清河张氏、巨鹿索氏、济北氾氏，亳州谯县曹氏、广平宋氏等郡望源自山东及其临近地区［34］。从考古材料来看，西汉中期以来，中原、关中等地区盛行小砖券墓或洞室墓。中原地区代表性墓葬材料如洛阳烧沟汉墓［35］，在西汉晚期墓葬形制为平顶长单室、弧顶无甬道单室、单穹隆顶双室。至新莽及其稍后阶段演变为弧顶单室、单穹隆顶双室。关中地区代表性墓葬材料诸如《长安汉墓》在宣帝后段至元帝时期墓葬形制表现出单室墓，砖室墓增多，新出子母砖券顶［36］。西汉晚期墓葬形制特点同上，墓室流行前端一排或两排条砖砌券顶。《白鹿原汉墓》昭、宣时期墓葬形制发现无甬道单室土洞墓、少量有甬道土洞、无甬道磗室、竖井墓道土洞［37］。元帝—平帝时期为无甬道单室土洞墓、有甬道单室砖墓。这一时期山东、苏北等地区却发现大量砖椁墓、木椁墓。如鲁北地区从西汉早期开始流行砖椁墓，西汉中期出现大型砖椁、木椁墓；鲁中南地区西汉中期开始与石椁墓一起流行砖椁墓，一直到东汉晚期之前；胶东地区从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砖椁木椁墓，并成为中型墓的主要形式［38］；暗合两区域之间存在相关联系。进一步来说，作为山东地区独有特征之一，木椁墓多设有二层台现象，这在黑水国、白土良汉墓中有少量发现；水泉子、八卦营及白土良汉墓陶器基本组合为罐和壶，缺乏或少见这一时期一般汉墓常见的礼器组——鼎、钫、盒等，明器组——灶、仓、井、圈等，相反在鲁北地区找到以罐、壶常见陶器组合；壶又可分为敞口与盘口等类型，在鲁北地区汉墓中都能找到同类器。黑水国汉墓族群主要为屯戍移民，出土人骨DNA检测来自黄河流域，发掘者进一步通过对出土相关陶器比较，认为移民主要来自中原地区。不过，关中地区毗邻河西，亦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黑水国木椁墓发现的陶灶，不仅有洛阳地区流行的方形灶，亦有关中地区盛行的马蹄形灶。白土良、水泉子、八卦营汉墓族群主要为贫民，通过文献的梳理，考古资料的对比，其移民主要来自山东及其周边地区。河西走廊地区木椁墓始讫于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葬制发生了深刻变革。正如学者指出，传统椁墓追求密封和防腐性能难以满足当下价值诉求，随着儒家学说成为国家理论，反映在丧葬理念上即是对祖先祭祀的重视，椁内祭祀空间的重视和发展最终导致横穴式室墓的确立［39］。除此之外，河西地区土地资源相对贫瘠，内地移民多数又习惯于单一农业经济，他们定居边区以后多数人仍是开荒种地，所以在移民集中地区往往出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盐碱化，甚至导致沙漠的扩大。而作为土地重要守护者——林木资源，自西汉中期以来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徙民实边，加强边防，需要大量木材来构筑造城池、修建房屋、打制家具、写作公文、购置棺椁等，发现于敦煌悬泉遗址的《四时月令诏条》及窦融保据河西时发布的政令［32］192-199⑤，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西汉时期林木破坏的严重性。出于对林木资源的保护，木椁墓的迅速衰落及消亡也应与东汉政府的政策导向有关。① 河西地区西汉时期墓葬以武威董家台、武威磨嘴子、武威五坝山及酒泉东关汉墓为代表，学者对其墓葬的年代上限考订在西汉晚期至王莽前后，这是以往对河西汉墓年代认识的上限。② 上孙家寨洞室木椁墓见于第一期即昭宣时期，第二期即西汉晚期竖穴土坑木椁墓才出现.参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2—29页。③ 《礼记·檀弓上》曰“县棺而封”，“县”音玄，“封”即窆，下棺内圹中也。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④ 即将先前埋在异地的尸骨迁来，同后死者的尸骨一同下葬入殓，有学者将其称为“同时合葬”。⑤ 河西保据者窦融依据《月令诏条》相关政策，来严格执行，河西发现一些窦融时期简文资料。详见刘丽琴：《汉代河西林木探究》，《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67页。［1］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 甘肃古浪峡黑松驿董家台汉代木椁墓清理概况［J］. 文物参考资料，1955（7）：88-95.［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门市白土良汉晋墓2010年发掘报告［C］// 甘肃省基本建设考古报告集（一）.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78-146.［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张掖甘州黑水国汉代墓葬发掘报告［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9：111-755.［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民乐八卦营——汉代墓群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6-180.［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9（10）：52-61.［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2012年发掘简报［J］. 考古，2017（12）：39-54.［7］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4.［8］俞伟超. 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段性［C］//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7-119.［9］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上孙家寨汉晋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24-26.［10］张海云，张铁山. 秦人木椁墓浅论［J］. 考古与文物，2006（5）：76.［11］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塔尔坡秦墓［M］. 陕西：三秦出版社，1998：5-9.［1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南郊秦墓［M］. 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171-281.［13］（汉）班固. 汉书卷 68：霍光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948.［14］李如森. 汉代“外藏椁”的起源与演变［J］. 考古，1997（12）：62-63.［15］韩国河. 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J］. 考古，1999（10）：72.［16］葛剑雄. 西汉人口地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95-196.［17］（汉）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3161.［18］刘光华. 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J］. 兰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2）：55-60.［19］（汉）班固. 汉书：卷 61：张骞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691.［20］马健. 匈奴葬仪的考古学探索——兼论欧亚草原东部文化交流［M］. 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314-315.［21］何雨濛. 八卦营墓地研究［M］.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35.［22］陈国科，杨谊时. 河西走廊地区早期透闪石玉开采年代的考古学观察［J］. 敦煌研究，2021（5）：91.［23］张文立. 也谈卡约文化青铜器的分期问题［C］// 边疆考古研究：第 20 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231.［24］杨谊时. 河西走廊史前生业模式转变及影响因素研究［D］. 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50.［25］邵台新. 汉代河西四郡的拓展［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268.［26］（汉）班固. 汉书·武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89.［27］李辉，蒙海亮. 汉王朝河西走廊地区黑水国遗址人群的性别偏离的人口融合和生存策略的变更 ［J］. 基因研究前沿，2022（3）：11-12.［28］何双全. 汉代戍边士兵籍贯考述［J］. 西北史地，1989（2）：31-39.［29］（汉）司马迁. 史记：河渠书：卷 29［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409.［30］（汉）班固. 汉书·成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08.［31］胡平生，张德芳.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9，44.［32］（汉）班固. 汉书·武帝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33］（汉）班固. 汉书：薛宣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385.［34］姜伯勤. 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C］// 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375-378.［35］洛阳市考古发掘队. 洛阳烧沟汉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8-93.［3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长安汉墓［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824，829.［3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白鹿原汉墓［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38］刘剑. 山东地区汉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D］.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73.［39］黄晓芬. 汉墓形制的变革——试析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室墓的演变过程［J］. 考古与文物，1996（1）：67.
作者：王永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洪连（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免责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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