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历史] 邓绍根丨学以致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短训模式的发展历程及其成效

摘要：近代中国新闻教育的主流是学习欧美的院系职业教育，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开创的新闻训练班模式未得到学界充分关注。本文研究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短期新闻训练班之肇始、发展、高潮和走向终结的实践历程，认为该模式是中共结合战时需求和国情党情自主探索新闻教育的集中体现，特征是政治改造为先，业务教育面向实际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相结合；自学为主，集体讨论和教师指导为辅；短时灵活，学员毕业即进入新闻岗位。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建立后，这种模式被专门化、系统化的高等新闻教育模式取代，但其红色基因是社会主义新闻教育发展的思想根基，也为解决当下新闻教育之困局提供了思考。

关键词：新闻训练班；新闻教育模式；延安大学

一、探索时期：共产国际的干部训练经验落地中国

二、开拓时期：新闻训练班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三、高潮时期：短期专训的系统化和向解放区推广

四、终结时期：短期训练班汇入社会主义新闻教育

五、结语

随着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职业教育思潮的兴起，自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肇始，院系模式主导了1949年前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在类型上表现为高等新闻教育和新闻职业教育，教育目标、办学理念和培养模式效仿美国，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有研究者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存在相当规模的新闻训练班，有别于前者的正规性和系统性，这种新闻教育模式表现为办学灵活，教学内容与中共中心工作和当下政策紧密结合;修习时间短，强调自主学习；面向有知识基础或工作经验的学员，结业后立即分配相关岗位。笔者根据多方资料整理了1921年至1955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机构的情况（详见文中统计表）发现这种短期训练班在中共新闻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1年建党后中共开启了新闻教育的探索，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办了，些包含宣传技巧培养的短期训练班;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训练班模式在实践中发展并形成规模化办学，不仅出现了以“新闻”为名的训练班，在转向正规化教育的尝试中明确了白身发展路径，还随着战局推进在解放区遍地开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培养了一批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专修班在过渡阶段发挥着培养新闻干部的作用，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建立后，新闻专修班走向历史的尘埃，但其育人精神和成功经验仍被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院校继承和发扬。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培养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的重要性。当下新闻教育面临着自身知识生产体系和话语表达体系尚未稳定、自洽以及媒介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具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和家国情怀的“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人才”，是新闻教育的紧迫任务。深入历史之幽微，探索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突破主流新闻教育模式的限制，发展特色的短期新闻训练班模式育人的实践历程，寻找其短期内即可成功形塑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兼备的新闻人才之经验，具有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必要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战争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各工作的重点，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1937年8月，毛泽东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明确了“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总方针，并提出当下教育发展的具体措施是：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新闻是党文化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在“战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走向了新发展。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党报委员和宣传委员会，强化了管理体系。报刊方面，除了继续出版《新中华报》，各群体组织先后创办报纸、杂志、画报如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刊物《团结》、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机关报《中国妇女》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机关报《中国文化》等。据学者统计，全面抗战时期仅延安就出版了30多种报刊。1942年经过中央领导的《解放日报》改版，党的机关报真正成为了传播党的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完全党报”，也从侧面说明新闻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地位更为重要。

从新闻工作队伍看，延安早期报人主要是跟随红军长征进入陕北的新闻工作者，如陆定一、任志斌、萧向荣、向伸华等，他们具备高超的政治素养和新闻素养，且久经考验，是该阶段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核心。但这批人数量极少，1938年初主要负责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宣传工作的博古曾嘱咐恽逸群办一所新闻学校，“为抗日队伍和抗日根据地培养一批新闻干部”。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首次给出了关于新闻人才培养的具体指示:(八)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应经常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应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党的建设与游击战争作为教育计划的中心内容。各级宣传部有准备教员教材的主要责任。(九)各县委以上的宣传部，应有一定数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人员，给予必需的教育与训练，及时派到下级党部去传达党委与宣传部关于宣传教育的方针方法，了解下级党部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了解当地敌党敌军与友党友军的宣传内容，并帮助下级党部组织各种流动训练班学习。苏区时期的训练班模式再次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其后《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了新闻教育的方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首先决定于宣传鼓动工作干部的培养。培养掌握马列主义而又富于实际工作经验的宣传干部，这是党的一个严重的和长期的任务”。此外，奔赴陕北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成为新闻队伍的后备军。任弼时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给出了具体统计:抗战后进入延安的青年人有4万余人(截至1943年底)，初中以上学历的占71%，高中以上的大学生有7600余人。这些人得到了中央重视，“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可见该阶段发展新闻教育既有必要性，也具备了充分的客观条件由此一批以“新闻”为名的训练班（见表1）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该时期中共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走向专业化，新闻不再仅作为一种技能培训附属于其他工作人员的训练之中，以“新闻”为名的教育机构开办起来。中国女子大学的新闻学选修课是抗战时期中共在解放区创办新闻教育的开端。1939年7月，为革命培养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成立，学校按文化程度将学生划入普通班、高级班、陕干班和特别班，其中高级班学员是通过考试的红军妇女领导和来自沦陷区高级女知识分子，她们要上普通班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共问题、社会发展史、三民主义、妇女运动和生理卫生等)和高级班特别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和党的建设），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政治报告，还可以选修外国语、新闻学速记技术会计和医药等职业技能课。学习模式上以自学为主，然后集体讨论，课余要参加生产劳动。据选修新闻的学员回忆，新闻课程教员是余光生，他是《解放日报》国际版的主编，后代杨松成为总编辑，是十分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上课之外，学生要到中央印刷厂实习学习排版和校对，到《解放日报》学习新闻稿撰写和外采。学校修习时间不定，一旦有革命需要学生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太行分会、《拂晓报》、新华社总社、《大众日报》等是新闻宣传机构办新闻教育的代表，其时间为1-2个月，训练内容、模式基本上和中国女子大学相同。

