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教育] 周建新 | 培养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的实践逻辑、内涵要求与实现路径

当前，全国上下正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当今世界却变乱交织，云谲波诡，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呈现复杂变化，对信息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国际传播的场域、主体、内容、手段和受众等因此呈现出新特点、新趋势，影响着国际传播秩序的再造。

（一）国际传播的场域互动内外联动

伴随着全球数字平台的崛起，国际传播活动早已超越传统的理论和实践边界，不再拘泥于国内与国外、线上与线下、时间与空间，进入更加立体、复杂的“脱域”传播场域。一方面，信息“天涯共此时”在客观条件与“他者需求”中成为现实。跨国数字平台与生俱来的跨地理、跨种群、跨语言等属性为传播“无国界”带来更大可能。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全球秩序重构让全世界迫切需要在全球治理议题中清晰接收到中国声音、中国态度和中国智慧。另一方面，信息流“逆差困境”亟须破解。成规模的跨国数字平台掌控全球大部分传播资源，与部分国家自建平台并行运转、开启竞争。国外信息流入“无处不在”，国内信息流出却“荆棘载途”。可见，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无论是正面宣推还是舆论斗争，信息走出去与信息回流，抑或信息倒灌本身，都是同步的、实时的、互动的，这是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国内、国际传播场域深度互动的深刻现实。

（二）国际传播的主体身份官民交织

伴随信息革命的深入，尤其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的大范围普及，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国际传播的主力军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代表国家身份的主流媒体与代表民间的各类“自媒体”都在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各抒己见，纷纷发声，这为打破全球话语霸权提供了有利契机，但意见、态度、声量等的激烈对撞也让全球共识更加难求。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利用智能传播、信息计算等技术精细化控制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内容，以隐匿性和针对性的方式操控受众认知，更多政治议题披着经济、科技、文化等“外衣”大量出现，诱导全球受众形成“集体无意识”的媒介行为，或制造“信息茧房”，成为大国舆论博弈的工具。

（三）国际传播的信息内容真假难辨

当前的国际舆论场已经进入“眼见不再为实”的后真相时代，国际传播内容往往“戴着面具”登场，不易识别。很多信息传播活动不再遵从信息真实的基本价值伦理，文字杜撰、虚假叙事自不必说，再加上图片、音频、视频被深度伪造，更是会混淆视听，误导受众。与此同时，认知战、信息战、舆论战已成为关注度日隆的国际传播新战场、新打法，认知塑造作为一种媒介武器已经从战时应用扩展到日用而不觉的状态。这意味着“数字化驱动下的舆论制造”正在以假乱真地参与舆论场构建。可见，强化底线思维，切实守牢舆论阵地，精准识别潜在的、伪装的舆论风险，不仅要正面对抗信息舆论交锋，还要及时辨别、揭开隐秘幕后的虚假信息，避免误导舆论。

（四）国际传播的手段方式新旧交融

在智能技术突破语言、文化的壁垒之后，国际传播的手段方式变革有望在各传播层面颠覆原先的国际传播格局和生态。信息传播手段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新闻报道、官方信息源议程设置和智库研究报告等，信息传播渠道已不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报纸、广播、电视和通讯社。多样的信息传播渠道，不断涌现的新媒体传播介质，与已有的传播手段与方式相生相融，构成渠道丰富、手段多样、介质多元且交互融合的样态。与此同时，各国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也愈加激烈，已深入意识形态博弈、思想斗争、国际组织缠斗、地缘政治等深水区。在此情景下，新旧融合的传播手段既可引导正向的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推进器”，也可能加剧负面舆论，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共识形成的“分离器”。

