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 | 建阳本古籍用纸分析及修复保护浅谈

本文原载《天一阁文丛）（第2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此处文字非最终刊印稿，个别字句与印本略有不同，征引还请参考正式出版物。

摘 要：元明时期建阳刻本颇为珍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对其用纸的研究和保护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以上海博物馆馆藏建阳刻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相关古籍的修复研究及纸张检测，分析其用纸情况，评价修复效果，同时结合古籍破损调查与保护现状的研究，对馆藏建阳本古籍的保护方案提出了新的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上海博物馆 建阳刻本 修复用纸 监测分析 馆藏环境

建阳本古籍用纸分析及修复保护浅谈

李雪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古籍抢救保护是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的基础工作，是以期古籍长久保存的重中之重。元明时期刻本具有很高的文献资料与文物价值，故对此其抢救保护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上海博物馆藏元明时期珍贵建阳刻本，刻书用纸颇具特色，展现了福建造纸印书之情况。福建是中国古代刻书重地，福建本几遍天下，其中建阳以坊间刻书兴盛而闻名，祝穆《方舆胜览》载：“富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1]朱熹云：“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2] 可见，福建坊刻本在传统刻书业中的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建阳刻本古籍纸张检测、保存环境的研究，结合馆内古籍工作实际情况、古籍保护与修复现状及古籍库房建设要求，对馆藏古籍的保存环境与修复用纸等进行探讨，并对加强所藏古籍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考与展望。

一、馆藏元明建阳刻本及检测分析

本文通过对馆藏两部建阳刻本的调查，介绍其行款版式等基本情况及修复史，并通过无损检测方法，主要对原书与修复用纸的厚度、色度、帘纹宽度与纸张纤维进行检测分析，评价修复效果，并为后续修复保护提供参考数据。

（一）元建阳本《仪礼图》及简介

1.《仪礼图》十七卷、《旁通图》一卷，存卷一至卷六 （宋）杨复撰

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卷端钤“食旧/德斋”白文方印，并有墨笔书“曾藏宝应刘氏食旧德斋，诗生识”，钤“诗孙”[3]朱文方印，系宝应刘启瑞旧藏。

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黑口，双黑鱼尾，版心中镌卷数、叶数，版心下偶见刻工，间有文、朱。版框18.6 cm×11.7 cm，杨复序后有“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双行牌记。余志安勤有堂刻本可考现存八部，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博物馆藏本为全帙。馆藏本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该书有修复史，修复时间未详，修复前主要破损情况为书叶缺损、虫蛀、水渍，缺损严重的书叶有托裱，所有书页加有衬页，请见图1。目前部分书叶仍有大面积污渍（见图2），装帧则已改为线装。

2.《新刊列仙降凡徵应全编》二卷 （明）庄镗实辑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熊氏宏远堂刻本，目录页钤“吴兴周/越然藏/书之印”朱文方印，卷端钤“四明朱/氏敝帚/斋藏”[4]“海内/孤本”“仰周/所宝”“越然/过眼”朱文方印，“金华/申印”白文方印，卷二末页牌记下钤“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白文方印。

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版框上镌书名“列仙降凡传”，中镌卷数“一卷/二卷”，下镌页数，版框19.7cm×12.3 cm，卷二末有“万历乙未季夏月/熊氏宏远堂梓行”双行牌记。前署“温陵庄镗实校”，图双面连式，图绘简约，风格古朴，呈现出明代建阳坊刻本刊刻的流行趋势。书中有朱笔批点，书跟有题字。《中国古籍总目》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有收录，仅见上海博物馆有藏。

该书有修复史，修复时间未详，修复前主要破损情况为虫蛀、水渍、天头地脚有轻微絮化，已修复的虫蛀情况（见图3），水渍与絮化情况（见图4），修复后装为金镶玉，改为线装。

（二）馆藏建阳刻本检测分析

1. 厚度

使用大深喉千分数测厚仪，选取《仪礼图》（以下简称余氏刻本）与《新刊列仙降凡徵应全编》（以下简称熊氏刻本）原书与补纸各5点进行测量，并求取平均值。

表 1 原纸与补纸厚度值

通过表1厚度数据可以看出，余氏刻本原纸厚度差异较大，偶有特别厚的地方（如0.108 mm），这可能是由于纸张抄造不均造成的，所用补纸薄于原纸。熊氏刻本的原纸略薄，波动幅度较小，且补纸平均厚度仅仅略高于原纸0.02mm。与余氏刻本相比，熊氏刻本原纸与补纸厚度差异性更小。

2. 帘纹宽度

李清志在《古书版本鉴定研究》一书中提出元版现存建本居多，多用竹纸印刷，丝纹间距极阔，大多在3 cm上下。万历后，丝纹间距变窄，明嘉万以后到清代，大多在1.1 cm上下。[5]经过测量，余氏刻本纸张丝纹宽度约为2cm，熊氏刻本丝纹宽度约为1.2cm，但由于修复用纸面积较小，并有托裱的情况存在，很难对修复用纸的丝纹宽度进行测量。从数据可以看出明万历刻本用纸丝纹宽度较元刻本明显变窄。

