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缸第892期
文/孙宇凡
编辑/刘文科、董雨昕
传统，是发明出来的。社会学的传统也一样。
我们的教材书上习惯这么写：
涂尔干如何当上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还有涂尔干学派，好像多么带飞了法国社会学。
米德如何传承给了布鲁默，如何开创了芝加哥学派/象征互动论。
马克思如何作为革命导师，引领时代的前进。
吉登斯是英国当代社会学大师大师，好像在世界有影响就在英国也有影响。
不过教科书往往喜欢用线性、进步叙事，结果一拉近历史，看到真实细节，就经常让你失望，才明白很多只不过是歌功颂德、大而化之。
最后，凡是大家，必被神化。什么书，最后都读成了哈利路亚。
当然，很多教材也是抄来抄去，最后才会以讹传讹。
我在今年暑期班精读大师作品时，每周都会给学生分享的一篇社会学思想名家的前沿研究论文，其中不乏学术八卦研究。
越八卦，才越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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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并没有带飞法国社会学
涂尔干去世后，法国1920-1940年代的社会学界发展得多少呢？
这本书很意思的，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法两国的社会学比较。
Rocquin, Baudry. 2019. British Sociologists and French “Sociologues” in the Interwar Years : The Battle for Society. Palgrave Macmillan.
1. 当时法国社会学教授只开了三个职位，分别在斯特拉斯堡、波尔多（涂尔干任教的那里）、巴黎大学。
2. 社会学教科书只出了11本。
3. 在这20年间，有1500人读了社会学专业，有60%集中在巴黎。
4. 我们知道涂尔干的外甥莫斯，十分出名，但在1931 年至 1940 年，他在法兰西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不是一个学位授予机构。
5. 法国直到1958年才有社会学本科的专业博士学位。在此之前，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增加了一种可能：可以获得“道德与社会学”证书。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6. 但是毫不疑问，在所有的学校讲授的课程，几乎完全是关于涂尔干社会学的。
7. 有些涂尔干学派的弟子很厉害，到了公职部门，变得很有影响力，推动接受了社会学。他有个学生叫Paul Lapie，推动了法国的200所高等师范学院的必修科目纳入“社会学”这门课。
我之前也写过很多关于涂尔干的研究，例如以下推送：
布鲁默：我其实好久不研究米德
Shalin, Dmitri N. 2015. “Making the Sociological Canon: The Battle Over George Herbert Mead’s Legac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6(3):313–40.
如果你想了解象征互动论开山人物米德思想在社会学史里的来龙去脉，这一篇文章是必读的。
我之前也分享很多关于象征互动论的研究，比如下面推送：
象征互动论最全书单：戈夫曼等所有学者都在这500页书单！一定要收藏！
象征互动论的当代研究五篇：戈夫曼是直男癌？米德不算芝加哥学派？经验应用书单？
作者Dmitri Shalin是位俄国人，还是冷战时1970年代在苏联拿的博士，不知道怎么就在冷战结束那一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个博士，留在了美国一所学校教书。他建立了实用主义社会学的研究中心，收集了很多史料和档案。我曾在公众号上发布过他收集的一份材料——戈夫曼当年的CV，以及戈夫曼当年课堂的教学大纲！这都是极为难得的史料。你会看到戈夫曼之所以对社会现象有深刻洞见，是因为他几乎不看当时的社会学研究了，而在看大量的动物行为学研究。
*Shalin教授
社会学家经常鄙视研究细小的社会行为，结果我们对人类行为理解的颗粒度，还不比研究猩猩，所以这么多年也只出了一个戈夫曼，还不知道人家就是从动物行为学的知识启发研究人类行为的通则。
