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非常美,非常荒凉

文化   2025-01-06 09:01   四川  

“非常美,非常荒凉。但是我怎么会在这个立体梦境中?我是怎样到那儿的?


万籁俱寂,一切都被月亮这面幻想的后视镜迷醉、征服。然而雪是真实的,当我弯身捧起一把雪的时候,六十年的岁月在我的手指间碎成了闪光的霜尘。”

——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01



生动地追忆往昔生活的残留片段似乎是我毕生怀着最大的热情来从事的一件事,而且我有理由相信,这一回顾能力几近病态的强烈是具有遗传特征的。

在树林里的某个地方,一座跨越棕色溪流的人行小桥边,父亲会虔诚地停下脚步,回忆在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七日,他的德国家庭教师在那儿为他网住的那只珍稀的蝴蝶。

三十年前的一幕会再度重现。他和他的兄弟们看见那思慕已久的蝴蝶停留在一块木头上,激动得不能自己,突然停了下来;它上下移动,仿佛在警觉地呼吸,四片樱红色的翅膀上各有一个孔雀尾羽上那种眼状斑。在紧张的沉寂中,他不敢自己下手,把网交给了正在摸索着找网的罗格先生,后者的眼睛一直紧盯着那只绝美的蝴蝶。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我的陈列柜里继承下了那个标本……

纳博科夫的手稿

在一九〇四年夏天我们和伊万·德·彼得森姑父家一起在亚得里亚海滨租住的别墅里(别墅的名字不是“海神”就是“太阳神”——我仍能在阿巴集亚的老照片里认出它那有雉堞的、奶白色的塔楼),我当时五岁,午饭后在自己的小床上出神,常常翻身俯卧在那里,小心翼翼地、充满爱意地、无望地、以在艺术上极为细致的方式,用食指在枕头上画一直通到我们维拉宅门前的马车道,右边的石台阶,左边的有雕刻图案装饰的长椅背,在忍冬树丛后伸出的两旁长着小栎树的小径,在车道泛红色的尘土中闪闪发亮的一只新脱落的马蹄铁,一件值得收藏的东西(比我过去在海滩上发现的那些生锈的东西要大得多也亮得多),而这种精细的程度是很难和构成这难以解释的对思念中“家”(从一九〇三年九月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的形象的那些少得可怜的岁月协调的。

对这个回忆的回忆是六十年以后的事了,但是远没有前者那样非同寻常。

有一次,在一九〇八或一九〇九年,卢卡舅舅在我们家偶然看到了几本法国儿童读物,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他发现了童年时代喜爱的一段,发出了狂喜的轻叹,这一段的开头是:“Sophie n'était pasjolie…”许多年以后,当我偶然在一个幼儿园里重新发现了那同样的“Bibliothèque Rose”丛书的时候,也发出了一模一样的轻叹,书里面讲的是在法国过得和我的家人在俄国过的那种理想化了的vie de château一样的男孩和女孩们的故事。现在看来,故事本身都是矫揉造作和庸俗的大杂烩;但是多愁善感、自鸣得意的娘家姓罗斯托普钦的德·塞居尔夫人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把她在早于我的童年整整一个世纪的俄国的童年生活的真实环境法国化了。我自己的情况是,当我再度读到索菲的烦恼时——她眉毛太稀又爱吃浓奶油——我不仅经历了舅舅经历过的同样的痛苦和欢乐,而且还得对付一个额外的负担——我关于他的回忆,在那些书的帮助下,重温他的童年。

我再度看见了我在维拉上课的房间,墙纸上的蓝色玫瑰,开着的窗子。皮沙发上方的椭圆形镜子里满是窗子反射出来的映像,舅舅正坐在沙发上贪婪地读着一本破旧的书。


渗透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一种安全、安乐和夏季的温暖的感觉。

那个鲜活的现实变成了今天的幽灵。镜子里满溢着光明;一只大黄蜂飞进了房间,撞在天花板上。一切都应该如此,什么都不会改变,永远也不会有人死去。


02


一九一六年的春天是我认为非常典型的圣彼得堡的春天,我回忆起这样一些具体的形象,如塔玛拉戴着一顶我没有见过的白色帽子,在观看一场争夺得十分激烈的校际足球赛的观众之中,那个星期日,最为光彩夺目的好运气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地防止对方得分;一只和我们的浪漫史完全同龄的黄绿蛱蝶,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的一条长椅背上,在太阳下晒着它碰伤了的黑色翅膀,翅膀的边缘因冬眠颜色变淡了;大教堂的钟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响在被风吹皱了的、涅瓦河放浪地摆脱了冰封的深蓝色水面上空……

街道上的熙熙攘攘使人陶醉于对树林和原野的渴望之中。塔玛拉和我尤其渴切地想回到我们常去的老地方,但是整个四月份,她的母亲不断在究竟再次租用那座小别墅,还是省点钱留在城里之间动摇。最后,在某种条件之下(塔玛拉以汉斯·安徒生的小美人鱼的坚忍接受了),租下了小别墅,一个壮丽的夏季立即笼罩了我们,她就在那里,我快乐的塔玛拉,踮着脚尖,试图把一根总状花序的枝条往下拉,好摘下它皱巴巴的果子,整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树木在她欢笑的眼球中旋转,由于她在太阳下所做的努力,在她举起的手臂下面,她的黄色天然柞蚕丝绸的连衣裙上出现了一片黑影。我们迷失在长满青苔的林中,沐浴于童话般幽深的小湾里,以花冠发誓永远相爱,她和所有的俄国小美人鱼一样,非常喜欢编织花冠。