3.色度

李清志对竹纸的颜色也有具体的描述，提出元代竹纸多呈深茶黄色，明万历以后，其纸色迄今变成茶黄，或暗褐黄。[6]虽有术语定义，但其并未进行相关检测，难定其标准。通过两部元明时期刻本纸张色度的测量可以对印书纸张的颜色有更为直观的认识，纸张色度[7]采用分光测色计[8]测定，选取原书与修复用纸各三点测量，但由于破损连接处补纸较宽，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双层，因此对视觉效果上双层部分也进行色度检测，表2、表3中L^*、a^*和b^*值均为正数，说明纸张亮度尚可，b^* 值更是能直观反映出纸张泛黄程度。

表 2 余氏刻本色度表

表 3 熊氏刻本色度表

通过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余氏刻本原纸亮度低于熊氏刻本，且纸色更深，余氏刻本可以描述为深茶黄色，熊氏刻本纸色较浅，可描述为茶黄色。但破损修复的连接处补纸形成的双层，造成b^* 值明显大于单层补纸，因此在视觉上与纸张色度上修复效果并不完美。

4.纤维检测

余氏刻本纸张较厚，纤维束多，质粗；熊氏刻本纸薄，纤维束略多，较为柔软。通过数码显微镜可以便捷的观察纸张的纤维形态与病害情况。数码显微镜设置倍率为500X，主要对其原纸、病害处及修复用纸的连接处进行检测拍照。

通过图5可以直观看出，纸张均有明显的竹类纤维特征，余氏刻本纸张较厚，纤维束多，质粗，污渍病害较为严重，污染部分的纤维严重变色并有结块现象、纤维间有少量黑色杂质，具体污渍情况还需进一步检测分析；熊氏刻本纸薄，较为柔软，污渍部分纸张纤维间多有黑色杂质分布，修复的连接处可以看出选用补纸的颜色均浅于原纸。

5.修复效果综合评价

通过破损调查与检测数据结果，可以对其修复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仪礼图》修复用纸的厚度与原纸差异较大，部分书页存在较大面积污染情况，疑似有火灼与污渍，但污渍具体类型还需进一步检测判断。此外书衣地脚处出现褪色，包脚处有明显的磨损。但该书目前尚未有装具，因此应该及早制作并加装函套，创造良好的保护微环境。

《新刊列仙降凡徵应全编》修复用纸的厚度与原纸较接近；破损连接处补纸留出较宽，在视觉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双层，颜色明显深于周边；部分托裱书页已经发硬，因此修复效果并不够完美。但由于并未有修复档案留存，因此未能知晓修复的具体时间与修复用纸的情况。由此也可见的，在当下修复工作中，建立、留存规范的修复档案对于古籍的长期保护必不可少。

通过对纸张厚度、色度与纤维的检测，直观反映元明时期建阳刻本用纸的相关特性与变化情况，同时对其修复纸张的检测对比可以评价其修复用纸的选择与修复效果，古籍纸张的检测已逐步成为不断提升古籍修复质量与科学性方面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

二、馆藏建阳刻本的保护方案

（一）保存环境

图 6 2021-2022年善本库房温湿度均值变化曲线图

图书馆内善本库房环境管理满足《GB/T 30227-2013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的相关要求，库房内配备了高精度温湿度计，并有集中完善的监测管理系统，可实现全年全时段监测。图6展示了2021年1月20日至2022年1月20日期间建阳刻本所在善本库房温湿度监测情况。由图6可知，善本库房温度最高值为22.6 ℃，最低值为20.4 ℃，浮动范围为2.2 ℃。相对湿度最高值为60.2%，最低值为52.1%，浮动范围为8.1%RH，库房环境总体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并且较为稳定。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设定善本库房相对湿度为55-60%，范围区间小于国家标准。根据前述保存建阳刻本的善本库房相对温度的监测数据，由于设备老化等原因偶有超过20℃，后期更应该加强设备的更新、及时监测反馈。

表4列出了国际及国内外相关库房温湿度标准。由该表可知，国际标准及英美标准的制定时间不但较我国晚，而且它们对于长期、永久保存文献的推荐湿度值范围低于我国标准。可以推测，尽管国际上已经意识到馆藏环境对纸质文献保存具有重要影响，但可能出于不同纸质的考虑，在环境条件设定上并不统一。易晓辉对永久保存文献的湿度进行过探讨，从纸张物理强度和化学反应活性两个纸张保存湿度的决定因素探讨国外推荐相对偏低的相对湿度环境的原因。还有研究指出，当湿度超过60%时，微生物活动的风险会增加[10]，而在相对湿度较低时脆性会增加，书库的季节性温度变化应在选定的参数范围内尽可能缓慢地进行调整，以稳定相对湿度。

对于善本库房来说，应做好系统及时更新、温湿度监测反馈体系、防霉防虫等工作，并制订风险预案。尤其在善本书库与民国文献库房的温湿度管理中，针对部分木素含量高、纸性较脆、酸度较高的纸张，库房保存环境是否应该动态调整设置更低的湿度要求，后期有待进一步探讨，更需要一定的科学依据作为支撑。