这篇文章后半部分谈到了“象征互动主义”和“结构互动主义”——赫伯特·布鲁默 (Herbert Blumer) 的芝加哥学派和曼弗雷德·库恩 (Manfred Kuhn) 的爱荷华学派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关于如何争夺米德理论遗产，目前只有在乔纳森·特纳的《社会理论的结构》能看到了，爱荷华学派现在已经极少再被提及了。
正如我们在涂尔干那里也分享过，涂尔干《自杀论》要到1951年才有英译本，美国社会学量化/实证传统根本不是从涂尔干那里来的，所以不要以为XX是某派开山祖师，就以为他是一路影响下来。
我再来列这篇文章的几个要点吧。
1.《心灵、自我与社会》是速记稿、不是课堂讲义。这是很多读者容易搞混的。尤其依靠的是1928年课程的速记稿。
2. 该书副标题中“社会行为主义”是编辑加的，原始笔记和课堂记录都没有出现。不信的话，只要再看布鲁默自己怎么评论这件事就知道了。
布鲁默在晚年说：“我听过米德的许多讲座中，从未听过他使用这个词。我也从未在我作为他的研究助理、与他进行的多次讨论中听到过这个词。我不记得他在他的著作中使用过这个词，如果他使用它，那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
布鲁默的说法是非常非常可信的。为什么呢？他虽然是在Ellsworth Faris（芝大社会系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位教授，但现在也没人讨论了）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毕业），但他在读博时经常上米德的课，还担任米德的助教。甚至，他也在米德生病时，米德请他任代课老师教授他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米德去世后，这门课也是布鲁默接手，教了几十年，直到 1952 年搬到伯克利教书。
3. 但是，直到1950年代都没什么人谈米德！
Natanson在1956年就出版过专著研究米德，他当时就说这个学者在当时还不为人知。最明显的证据是由芝加哥学派的Park and Burgess出版的“绿色圣经”——《社会学科学导论》一书第一版（1921年）和第二版都没有提到米德。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如果看当时的结构功能派的帕森斯和默顿，也是这样。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 年）和《社会系统》（1951年）等经典著作完全省略了他的名字。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是最早评论过《心灵、自我和社会》，但他的专著也只在脚注提米德。
有一种可能是把米德贡献看作是杜威的延伸。米德毕竟生前没有专著，影响了他的接受和解读。很多人不知道，米尔斯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实用主义的杜威。他在1948年就出版过论文。
承认米德的贡献，但更承认是通过考虑约翰·杜威来理解米德。这一点，在美国实用主义和社会学史上，成为“公案”——到底是杜威影响米德，还是米德影响杜威？基本上，哲学家站在前者，社会学家站在后者。
4. 布鲁默直到1960年代才开始谈米德！
很多人把布鲁默看作象征互动论的开山人物，但其实是很偶然的。虽然他一直非常尊重米德，也在芝大带学生都读米德。但是很抱歉，他自己的实证工作是在集体行动、劳工谈判和公众舆论领域，其实直到1950 年代，布鲁默几乎没有发表论文谈论米德。
象征互动论这个词也只是1937年一份论文集邀请布鲁默写个社会心理学一章，他才引入这个概念，谈米德时非常简短。
5. 为什么米德会兴起？
大家不妨看看这个论文。很大程度上是到了1960年代。一方面国际上有了影响，来自欧陆。另一方面是布鲁默开始谈米德，形成了这一派。是这个学派发展起来，才让米德被接受。当然，当时社会学里马克思主义的衰落或发展不足促使反对结构功能主派的社会学家寻找替代文案，而米德就构成了一个可能性。例如Alvin Gouldner就非常强调了米德的重要性了。
马克思：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Musto, Marcello. 2019. “Marx’s Critique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o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the 1870s.” Pp. 21–40 in Karl Marx’s Life, Ideas, and Influences: ACritical Examination on the Bicentenary, Marx, Engels, and Marxisms, Springer.