这一批短期训练班是中共在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中对新闻教育的发展，相较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该阶段的训练班以“新闻”为名，并多由新闻工作者、新闻机构主导，体现了新闻教育尝试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教育模式仍突出短期、快速，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但教学模式明显更为系统:先政治教育后业务教育，先学习理论后参与实践，自学为主，辅以集体讨论和教师的引导，其中已经蕴含了“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理念。

延安大学新闻班是新闻教育从短期训练走向正规化的一次探索。1941年9月延安大学正式成立，1943年3月起鲁艺和其他五校陆续并入延安大学。1944年5月，学校颁布《延安大学教育方针及暂行方案》，走向系统化人才培养道路。其授课内容和教育方法与中国女子大学基本相同，但业务课和技能课比例提高到70%，并将修业时间改为2年新闻课设于文学系下，要求学生从“新闻学”和“边区教育”中任选一种。学生只有先选修基础课具备一定能力后，才能选修要求更高的新闻课程。1946年9月，李敷仁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他是著名的新闻与教育工作者，有近18年的新闻工作经验，先后参与或主导《生华》、《老百姓》周报、《农村周刊》、《民众导报》等报刊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延安大学正式开设新闻班，并于12月16日在《解放日报》刊登招生消息，“本校设教育班、司法班行政班、财经班、高中部，并增设新闻班、外国文班。……（新闻班招生要求）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及具有二年以上新闻工作经验并有相当文化程度者。……（新闻班修业年限）一年半”。这是延安地区新闻教育走向正规化的表现。主要措施是：第一，李敷仁邀请范长江担任新闻班的首任班主任，并由陆定一、胡乔木等党内新闻专家参与研讨；教师队伍中理论课的教师为专职，业务课的讲师来自新闻实务部门，彼时著名的新闻工作者田方、今照、张思俊等都是兼职教师。第二，学习内容上，政治课为先，业务课比重调整为60%，包括通讯工作、采访、新闻写作法、怎样编报、广播编辑法、资料工作、新区如何办报等。此外，学生必须到新闻机构实习和参与宣传实践。第三，1948年7月，李敷仁主持《延安教育方案》，新闻正式成为文艺系的五大专业之一，不仅面向社会招考，课程设置也更系统。从招生情况看，延安大学新闻班的学生多是延安当地在职青年，一部分来自各根据地，还有少量是来自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者。第四，为教学需要，范长江与李敷仁讨论编写授课教材，范长江提出教材要“贯彻新观点”“力求有些系统”。在其主导下延安大学新闻班教师编写了《新闻工作浅议》《谈报纸通俗化》《报纸与群众关系》《怎样写新闻通讯》等著作或论述文章，详细讨论报纸的人民立场、作用等根本问题。此前新闻教育的主要教材译自欧美，或来自苏联，这些结合中共新闻实际情况编写的新闻教材是无产阶级新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解放战争时期，战争局势是影响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日报》为例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该社扩大队伍规模，从平山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参与工作，还建立了第二印刷厂，接办了两个造纸厂，总人数达到700人以上。1946年10月国民党进军张家口，报社不断迁移、再发展，人员也发生了极大分化。因此邓拓感慨：“前线要谁，后方就给谁，一切为了前线！”该阶段新闻事业承担巩固政权的重任，发展特点是以中共在延安的新闻教育经验为模板，根据战时具体情况，短时、灵活、大批量地培养新闻人才（具体情况见表2）。