（五）国际传播的受众群体圈层聚合

受众是国际传播链条的终端，也是检验传播效能的关键，还是解决信息传播在地化和个性化问题的核心。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变革和加速演进，突破了以往信息传播中不同国家、地域的语言壁垒，智能翻译、语音识别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多语种、多地域的人群可以实时、在地化传播，这有效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交往、融合创新、共生共荣。对于国际传播效能把控而言，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受众群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空间、文化、语言等标准划分，在全球信息村形成的情形下，针对甲区域的信息传播也可能引起乙区域甚至是丙区域受众的广泛兴趣，因此，受众圈层的形成日益回归到信息内容本身，而更少受传播过程和效果的局限。另一方面，生活在智能传播技术与手段的广泛应用和智能终端普及时代的年轻人，日益成为当前国际传播的受众主力军，“胸怀天下”的好奇感或者责任感都在驱使着“国际受众圈层”的形成，于是，不同国籍、不同区域、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的人都因话题本身的共鸣“走在了一起”，形成新的舆论场。可见，国际传播的目标受众群体不能再拘泥于传统的区域划分方式，需要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转变，例如“一国一策、一地一策、一群一策、一人一策”的个性化方向，促进国际传播实践的效果更细、更准、更广泛，更易让全球范围内的受众接收、理解并认同所传信息，产生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整体来看，国际传播场域中舆论斗争不断升级，国际传播的实践形势和生态构成复杂多变，对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提出了更为复杂多维的要求。从另外一个层面理解，作为国家战略急需人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植根国际传播实践变化，服务我国国际传播战略方向、目标的调整，增强人才培养的战略性、主动性、自主性，并进行前瞻布局。因此，国际传播教育亟须在深入探究国际传播实践规律的前提下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和素质要求。

“人才的差别，不仅仅在于专业知识和技能，更在于人才的素质”。关于新闻传播人才、国际传播人才、传媒人才的素质要求，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探索。李明德、刘娇杨认为，高素质传媒人才与跨界人才能协同激发全媒体建设活力；余清楚、郭迎春提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必须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郭允涛认为，高素质媒体人才聚集所带来的专业职业导向与内部、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可以帮助组织内部实现优化更新。有些研究成果虽未直接点出“高素质”这一名词，但都认为人才应当具备高阶的能力，如“厚基础、强专业、多语种、跨文化”的知识能力，跨文化中文传播能力及媒介素养能力等。可见，高素质被视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和重要内容，但对于“高素质”还没有完整清晰的界定：一是对素质的定义大多沿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其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品质，让素质成为抽象的、不可直接测量的“暗箱”式概念；二是没有深入剖析素质的层次结构；三是未能根据国际传播环境和目标在理论层面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与调整。因此，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反思并精准定位高质量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结构及其具体要求十分必要。

（一）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结构

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概念，从人才培养视角分析，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指的是能够聚焦新闻舆论工作需要，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具备高阶能力、拥有较高知识涵养的专业人才。首先，“国际传播”是概念语境和学科专业边界，既是人才培养的需求出发点，也是实践应用的落脚点。其次，“高素质”是核心，是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要求人才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有志有为、德才兼备。再次，“人才”有双重内涵，既是培养的主体，也是培养的目标和成效依据。综合来看，“高素质”是国际传播教育的突破口，何为“高素质”需要在更细致的层面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剖析。

就人才素质本身而言，国际传播人才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人才既有其普遍性特征，也应有其独特性，借鉴学者佟庆伟的“素质结构论”观点，笔者认为，并不能简单将人才的“高素质”等同于独立的心理品质或某几项显著能力特征，而应将其视为一种结构，即影响国际传播实践的核心素养、能力显现和知识涵养。其中，“核心素养”强调的是人才培养的方向，即“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它是人才能力施展和智慧迸发的总开关，故处于人才素质机构的中心层；“能力显现”是评价人才之所以为人才的显性标准，也是作用于实践、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它需要知识涵养的支撑并需要核心素养的正确引导，故处于人才素质结构的中间层；“知识涵养”是人才培养的土壤和养料，是人才能力发挥的基础，决定人才成长成才的速度和高度，故处于人才素质结构的最外层。结合前文所提国际传播实践需求，笔者提出“１＋３＋Ｎ”的国际传播人才的素质结构，即一项核心素养、三项高阶能力、多类专业知识，如图１所示。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教育环境，增强国家急需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自不例外，这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推演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总结共同生成的，是规范检验与实证归纳交织生成的”。要实现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的自主培养，既须遵循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又须符合国际传播教育的特殊规律；既须总结提炼中国经验，形成中国方案，又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既须立足国际传播实践和工作需要，又须着眼长远，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建设和知识体系建设上下功夫。

（一）扎根中国大地：深刻把握人才培养“三大属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教育的“三大属性”，不仅是建成教育强国的根与魂，也是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建设的行动指南。