（二）修复用纸

针对建阳刻本的保护现状，预计在长期保存中仍会对其采取后续的修复工作，因此在保护方案的制定中要考虑到修复用纸的选择。选配合适的修复纸张是保证修复效果的关键因素，不同年代、地区刊刻的古籍在纸张的厚度、色度、强度及帘纹等性能上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根据古籍原纸的情况选配合适的修复用纸是做到“修旧如旧”的关键。

馆藏古籍纸张的差异性及修复用纸的产地、工艺及用途的多样性，决定了要不断加强馆内古籍修复纸库的建设，从而更好满足古籍修复工作的需要。目前馆内的纸库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通过馆藏古籍纸张的调查从而在修复中选配合适的修复用纸，不断丰富修复用纸的种类。了解福建手工纸的历史与目前适用于古籍修复的手工纸抄造生产情况，可为馆藏福建刻本等古籍修复保护提供保障。

福建造纸源远流长，自宋以降，福建一直都是我国重要的造纸产地。丰富的竹林和充足的水源都为福建造纸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天工开物·杀青》：“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11]《书林清话》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闽中造纸印书，宋时极盛。”[12]也说明福建地区自宋时开始造纸印书。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货属》：“延、建、邵、汀皆做纸，凡篁竹、麻竹、绵竹、赤枧竹，其竹穰皆厚，择其幼稚者制上等。”并述闽北地区所产建阳扣：“土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板书，皆用此纸。”[13]其提出自北宋以来，几乎所有的建阳刻本使用的都是竹纸。明代以来竹子成为主要的造纸原料，以浙江、江西、福建及相邻地区最兴盛，无论山岗与溪畔有广袤的竹林。[14]明嘉靖《建阳县志》：“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移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曰黄白纸，出崇政里。”[15]除闽北地区外，福建其他地方的竹纸在各地的县志中均有所记载，明清时期闽西造纸业位居全国。杨澜《临汀汇考》：“汀地货物，唯纸远行四方，各邑制造不同。长邑有官边、花笺、麦子、黄独等名。”[16]林存和《福建之纸》对福建手工纸的产纸种类、产区分布做了介绍，并对生料法、熟料法的造料次序加以说明[17]，直观展现了两种造纸之法的区别，主要在于漂白与蒸煮两个步骤。1946年《福建长汀造纸调查》中：“福建省在所辖六十余县中，产纸曾达四十六县之所，而现在有之产区亦达四十三县，占全省总县数三分之二以上。熟料纸以连城姑田镇所产为最佳，而生料纸则以长汀所产为最佳。”[18]目前仍有造纸作坊继承传统造纸技艺，福建手工纸在古籍修复用纸中也逐渐得到关注与重视。

福建手工纸中古籍修复应用较多的有连城连史纸、将乐西山纸、顺昌毛边纸、长汀玉扣纸等，研究较多的则是福建连城连史纸，苏俊杰《连史纸制作技艺保护研究》[19]一文考证了连史纸制作技艺并对其耐久性进行试验。笔者曾前往连城美玉堂进行实地调查，走访其传统造纸作坊，并对现代连史纸等手工纸进行检测分析，以2008年清仿连史纸与2016年连史纸测量数据为例，结果见表5：

表 5 连史纸厚度、紧度、pH值表

结果显示连史纸在厚度、紧度、酸碱度与纤维特性等方面均较好，能够满足相关古籍修复用纸的要求，因此可以成为购置馆藏古籍修复用纸的选择。针对馆内修复纸库的建设，要紧密结合古籍破损调查的情况，对馆内所藏古籍的破损情况和纸张类型进行完整记录，结合古籍保护修复工作的需求，在传统手触目验的方法上，结合使用科学检测法采购修复用纸，加强对修复纸张的酸碱度、色度、强度和纤维分析，可逐年购置福建等地区抄造的符合要求的修复用纸，为修复工作提供坚实的后盾。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两部建阳刻本的基本情况介绍与检测分析，展现了刻书用纸及修复用纸的情况，评价了修复效果。古籍用纸的检测为修复用纸的选择给予参照，也为后续购置修复用纸提供检测思路，服务于古籍修复纸库的建设，保存环境的研究也为古籍保护方案提供支撑。本文的研究与探讨给我们三点启示：（1）由于未有修复档案，建阳刻本的修复时间与修复方案未能溯源，在今后的修复中应建立修复档案实现修复方案与用纸的可溯源性；（2）无论是对于古籍纸张与修复用纸的检测，还是对于保存环境条件的设定，都需要科技的合理介入，提供科学支撑；（3）各馆藏单位可结合各自古籍事业目标及古籍修复与保护要求，适时更新馆藏环境管理与监控系统，在当前古籍保存与修复纸库建设等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致谢：本文在进行纸张色度检测时得到上海博物馆文保中心徐文娟老师的襄助，本文撰写时先后得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刘鹏老师与上海博物馆图书馆陈才老师的指导。在此致一并致以诚挚感谢。）

（作者通讯地址：上海博物馆）

注释

本刊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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