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英雄，连敌人也敬重！而且，意味深长的是，越人对主张给越国实行铁血政策的伍子胥的祭祀活动，比吴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古越民间祭祀的点点香火，既抚慰了伍子胥的不散冤魂，又抚慰了苍生百姓祈望平安的无助灵魂。这种超越仇恨的祭祀，在后世渐渐演变为吴越之间的文化认同。
在浙江杭州市吴山（原名伍山）的东侧，早在汉代就建有祭祀伍子胥的伍公庙。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载：“杭州吴山庙，即涛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涛毁岸，遣内侍白崇庆致祭，涛势骤息。”这里说的是1012年的事，江涛冲毁堤岸，北宋朝廷派人到伍公庙祭祀潮神伍子胥，这么一祭，果然江潮就骤然停息。
元末丞相脱脱等主持修撰的《宋史·马亮传》亦载，1016年，马亮任杭州知府时，江涛横溢，调兵筑堤未成，“亮褒诏，祷伍员祠下”。马亮接受皇帝诏令一焚香叩拜，第二天江潮果然就退却了，海边还显现出长达百里的沙滩，海塘工程便筑成了。清赵翼《陔余丛考》在引用这一史料后称：“是伍相之神，久而益显也。”
祭祀到底是真的灵验，还是人们出于敬畏之心，对伍子胥只敢说好，或者是只敢记好，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潮神是连封建朝廷也都承认了的。宋真宗“诏封神为英烈王”，祭文中曰：“惟王生禀英灵之气，殁为正直之神，忠孝兼备，垂芳百世。……显安澜静国之灵，福佑皇家，息沧海洪波之怒。”对刚封为“英烈王”的伍子胥的赞颂可谓不遗余力，敬畏之心昭如日月。
另据吴越王钱镠之孙、北宋钱俨《吴越备史·武肃王》载，唐昭宗在“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侯”之后的897年，钱镠又向唐昭宗请封伍子胥为吴安王，理由是：“前年安仁义以游兵［流动作战的小股部队］往，复祷之，一夕惊涛，沙路尽毁，至是感其灵贶［赐］，请而封之。”
“吴安王”伍子胥不仅在军事上展示神威，还在水利建设上大显神通。五代宋初孙光宪《北梦琐言》载，904年，王审知治闽时，致力发展海上交通，但有石礁挡住船道。“一夜，梦吴安王（即伍子胥也）许以开导，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刚祭拜完伍子胥，便刮起狂风，响起惊雷，只见海面上出现一种黄色的东西，足有一千多丈长，奋力冲击港口的礁石。三天后天晴，礁石也不见了，港口已经畅通。于是，闽王便赐名“甘棠港”。
伍子胥作为一个代表正义的力量在现实世界中被毁灭了，而在另一个世界却以另一种形式永存，由一个并非完美的人最终变成一个受人景仰和祭拜的神，“安澜护国，福被群黎”，甚至有求必应，这正是人们崇拜伍子胥的心态表现。
作为江海涛神的伍子胥，也是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张禹传》，载有东汉张禹擢太傅之前任扬州刺史时的一件事。新官上任，理当渡江巡行所属郡县，可中原的人都认为江中有伍子胥神很难成功渡江，官吏们坚决请求不能过去。他严厉地对劝阻的人说：“子胥如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审理冤案错案］，岂危我哉？”在张禹的潜意识中，除残去秽、主持公道的伍子胥也是会支持他而高抬贵手的。果不其然，伍子胥保佑，张禹“鼓楫而过”。成功过江后，他“亲录囚徒，多所明举。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怨德美恶，莫不自归焉”，赢得了清廉公正的口碑。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敬畏伍子胥，而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贤吏，伍子胥也是鼎力支持的。
清金友理在《太湖备考》中录有这样两件事：“往者巡抚大臣治舟师，习水战，大阅于胥口祠中，必祭告然后入。万历间，某巡抚不礼公，坐少顷，若有挞其背者，呕血，归［回家］竟死。一武弁［武官］守洞庭［在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失溲公墓旁，入舟狂叫，不逾时［不超过一个时辰］亦死。”不讲礼仪的巡抚大人，在伍子胥墓旁随地小便的士兵小卒，因其不礼、非礼，其结果都是莫名其妙地死去。其记载的真伪虽然无从印证，或者本来就是一种巧合，但吴人对伍子胥的崇敬而欲显其警示的目的却是非常明显的。
谈到伍子胥之死，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吴国太宰伯嚭。伍子胥曾当作夫差和伯噽的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当面奉承国君，以求得到信任，其目的是“币帛以求，威诸侯以成富焉”（《越绝书·请籴内传》）。也就是说，伯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谗臣加贪官，一个品质低下的腐败分子。如此说来，伍子胥就是一个不屈不饶的反腐斗士了。而他这个形象，也一直以来有其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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