１．旗帜鲜明突出政治属性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的根本问题，也是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在宏观层面，要坚持党对国际传播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才、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在中观层面，要以“两个结合”推动培养思路转变，深刻把握中国的整体性特质、当代中国实践的本质特色及发展规律，同时实现研究范式转变。在微观层面，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尤其上好“思政大课”，增强学生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

２．始终如一坚守人民属性

站稳人民立场，是提升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的基本要求。一方面，要引导国际传播人才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阐明人民群众现实需求的呈现方式和当代表达，讲述人民群众的创造故事、奋斗故事和美好生活故事。另一方面，要鼓励国际传播人才深入人民群众生活，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再者，这里的人民是一个宏观概念，即以己推人，胸怀观照人类社会的人文观念，通过在地化调查研究，深入领悟感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促进民间交往，实现民心相通。

３．提高站位彰显战略属性

要跳出教育、立足全局、着眼长远去认识、理解并践行国际传播教育，把服务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作为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的重要任务。其一，依据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来及时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校企合作中统筹整合国际传播各路大军的力量和资源，形成自主培养的合力。其二，要紧密结合数字技术革命，积极拥抱数字时代教育变革的新形势与新方法，通过技术赋能，重构数字时代国际传播教育体系。其三，要紧密结合教育新场景、新基建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国际传播理论创新、教育方式变革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二）立足现实需要：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体系需要以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为基础。一方面，现有知识体系存在“不够用、不好用、不能用”等问题，需要进行更新以满足教育实践需求。另一方面，现有知识体系大量依附于西方知识体系，亟须形成中国自主、原创的知识体系满足教育话语的需求。

１．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增强知识体系化

一方面，在梳理我国国际传播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提炼标识性概念，树立自觉自省意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结合中梳理国际传播知识体系自身诞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始终保持学科自信和自立，推动部分西方概念从“转译”到“本土”，发展出一系列能真正解释中国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学科自主性的命题、理论和范式。另一方面，构建“以马克思理论学科为地基，交叉学科为主体，重点学科为导向，冷门学科为支撑”的国际传播复合学科体系。以马克思理论学科为地基，即强化马克思主义对国际传播相关学科的指导作用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方法论的应用；以交叉学科为主体，即共商共建多学科多领域的深度合作，促进新思想新方法融合；以重点学科为导向，就是要关注学科成果的社会贡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以冷门绝学为支撑，就是要挖掘、凝练、融通中华优秀文化资源，注入更多中国智慧。

２．以理论创新为支撑推动有组织科研实施

“有组织科研突出的‘强组织性’具有打破学科壁垒、统筹资源配置、强化力量集成、形成创新合力、畅通转化链条的特征与优势”，让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从无序变为有序，从分散变为聚合，从无组织变为有组织，从学术导向变为需求导向。在有组织科研中推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要做到“五个有”：一是“有领导”，即始终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以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二是“有任务”，即以加快建设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为目标，推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走深走全走新，打造国际学术品牌等。三是“有团队”，即在国际传播交叉领域、新兴领域打造一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吸纳跨领域人才，组建科研人才梯队。四是“有保障”，即以各大教育机构、各类研究基地、智库平台、传媒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为依托提供服务平台保障，以学术期刊、学术论坛、学术组织为沟通链提供学术资源保障，以科学家精神、科研伦理、鼓励创新为科研环境提供学术生态保障。五是“有机制”，即完善涵括国际传播研究的成果评价、人才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等评价机制，构建以贡献、实效为主要标准的评价体系。

３．以话语体系创新为依托总结提炼中国经验

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话语体系是国际话语权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所在。一方面，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打破以往“各说各话”的局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实践中汲取养分，提炼出能够被国际学术界和世界人民所理解、所认同、所接受的人才自主培养理论，加强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另一方面，以全媒体建设创新话语方式。只有拓宽传播渠道终端、创新方法手段、发挥多主体融合的协同作用、丰富内容产品形态，尤其针对青少年开发创意视听产品，才能实现从战略高度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才能让我国国际传播人才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被世界“听得到、听得懂、愿意听”。