中原大学新闻系的建立是一个突出代表，1948年5月豫西解放区正式成立，6月22日开封第一次解放后城市部分知识分子和学生奔赴解放区。7月10日学校筹备委员会成立，8月26日新闻系即成立。到了年末，新闻系的第一批毕业生已经正式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其筹备、培养学员和就业分配可谓神速研究其创办史可发现中原大学新闻系的模式基本沿袭延安时期的新闻训练班:主要教员未到前，新闻系和其他院系学生一起听中原局领导人的政治报告，学习党的理论路线，了解当下政治局势；院系正式成立后，教育内容以政治学习和中原局新闻宣传部门工作者教授的业务课为主，教育模式是“自主学习—集体讨论—教员指导”，并要求学员参与劳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改造思想不同的是，政治教育中十分强调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阐释，第一个政治报告——陈毅的《来解放区的学习与工作的问题》即对比了国民党教育和中共教育的不同，明确提出“解放区的教育目的是在培养和造就一批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以适应今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和将来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显示出解放战争阶段中共教育理念和模式更为成熟。同时，中原大学新闻系的人才培养与战局联系更为紧密，第一期学员在开封二次解放后即毕业就地工作；解放军在华中战局取得一定优势后，第二期学员即毕业南下参与华中地区新解放区的建设。

山东大学文艺系新闻学班、西满新闻干部学校、辽(安)东新闻学校、济南新闻学校等都有同样特点，这些训练班时间虽短但在形塑新闻人才方面作用突出。粟翼珊是新湖南报、新华分社新干班的学员，她完整保留了2个月的学习日记，从其经历中可见最初大部分学员都感觉“读报、评报都没有搞得好”，但经过两个月集中训练，结业前他们都已成为新的合格的新闻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的总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新闻教育方面的实践是，一方面接管和改造旧教育，一方面在调试解放区教育的基础上，探索发展社会主义新教育。前者主要表现为接管国民党领导下的新闻院系，如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广州国民大学新闻研究班、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等。中共在这些院校开设了马克思政治理论课程，在教授新闻业务的同时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以复旦大学为例，1951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新闻教育课程改革会议上，中宣部和新闻总署形成了关于复旦大学的课改方案：将复旦新闻系课程分为政治思想、文化知识、新闻业务，并强化新闻教育服务党和人民的教育目的。1952年到1955年全国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办学模式改造旧教育的集中体现，部分新闻院校停办，分散的新闻教育机构和资源得以集中，教学管理更加规范，形成了北方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为中心、南方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中心的新闻教育格局。

解放区的新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无产阶级新闻教育的基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内，新闻训练班仍然在新中国新闻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结合1951年中宣部新闻教育课程改革会议要求，一批以“学校”“学院”为名的新闻教育机构（详见表3）创办起来。

北京新闻学校和华东新闻学院是最具特色的两个新闻专科院校，前者起源于1948年9月新华社总社在西柏坡创办的新闻训练班，1949年3月新华总社随中共中央进人北京后创办了第二、三期新闻训练班，后一期学员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宣传报道。新闻总署成立后，新闻训练班改为北京新闻学校，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任校长，至1951年停办，共培养新闻人才500余人。华东新闻学院建设于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南下之际，由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担任院长，最初以讲习班的形式开展，后又办了专修课、研究班，共培养学员870多人。有学者认为这两所学校性质上是“全国性的、培养新闻干部的新型高等学校”，但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专修班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创办的以“学校”为名的新闻教育并未完全具有高等教育“专科或相当于专科以上的学校，实施高等教育给学生教高级的专门教育，培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才”之实。从华东新闻学院发展历程尤可窥见一斑，招生简章明确：学校宗旨为“在短时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观念，为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工作”，办学方针强调短、平、快，政治课仍然以听报告、上大课、学文件、分组讨论为主，业务课教材只有一些小册子，学生自学和讨论后再请教师答疑是学习模式，虽在教学制度教学模式和学生管理上显得更为成熟，但亦可见其并未完全走向高等教育，教育目的也未脱离战斗性的政治人才培养要求。