初秋的时候,她搬到城里去找工作(这就是她母亲的条件),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根本没有见到过她,我全神贯注在自己认为一个高雅的littérateur应该寻求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经历上。

……不过,我确实是清晰得令人心碎地记得一九一七年夏天的某一个黄昏,经过一个冬天的难以理解的分离以后,我在一列郊区火车上偶然遇到了塔玛拉。在两站之间几分钟的时间里,在一节摇摆着发出刺耳的嘎嘎声的车厢的连接处的过道上,我们并排站着,我处于强烈的局促不安、感到极其后悔的状态下,她在吃一块巧克力糖,有条有理地咬下小小的硬块,谈论着她工作的单位。铁轨的一侧,在微带蓝色的沼泽的上空,泥炭燃烧时的黑烟和残留的已经失去了光芒的日落形成的一片巨大的琥珀色混合在一起。

我想,已经发表的记录可以证明,甚至就在那时,亚历山大·勃洛克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我看见的那泥炭烟,以及那残留的天空。在我生活中后来有一个时期,我可能会发现,这和我看塔玛拉的最后一眼是有关联的:她在梯级上转过头来看看我,然后下车,走进了一个充满茉莉花香和蟋蟀欢叫声的小站的黄昏之中;但是今天,没有任何在异国所做的旁注能够减弱这份痛苦的纯洁性。



03


我可以通过另一个人想象她刚刚下火车站在月台中间,我的精神使者徒劳地向她伸出了一只她看不见的胳膊。(“我在那儿,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comme la Comtesse Karenine。”她后来这样抱怨道,即使说得不十分正确,但是也很生动。)

候车室的门随着一阵严寒的夜晚特有的颤栗的呜咽声打开了;一团热空气冲出室外,浓得几乎和机车喷出的蒸汽一样;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扎哈接手了——这是一个穿着毛朝外的羊皮袄的高大结实的汉子,他塞在大红色腰带里的大手套伸到外面。

我听见雪在他的毡靴下被踩得嘎吱响,此时他正围着雪橇费劲地走来走去,忙着对付行李、叮当响的挽具,最后是他自己的鼻子,他用拇指和食指熟练地一拧一晃就使鼻子松快了。“Madmazelya”,她的帮手是这样称呼她的,怀着极度的疑虑小心翼翼地爬进雪橇,怕得要命地紧抓着他,生怕雪橇在她庞大的躯体坐稳之前就开动了。最后她终于嘟哝着安顿了下来,并把拳头塞进了不够大的长毛绒手筒里。在车夫湿叽叽的嘴唇发出咂的一声后,那两匹黑马佐伊卡和津卡绷紧后腿,倒动蹄子,再一绷腿,于是女士的躯体往后一仰,随着沉重的雪橇被猛地拉出了自己钢铁、毛皮和肉体的世界,进入一个没有摩擦力的介质,它轻轻掠过一条幽灵般的道路,看上去和路面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有一刻儿时间,由于车站广场尽头一盏孤灯的突然照射,一个严重夸大了的影子,同样拢着一个手筒,在雪橇旁全速行进,爬上了一道雪岗子后消失了,只剩下女士被她后来怀着敬畏和热情提到的“le steppe”所吞没。

在那里,在无尽的昏暗之中,远处村庄闪烁不定的灯光在她的眼里似乎是狼群的黄眼睛。她冷,她冻僵了,一直冻僵到“脑子的中心”——因为她如果不紧跟最乏味的格言,就会和最狂热的夸张一起翱翔。她不时回头,看看装着她的箱子和帽子盒的第二辆雪橇是不是跟在后面——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就像探险者描述过的极地海域中友好的船只的幻景一样。还有,不要让我漏掉了月亮——因为肯定会有一个月亮,一轮明净得难以想象的满月,和俄国酷烈的严冬十分般配。它出来了,驶离了一片斑驳的小云块,将它们染上了一层朦胧的光辉;而随着它逐渐升高,它给雪橇滑板留在路上的印痕涂上了光泽,路面上每一个闪光的雪团都因增大了的阴影而显得更为突出。

非常美,非常荒凉。

但是我怎么会在这个立体梦境中?我是怎样到那儿的?不知怎的,那两辆雪橇已经悄悄离去,留下了一个没有护照的间谍,穿着他的新英格兰雪靴和风雪大衣站在那条发蓝的白色道路上。我耳朵中的振动已经不再是雪橇远去的铃声,而只是我年迈的血流发出的嗡嗡声。

万籁俱寂,一切都被月亮这面幻想的后视镜迷醉、征服。然而雪是真实的,当我弯身捧起一把雪的时候,六十年的岁月在我的手指间碎成了闪光的霜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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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选自《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王家湘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04

图片选自Adso Pinerta、fotisimo、Yamiemi、浪漫东北作品
编辑 | 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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