（三）回归人才自身：做到通才和专才相结合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应时刻将“人”置于核心地位，在顺应人才素质提升一般规律和国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１．培养问题意识“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找到了属于中国国际传播的真问题，就等于找到了中国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的基本方向。因此，应着重对问题发掘意识进行培养。其一，用实践思维发现现实问题。“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因此，国际传播人才要以主动姿态介入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直面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从学理层面进行归纳、梳理、总结，才能真正提出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面临的原创性、根本性问题。其二，用系统思维发现根本问题。引导国际传播人才结合传播目标地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和当下、物质和文明、发展和民生、国内和国际等多方因素，透过看似毫无联系的事物表象挖掘其背后的共同问题，培养其国际精准传播思维。其三，用创新思维发现未来问题。国际传播人才应在守正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和观点基础上，大胆假设小心论证，用创新思维发现潜在问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前进方向和道路。“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善将知识转化为探索未知的手段。”

２．提升专业能力

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国际传播实践。因此，以国际精准传播效果达成为目标，倒推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自主培养关键点，就必然强调国际传播人才的受众意识和平台思维这两种专业能力。一方面，引导人才在国际传播实践各环节时刻关注受众。培养他们以特定理论认知、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信念来感染和影响受众的能力。并利用用户画像进行分层传播，满足受众的差异化内容需求。探索国际传播内容的通俗化表达、形象化展示与大众化呈现，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思想、传递知识、传承文化。另一方面，自主培养活动在丰富多彩的实践平台中开展。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跨国数字平台集结了政治博弈、经济联动、文化交融等“议题”，成为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平台社会”由此形成并成为国际传播场域的底层架构。引导国际传播人才利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通过直播、评论区讨论等形式，丰富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３．融通中外知识

高素质国际传播人才的“知识体系需要由丰富的域外知识和他者经验”以及中华文明共同构成，这就要求国际传播人才不仅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类知识，还要在与国际知识体系的交锋、交流、交融中将“道理最大”和“真理越辩越明”的深层互鉴机制发挥到极致，贡献原创性智慧。一方面，在横向比较间加深知识互鉴。“知识天然是需要流动的”，国际传播人才是推动知识流动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将中国知识引入并丰富世界知识体系，总结二者的差异性和规律性，促使二者关系从借鉴转变为互鉴。另一方面，在纵向延伸中运用中国智慧，为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发展难题提供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全新选择，凸显中国的天下情怀和国际视野。

（四）掌握前沿科技：做数字航海时代的弄潮儿

“人类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大航海时代”。只有掌握前沿科技，才能掌稳国际传播教育的舵。探索数智技术与国际传播人才能力培养深度融合的师资建设、教材更新与场景建设是国际传播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尽管目前数智技术尚不能支撑大规模应用于国际传播教育场景，但数智化教育是未来全球教育发展的共识和转型方向，只有提前布局，抢占发展先机，才能在国际传播人才能力培养中实现跨越式发展。

１．提升教师队伍数智素养

一方面，利用数智技术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人是教育的主体，教师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人才自主培养、经验传递和知识创新的步伐。数智技术，尤其是元宇宙技术进入教育领域后，“师生关系将由面对面的互动关系变为虚拟数字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教师队伍建设应面向全学科、各领域、多层次的整体性，着重培养教师的信息处理能力、智能化教学资源配置能力、沉浸式教学能力、教学模式创新能力等。另一方面，壮大教师队伍体量。国际传播实践一线工作者，无论国内国际，都可以纳入为国际传播教师队伍的后备队伍，丰富教师队伍和教学资源。

２．增加教材体系数智含量

一方面，在教材体系中纳入基本的数智知识，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分析和理解数据的能力、运用数据进行决策的能力”，提升他们将复杂数据和技术转化为利于理解和传播形式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教材体系中纳入数智人文知识。学会如何与人工智能机器和谐共处共同进步是“人类智能与数据智能在交汇融合中走向相互成就”的数智时代对国际传播人才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国际传播教材中要增加对数字人文内容的侧重，引导国际传播人才知晓智能技术能做什么，更要凸显智能技术不能做什么，实现“数据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双向耦合”。

３．拓宽教学方式数智场景

一方面，拓宽教学空间。利用元宇宙技术打造沉浸式虚拟学习空间，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复刻真实国际传播活动场景，以全息投影、体感交互等增强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感与专注度。另一方面，延长教学时间。在前文剖析国际传播人才能力特征中提及，国际传播人才能力需要常学常练常更新。信息传输技术等可以破除现实与虚拟空间的时空壁垒，泛在学习和终身学习成为可能。数智技术与国际传播教学资源的深度融合开发或是未来国际传播教学方式革新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