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关于刚刚被川普选定为川普竞选搭档的JD万斯，很多人也许都知道他写的《乡下人悲歌》，知道他出身于没落铁锈区的耶鲁高材生。却较少有人知道，他是托尔金的狂热书迷和天主教徒。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许多保守派世界观受到了托尔金的影响。”
在刚刚听说他是天主教徒时，笔者颇为吃惊，他非常符合我印象中白人新教徒的形象。除此之外，托尔金的作品对当今美国保守派的影响也令我印象深刻。
万斯将自己在彼得蒂尔资助下成立的基金命名为Narya，而彼得蒂尔本人也是托尔金的忠实读者，他创立了好几个以指环王中戒指或道具命名的投资公司，如Mithril Capital、Anduril Industrie，及帮助抓到本拉登的神秘ai决策公司Palantir（就是那个一睁开就是大眼的水晶球）；
《指环王》则位列当今首富马斯克推荐的7本书之一，他还大力吐槽贝索斯推出的美剧版指环王（很显然，另一个世界首富常客贝索斯也是托尔金迷，他亲自谈判以高价锁定后者部分著作的剧版改编权，并投资2.5亿美元使其成为史上最烧钱美剧）。最有意思的是，马斯克的一个女儿名为Exa Dark Sideræl Musk，其中的Sideræl来自精灵宝钻中最强大优雅的精灵女王Galadriel。
除了托尔金，wance也说：“非常喜欢C.S.刘易斯——真的很喜欢那个时代的英国作家。我认为他们非常有趣，部分原因是二战，他们面对非常大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上世纪的英国作家，对如今的美国保守派人物和运动，有着如此大的影响？
说到20世纪初的那些英国作家，除了我们做了多次“推销”的托尔金之外，大家更熟悉的，有教科书中提过的狄更斯，或许还有写下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或东方快车谋杀案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他们沿着小说无冕之王爱伦坡（爱伦坡在写作上的实力，无论怎么褒奖都不为过）开创的道路前进，让全世界都为推理痴狂。
除了他们之外，20世纪还有三个不可忽视的英国作家：托尔金、刘易斯，以及GK切斯特顿。
这三人有个共同点，都是天主教徒，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
其中，GK切斯特顿也许是最被忽略和鲜为人知的一位，但其重要程度也许丝毫不逊于前两位。切斯特顿最有名的作品是《布朗神父探案集》，其中都是中短篇探案小说，这本小说，能充分反映出切斯特顿强大的思维逻辑能力，以及对社会、人性以及宗教问题本质的深刻把握。
他先知性的看到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并对其一一做出针砭：
盲目的时髦主义（faddism）、猖獗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为新闻所审查（censorship by the press）（而不是对新闻的审查 as opposed to censorship of the press）、大政府和财团这对孪生之恶的崛起、家庭的衰落、艺术中美的丧失、对世界的惊奇实已消亡、生命的自由不复言及。
在他的书中，没有“奇迹”的容身之所，布朗神父这个憨憨的小老头，以长期办告解所积累的对人性的烛照洞察，以及不诉诸于超自然力量的理性和逻辑，破解一个又一个看起来奇思怪诞的案件，并也总能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捍卫天主教教义。
在我看来，他是非常少有的，能以如此方式如此准确的描述天主教教义精华的作者，每每让笔者自惭形秽，望尘莫及。他的睿智，也往往让我击节赞赏。
和爱伦坡一样，他也不仅仅将自己局限于推理小说，而是广有涉猎，其对狄更斯的评论更被认为是少见佳作。通过写作，切斯特顿完全展现了自己的幽默、敏捷、犀利、深刻和睿智，虽然在中国名声不显，但在英美两地都拥有很多拥趸，美国更有多个切斯特顿研究学会。此人的思想，也很难不影响到现今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
btw，如果想买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系列，切记要认准译林出版社的老版本，新版本译者对文化背景的理解之贫乏，出于某种原因对宗教因素的忽视，以及翻译文笔的差距，都让这一版本烂到根本读不下去。
托尔金刘易斯的“奇幻”，切斯特顿的“理性”，看起来大相径庭。但论其实质，都是作者在对教义和相关文化背景有了深厚积累后的“护教”作品。
至于其之所以能如此影响当今的美国保守主义，除了自身极为出色的文学性，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以下原因。
18-19世纪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事实上处于某种解构和祛魅运动之中。解构从中古以来的神圣性，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即使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内部，也不乏这一运动的同情者。新兴的历史神学，要求寻找历史上真实的耶稣，不少神学家更进一步，试图还原作为历史上作为“人”的耶稣，而彻底“剥夺”其神性。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兴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则进一步将哲学的“神圣性”（形而上学部分）给予“语言”，并发明了所谓“宗教现象学”。他们致力于解构天主教最强大的理论武器：源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阿奎那经院主义，并将“上帝”从哲学探索的领域中“删除”——这无法不让人想起尼采的那句名言：“上帝已死”。
佛洛依德，则将人类对宗教依赖对归类于某种心理需求，或者索性都归因于“性”。
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的“神圣”不再“神圣”，这自然导致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危机。对以前的西方人来说，身份认同很简单：聚集在教会里的基督徒。如今，大多数人不再是基督徒或不再去教堂，他们的身份认同，成了某国公民，或某个社会组织的成员。
