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氏家族可谓“忠谏世家”，在楚国绵延上百年，四辈人辅佐六朝楚君，因直谏而兴，也因直谏而亡。无情的历史，给后世留下了沉重的话题，也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思考。
在对伍子胥及其伍氏家族的悲剧命运进行梳理时，笔者发现，十分可悲的是，他们竟先后与两个小人和大奸相伴而行，前者是费无极，后者是伯嚭。
而酿成历史灾祸的始作俑者，就是《左传》称之为“费无极”而《史记》记之为“费无忌”，但怎么听起来都像“废物（垃）圾”的那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小人。也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做起坏事来无所顾忌。楚国左司马沈尹戌对其评价是：“夫无极，楚之谗人也，民莫不知。”（《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从《左传·昭公十九年》所载楚平王“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来看，三代仕楚的伍奢其时颇受信任。由于他的助手、担任太子建“少师”的费无极因不受太子宠信而生出的变故，而出馊点子使楚平王将儿媳纳为己用。于是，伍奢由于和太子建的那层师生关系，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权力加美女的漩涡之中。
从导演楚平王“父纳子妻”荒唐剧开始，小人费无忌的谗言，不仅使太子建丧失了储君之位，也让伍氏家族蒙冤受难。伍奢因舍命进谏楚平王“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而换来的是自己与长子伍尚的被杀。李白在《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并序》中这样描述：“当楚平王时，平王虐忠助谗，苛虐厥政。芟于尚，斩于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只有伍奢的次子伍子胥一人衔着血海深仇夺命亡奔吴国。
卑鄙小人费无极对太子建和伍奢的攻讦，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翦除政敌的一种卑劣而又有效的手段，也给楚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当楚国一下子陷于邻国攻伐而不得不长年以铁血为生的时候，楚国人民当然记得，国内这场弥天大火的最初点燃者，就是小人费无忌。当他又故伎重演挑拨是非时，是令尹子常愤而杀之，并“尽灭其族，以说于国”。“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就是有史以来的天经地义。
与伍子胥一样，同为楚人的伯嚭也是“官N代”，其遭遇比伍子胥更为惨烈，其祖父和父亲都被冤杀，并株连全族，只有伯嚭侥幸逃脱。可逃往哪里去呢？伯嚭听说老乡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便连夜从楚国出亡奔吴。伍子胥举荐自己完全不了解的这个小老乡当上了吴国大夫，因此他又多了一个“伯乐”的头衔，而这也为他后来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祸根，成了典型的“东郭先生和狼”的翻版。
对于伍子胥为什么这么信任伯嚭，“铁哥们”被离趁闲暇之时曾问过他，伍子胥的回答是：“子不闻《河上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的这个记载，成了成语“同病相怜”的出处，比喻有同样不幸的遭遇者相互同情。伍子胥与伯嚭虽无私交，但楚平王和费无极这两个人共同的仇人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捆绑在了一起。“同是天下沦落人”，这时的伍子胥可能太多地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因而惺惺相惜。其引狼入室的结果是，“老乡对老乡，背后来一枪”。
而作为奸臣形象的伯嚭鼻子上的白粉，是在他后半生渐渐涂上去的，在当初他可不是这种人。《越绝书·外传纪策考》云：“嚭为人览闻辩见，目达耳通，诸事无所不知”，成语“览闻辩见”谓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就来源如此。在伐楚之战中，他是伍子胥的副手，“有大功。还，吴王以嚭为太宰，位高权盛，专邦之枋。”在夫差执政时，伯嚭大权独揽，可他的才华却没有用在正道上，而成了一个道地的政客。