上述新闻学院虽未完全建立起社会主义新闻教育模式，但也要看到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闻教育经验的反思和改进，这为社会主义新闻教育的发展莫定了基础。1949年8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专门接见了胡乔木、邓拓和安岗三位同志，明确指出要研究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闻学。1950年北京新闻学校第二期开学时，范长江提出要改变训练班“所实行的实质上是政治认识与思想改造为主、业务为辅的教育方针”，采取“以理论与业务并重的教育方针”因为前者“很浪费”，学生进步迟缓，更为重要的是客观形势要求新闻干部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实际知识和较有修养的业务能力。所以北京新闻学校的课程设置包括政治课、文化课、业务课，业务课不再只是附属，而是真正成为和政治课并列的“正课”。1955年院系调整完成，新闻教育的发展方向更为明确：第一，新闻教育方向是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第三，全面发展和专业训练相结合的原则；第四，在注重政治理论课程和语言文学课程等基础课程的前提下，兼顾广泛知识的教育。同时，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建立适合中国形势的一个新闻教育”，在当时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胡乔木的指示下，在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支持下，安岗主持人大新闻系。在筹备过程中，人大新闻系继承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的红色基因，又着手调研了报社、通讯社等新闻部门的经验，确立了“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要突出新闻的重点的新闻多面手”的新闻教育目标和“强调基础、注重实践”的指导思想。

1955年4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次年学校正式面向全国范围招收三年制新闻单位、出版方向调干生和四年制非新闻单位在职干部本科生，1957年正式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学校课程包括政治必修课文化类必修和选修课，以及包括中国报刊史外国报刊史、新闻学概论、新闻摄影、报纸评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批判、新闻工作专题讲座与讨论的新闻业务课办学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还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丛书《中国报刊史讲义》《新闻采访讲义》等新闻学习和研究教材，创办了新闻与出版》《汉字拼音报》等系内报刊。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学生毕业前都要到各地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或出版社实习1958年安岗还创办了实习工厂来帮助同学熟悉新闻出版工作的全过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新闻教育机构，代表了社会主义新闻教育制度真正在中国确立起来，新闻短期训练班模式由此走向终结。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文化教育从本质上说服务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工作报告中的总结：“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怎么样的文化教育，首先要是服务于反帝、反封建这一总的政治任务的；其次是服务于大众的；再次要依据进步的科学的道理的。这就是适合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新闻短训模式诞生于该时代背景下，同时吸纳了中共根据地、边区政权和解放区文化建设的经验，在反思欧美科系实用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需要和实际情况，灵活地发展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即政治改造为先，业务教育面向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相结合：自学为主，集体讨论和教师指导为辅；短时灵活，学员毕业即进入新闻岗位。有学者这样评价这种教育模式：“在这种战时军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教育的目的主要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思想、勇于追求科学和真理的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这突出了中共在新闻教育中形塑政治宣传人才的一面，也应该看到这种模式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中共广泛采纳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是在地化的，即符合战时需求，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发展需求，符合农村政权建设需求。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人手，才能客观评价这种中共新闻教育短训模式的实际成效。

第一，在实践层面，培养了一批思想过关专业过硬的新闻人才。中共新闻短训模式形成和发展于实践需求，苏区时期缺乏稳定环境，新闻教育与军队宣传紧密结合；延安时期致力于抗战胜利，新闻教育将思想教育放置于专业教育之前，旨在战时环境中强化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同时强调自学、实习和劳动的结合，“从学中做”与“从做中学”灵活配合。虽不能通过短期训练加深学员对高深新闻理论的认识，但保证了新闻人才与抗战、政党政策和人民群众需求等实践问题的紧密结合。

第二，在制度层面，探索了战时环境下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前文已提到中国新闻教育源起英美新闻教育模式，但实用主义的职业训练、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阶段争取独立的现实目标存在差距，中国新闻教育必须回答“报业报人如何救国”这一根本问题。中共的新闻教育短训模式正面回答了新闻教育服务于抗战胜利这一根本目的，强调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并在专业教育中加强新闻技能服务于抗战胜利的目标引导，培养目标、教育模式、院校建设均突出了短时、高效的特点，深度瞄向战争时期灵活多变的需求。

第三，在历史层面，衍生了中国新闻教育独特的红色基因。新闻短训模式是中共学习和自主改造苏联干部培训经验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闻短训班在内容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为先，培养新闻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职业思想；注重思想立场改造，学生在集体学习、团体讨论和民主生活中形成革命的人生观；坚持党对于新闻教育的领导，认识到业务学习的本质是服务于无产阶级新闻业，而非狭隘的“出人头地”。

当下中国新闻教育面临着新的发展要求，正如《中国新闻教育年鉴》开篇序言中的倡导，“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媒介技术的急剧变革、传播生态的蝶变和整个社会大系统的转型，高等教育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既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也免不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克服转型带来的难题，怎样才能回应社会的紧迫需求，如何寻觅脱困的路径，凝聚学界共同体集体的力量，在考验着新闻传播教育界每位同仁。”本文对中共新闻短训班的探索阐明了中共新闻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和育人特色，将为该问题提供一些破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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