“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相比宗教，现代国家只是刚刚出现的新生儿，她同样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神话，并让所有国民在新的神话中找到归属感。
越是建国艰难的国家，越需要新的神话。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过程，也是德国人不断从日耳曼神话中寻找自身根源，并打造出一个新的德意志神话的过程，尼伯龙根的指环就像托尔金书中遗失的指环一样，沉寂千年后重见天日，成了凝聚德意志人的神话史诗。纳粹则更进一步，提出了雅利安的人种优越论。我们很容易看到它们之间在时间、空间及逻辑上的连续关系。
在解构了原本的认同之后，新的认同将德国人带进了死胡同。
建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新认同，也很快在西方被“解构”。
有人在解构，就有人在重构。甚至解构者本身，往往就是重构之人。旧神话的埋葬者，恐怕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神话的大祭司。
人不仅仅需要一个国家或社会上的公民身份，还需要某种更有目的性的身份，既从属于该身份，获得了向某一目的努力的“权利”。marxism就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很诱人的新目的：为了阶级的平等而奋斗。他“解构”了基督教的“上帝救赎人类”，将其重构为“人救赎人”，试图建立一个“人间天堂”。marx的基本理念，其实并不新鲜，只是给了一些人某种虚假的希望，认为人类凭自己就能创造天堂，结果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地狱。而且，即便真有人间天堂，也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最多享受100年的人间天堂，然后呢？还不是堕入永恒的虚无之中。
相比新教的群龙无首，天主教有一个中央集权机构：罗马教廷。18-19世纪，教廷曾采取断然分割的方法，拒绝面对一切现代主义的“侵蚀”。传统主义的教宗庇护九世宣称教会和世俗社会不相容，庇护十世则要求神职人员在祝圣之前，先要朗读反现代主义（时代主义）誓词。他们显然都意识到了“解构”带来的破坏性。然而，西方社会的世俗化似乎不可逆转，抵制无济于事。
于是，良十三发布通谕Aeterni Patris，复兴托马斯主义，以此哲学逻辑工具作为护教手段。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则通过“重构”传统“拥抱”现代。
海德格尔要解构经院哲学，那么舍勒站出来“重构”了现象学中的“爱”，新托马斯主义及新自然法主义，则在马里旦等人手里为天主教找到了在现代主义面前的出路；他们越过被格劳秀斯“歪曲”的自然法，追溯自阿奎那乃至西塞罗的渊源：
“就人权而论，对一个哲学家关系最大的事情就是人权的理性基础问题……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有两种情况是国家所不能干涉的。第一，真理的世界（科学、智慧和诗歌）就其性质而言，属于一个高于政治共同体的领域。第二，内心的隐私和自由的行为、道德律的世界、信仰上帝的良知，这些本性上属于超自然的秩序。
道明会圣人博纳文图拉可上溯自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学说（用神秘主义概括其学说实在太过不准确，但笔者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更好的概括词）也重焕生机，成为天主教“现代性”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很难忽略被誉为“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学养的人”的神学家巴尔塔萨，以及前两年刚刚去世的杰出神学家教宗本笃十六世（约瑟·拉辛格）。
正当整个西方世界面临解构之际，天主教会因其“中央集权”和“守旧”，反而获得了“重构”的机会，得以“复兴托马斯黄金般的智慧”。
本文的三个主人公，托尔金、刘易斯及切斯特顿，也适逢其会。
而随着基督教传统的不断“被解构”，英美传统上基于白人新教徒的保守主义，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盟友”，一般情况下，天主教都和民主党有更多联系，肯尼迪是美国第一任天主教徒总统——此时美国已建国200年，200年才出了第一个天主教总统，可见天主教徒在美国社会中的整体地位。在著名的小说乱世佳人中，来自爱尔兰的主角父亲奥哈拉先生，名义上是天主教徒，只能和同为天主教的法国贵族后裔小姐结婚（显然是大大高攀了），在谈起奥兰治党人时，总有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就算谈起卫理公会或长老派时，也没多少好感。
天主教虽然曾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却其右派是现成且唾手可得的盟友。当然，如今美国天主教也并非全然和新教“结盟”，刚刚宣布不再连任的拜登，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在美耶稣会神父，积极接纳同性恋教徒并降福，目前的天主教教皇也相对偏左。但天主教中的保守派，会很容易和新教的保守主义传统结合，并形成一个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联盟。在本次共和党提名大会中，开场是天主教的祈祷仪式，甚至还加上了锡克教的祈祷，也引起了不小的非议。
在英国，也出现了圣公会信徒大量回归天主教的情况。
再退一步说，如果liberal可以找伊斯兰“结盟”，那新教找天主教“结盟”更顺理成章了。
托尔金、刘易斯、切斯特顿，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和学者之三，他们优秀的作品蕴含着强大的说服力，如果放在古罗马时期，很可能会像德尔图良那样，被冠以护教教父的名头。作为20世纪最雅俗共赏（不像一些大神学家那样太过晦涩难懂）的基督教学说传播者，他们为保守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这股力量既能鼓舞现有之人，也能吸引未来之人，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某种精神图腾。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保守主义运动的方向上，英国人再次为美国人“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