《史记·伍子胥列传》和《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一字不差地用了这样的话语来表述：“嚭喜受越之赂，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王信用嚭之计。”其所认定的是，伯嚭是在接受了越国的贿赂之后，便成了越国的“代言人”，吴王夫差竟然就听信而采用了他的计策；与此背道而驰的是，伍子胥的话便当成了耳边风。
伍子胥曾当作夫差和伯嚭的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伯嚭的目的所在：“太宰嚭面谀以求亲，乘吾君王，币帛以求，威诸侯以成富焉。”（《越绝书·请籴内传》）他指出，伯嚭当面奉承国君，以求获得君王信任，还利用君王的影响，来谋取钱财，甚至借君王之势，威胁诸侯，聚敛致富。也就是说，伯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谗臣加贪官，一个品质低下的腐败分子。
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载，越国通过金钱和美女打通了伯嚭的关节，使他和伍子胥的关系进一步产生裂变，他便经常在夫差面前讲伍子胥的坏话。尤其是伯嚭将伍子胥托子于齐一事告诉吴王时，又添油加醋，故意把伍子胥与夫差的战略分歧说成权力之争，把心忧国事的伍子胥说成幸灾乐祸。他最后的那句“愿王早图之”更是被夫差听了进去，且表示深有同感：“吾亦疑之”。
而在此之前，在伯嚭喋喋不休的谗言的“熏陶”之下，夫差早已对伍子胥产生了怨恨之心。这次伯嚭又在老乡的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使得夫差对伍子胥更加咬牙切齿，从而使出了杀手锏，令他自裁。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的一个记载，对伯嚭责任的认定很说明问题。诛杀伍子胥后，“吴王中心悷然，悔杀子胥：‘岂非宰嚭之谗子胥？’而欲杀之。”夫差承认自己是因听信伯嚭谗言杀了伍子胥，心里感到很后悔，也很悲伤，想杀了伯嚭这个害人精。
《越绝书·外传纪策考》更是表达了夫差临终前迟到的悔恨：“夫差至死，悔不早诛。”吴王夫差到死方才醒悟，后悔没有早把伯嚭除掉。可是，这个世界已没有后悔药可吃，他只得咎由自取，蒙面到另外那个世界去向伍子胥忏悔了。
在司马迁的笔下，伯嚭都是被越王勾践所杀，其中以《史记·伍子胥列传》的记载最为详细。其“罪名”是，因为他“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勾践这时可能不好意思说性贿赂），私下亲近越国，替越国办事。到这时，对越国“有功”的伯嚭听到越国的最高领导人对自己这样“盖棺论定”，恐怕连喊冤都来不及了。
关于伯嚭的人生结局，史料记载不一，还有的说吴亡后他降越为臣。但不论是死是活，也不论为谁所杀，伯嚭都落了个千古骂名，经常“入选”中国古代十大奸臣榜。
“伯嚭”一词随着吴越争霸史实的口口相传，从春秋时期流传至今，最终凝固成了古吴越语的活化石。在苏州采访时，笔者发现，苏州人至今仍把“伯嚭”当成“爱说大话的人”的意思来使用，骂那些老是做坏事的人叫“坏伯嚭”，而且这句话常常是“侬（是）只坏伯嚭！”其中的量词是“只”而不是“个”，与狗是一个属性。
经历了亡国之痛的吴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作恶多端者的名字，世世代代地咒骂他，使他遗臭万年。这个词不仅在口头使用，还被载入书中，把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清顾恩瀚《竹素园丛谈》云：“吾乡骂人曰坏伯嚭，指吴太宰嚭也。”
对于伍氏家族的悲催命运，《越绝书·外传纪策考》评论说：“累世忠信，不遇其时。奢谏于楚，胥死于吴。”伍家历代都是忠信士，却生不逢时。伍奢在楚国直谏而亡，伍子胥也在吴国直谏而死，并引《诗·小雅·青蝇》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然而，祸福倚伏，在中国历史上使伍子胥显示出个性特点和人格精神的，恰恰是因为有了费无极和伯嚭这两个小人。多行不义的阴险小人费无极，终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伍子胥在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复仇绝唱，从而使得伍子胥在春秋历史上强烈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而忘恩负义的贪诈小人伯嚭，更使伍子胥成为享受历朝历代不断祭祀的忠烈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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