在马克思晚年的1860/70年代，德国政府一直将马克思和德国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比如，有一份法国警方报告就声称在拉萨尔去世后，马克思是德国革命领袖。但实际上呢？
我前两天在暑假课上刚精读马克思论异化。一开场，我就要破除大家的迷思：马克思不止是坐”大师椅“上的思想家，更是革命家！第一国际章程就是他写的！经过几十年的内部斗争，马克思思想成为第一国际的主导思想了！所以，当时很多资产阶级政府认为马克思是革命领袖了。但确实，马克思后来主要在国际联合层次上活动，并不是直接参与所有国家的内部工人组织。
我之前也写过好些关于马克思的推送，分享给你：
我也摘录这篇文章的要点给你：
1. 德国和第一国际联系薄弱，马克思对德国工人组织的批评常常也无人理会，而此时的德国工组织已经一心想参与德国议会了。从组织建制上来讲，拉萨尔派及其德国工人组织一直对国际联合（马克思主要参与）缺乏热情。德国激进分子几乎无视第一国际的存在，害怕受到当局的迫害。确实，当时由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俾斯麦未果，导致了政府出台了迫害政策。
2. 1870年代，当马克思撰写《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他已经从上述这些政治与组织斗争中退下来，致力于新的理论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他对拉萨尔派的德国组织批判，以书信形式写作，而不是更多的政治表态与组织。
当时，马克思在收集俄罗斯统计数据，也在研究农学等重大学科。他也正在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资本论》（第二卷）封面
3. 回到第一国际，要追溯1864 年成立时：马克思虽然是创始人之一，但是该组织长期以来在法国为主，并且比利时和法语瑞士区工人也有很大力量，而德国工人组织在这里参与极少（在那里，拉萨尔领导为主）。
另外，分享这篇作者，是来自加拿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Marcello Musto。他是York大学教授，可以用五种语言写作，是马克思研究界绝对的中生代主力大将，超高产的！
吉登斯：只有那一代英国社会学家的爱
Halsey, A. H., W. G. Runciman, and BritishAcademy, eds. 2005. British Sociology Seen from without and Withi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British Academy.
分享这篇文章，是因为中文学界好像觉得吉登斯是世界级的英国社会学家，肯定在哪都有影响力。但至少在英国、在法国都影响有限。
牛津大学社会学Halsey教授这样分享：
法国怎么看英国社会学？
法国人不熟悉英国社会学，老一辈英国社会学几乎从未被翻译成法语，只能找到达伦多夫、霍加特、John Gholdthrope的书翻译过。
吉登斯呢？只有三本吉登斯的书被翻译成法语，是《社会的构成》《现代性的后果》《第三条道路》（注意这篇文章是2005年的）
最受欢迎、翻译最多的英国社会学家是谁呢？德国人Norbert Elias！
*《 A History of Sociologyin Britain 》封面
Halsey, A. H.还有一本书：
2004. A History of Sociologyin Britain: Scienc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他在2001年调查了英国社会学教授两个问题：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谁是您最重要的导师？
世界范围来说，20 世纪的哪些社会学家贡献最大？
每项可以提名三位，被提名五次的学者入围。
提名吉登斯作为最重要的导师（可能也有精神导师的意思），是6票，得票最高的，反而是如今知名度不高的Glass · David（13票）。
但有趣的是，这个研究是有世代分布的：对1945-1949年出生一代社会学家来说，有5位提名吉登斯，是那一代学者中最有影响力的。
那对于第2个问题，吉登斯是当代学者中第一名，在韦伯、涂尔干、帕森斯、默顿、戈夫曼之后。
这里还有专门分析了在Sociological Review, Britai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几本期刊上的引用情况，吉登斯也是在1980年代以来，逐渐占优，排在前列，这和前面的世代分布倒是挺一致。
所以现在的英国社会学家，早不是1940s那一代作为主力军了，也没人再理会吉登斯了。我的导师在2000年的博士论文有研究吉登斯，之后都快发不出来了，最后干脆就不投了。
不过，吉登斯的影响力转化为很多具体研究，尤其你会发现英国延续了以文化研究为特点的社会学，这也和吉登斯密不可分。比如，他推动了1990年代以来的”认同“研究，也在亲密关系领域推动了关于”自我认同“/”个体化“的研究。甚至，还有学者拿这套理论研究中国人谈恋爱找对象是不是不再考虑传统和经济的束缚！
所以，我在暑期班准备带大家精读他的关于强调个人能动性部分的理论选段，非常精华地总结他的思想。我之前也写过很多关于吉登斯的推送，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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