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你读到的第一篇小说，来自契诃夫

文化 2025-01-29 09:05 云南

今天是大年初一，也是俄国作家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29 — 1904.7.15）的诞辰。本文为小说酒馆系列第156篇，原题为《关于爱情》。

一场平常的聚餐，一对令人不解的情侣，一个男人将自己经历的一段不伦之恋缓缓道来。

“从古到今，关于爱情，只证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就是‘这是极大的奥秘’，而其他的一切，不管是写下的或说过的爱情，都是无解的，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是那种不可解的问题。”

这篇推送很有可能是新年里你读到的第一篇小说，作者是契诃夫，也许是一个很好兆头。你喜欢这篇小说吗？欢迎留言与大家分享。

第二天，早餐有非常美味的馅饼、螯虾和羊肉饼；我们还在吃的时候，厨师尼卡诺尔走上来询问客人午餐想要吃什么。这个人中等身材，胖脸，小眼睛，刮过胡子，他的唇髭看起来不是刮的，而是拔的。

阿柳兴说漂亮的佩拉吉雅爱上了这个厨师。由于他是个酒鬼，脾气又冲，所以她不想嫁给他，但同意就这样凑合着。可他是个非常虔诚的人，宗教信仰不允许他这么同居下去；他要求她嫁给他，否则他就不想要她了，他在喝醉时骂她，甚至还打她。每当他喝醉的时候，她就跑到楼上躲起来痛哭，那时候阿柳兴和仆人便不会离开屋子，好在必要的时候保护她。

大家开始谈论关于爱情这件事。

“爱情是如何发生的，”阿柳兴说，“为什么佩拉吉雅不去爱其他哪个在心灵和外表上都更契合她的人，偏偏要爱上尼卡诺尔这个丑八怪（在这里我们全都叫他丑八怪），在恋爱中个人幸福的问题到底有多重要，这完全不得而知，这一切不管怎样说都行。从古到今，关于爱情，只证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就是‘这是极大的奥秘’，而其他的一切，不管是写下的或说过的爱情，都是无解的，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是那种不可解的问题。因此就算有一个似乎符合某种情况的解释，也不符合其他十种，就我看来，最好的方式——对每一种情况都分别加以解释，不要一概而论。就像医生说的，每种病情都应该分别处理。”

“完全正确。”布尔金同意。

“我们俄国的正派人士，特别偏好这种悬而未决的问题。通常人们会赋予爱情诗意，用玫瑰、夜莺来美化爱情，而我们俄国人却用这些致命的问题来美化爱情，而且还从中选一些最无趣的问题。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有一个生活伴侣，是个可爱的女士，每次我拥抱她的时候，她总在想我一个月会给她多少钱，还有现在一磅牛肉卖多少钱。我们男人也是，恋爱的时候总会不断给自己提出问题：这对还是不对呢？聪明还是愚蠢呢？这爱会有什么结果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样好或不好，我不知道，但这会碍事，让人不满意，惹人生气——这我倒清楚。”

看起来，他像是有事要说。生活孤单的人，心里总是有什么想要说的。城市里的单身汉会特意去澡堂、去餐厅，只为了说说话，偶尔跟澡堂伙计或跟餐厅侍者讲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乡下呢，他们通常会在客人面前吐露心事。现在从窗户望出去，看得见灰色的天空，以及被雨水淋湿了的树林，这样的天气无处可去，除了聊聊天、听听故事之外，就没别的事可做了。

“我在索菲诺住下来务农已经很久了，”阿柳兴开始说，“从我大学毕业那时候起。我受的教育，让我不习惯粗活而喜欢泡在书房里，但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家族领地已经负了一笔很大的债务，由于我父亲的负债有很大一部分花费在了我的教育上，所以我决定在没还清这些债务之前不离开这里，要留下来工作。我做了决定后就这么工作起来，我承认，多少有点厌恶。这里的土地产出不多，为了减少农业损失，就需要利用农奴或雇农来劳动，这几乎没什么两样，不然就是照农民的方式去经营农业，也就是说，自己和家人都要下田地工作。这里没有折中的办法。不过我那时候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细节。

我没给土地留下一点点喘息的空间，我从几个邻村把所有的壮丁和村妇都找过来，我这里的工作就热烈地展开了；我自己也去耕地、播种、割草，同时却又觉得烦闷，会嫌恶地皱眉头，像在乡下饿到去吃菜园里的小黄瓜的猫；我浑身发痛，连走路的时候都可以睡觉。起初我以为，我可以轻松地协调这种劳动生活和自身的文化习气；我那时以为，只要让自己依循生活中既有的表面规则就好。我搬到这里楼上的主卧住，然后就过起这样的生活，在用过早餐和午餐之后，让人给我送来咖啡和利口酒，晚上躺下睡觉前，阅读《欧洲通报》。但是有一回，来了一位我们的老兄，是神父伊凡，他一下子便喝光了我的利口酒；《欧洲通报》也被拿走给牧师的女儿们了。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在割草季节，我常常没来得及回到我的床铺，便倒在棚屋的雪橇里或是守林人的哨所里睡——这样哪还顾得上阅读呢？渐渐地，我便往楼下走动，开始在仆人的厨房里吃午餐，昔日阔绰的生活到现在只剩下一位服侍过我父亲的女仆，要开除她我可不忍心。

“在这里住的头几年，我就被选为荣誉调解法官。偶尔到城里参加代表大会和地方法院的审讯，这反倒让我能解解闷。要是你在这里住上两三个月不去别处，尤其在冬天，那你最后就会开始怀念黑色常礼服了。而在地方法院里会看到常礼服、官制服和燕尾服，身着这些衣服的都是律师和受过同样教育的法律人士，跟谁都可以聊几句。在雪橇里睡觉、在仆人厨房里吃东西习惯了之后，这时候能坐上扶手椅，穿干净的内衣、轻便的皮鞋，胸前挂着怀表链子——这真是太棒了！

“在城市里，大家亲切地接待我，我也乐意结交朋友。在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最重要的，说实在话，对我来说也最愉快的，就是结识卢冈诺维奇，他是地方法院的副庭长。

“你们俩都认识他，他是最可爱的一个人。我们的结识刚好是在著名的纵火案件之后，法院审理持续了两天，我们都疲惫不堪。卢冈诺维奇望着我说：

“‘一起到我家吃午饭吧，您看怎么样？’

“这令人意外，因为我跟卢冈诺维奇并不熟，只有公事上的往来，我一次也没去过他家。我匆匆回了旅馆房间，换好衣服就过去吃饭。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卢冈诺维奇的太太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那时候她还相当年轻，不过二十二岁，半年前刚生下第一个孩子。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很难确定，她身上到底有什么非同寻常的特点让我如此喜欢，但吃午餐的那时候，我却是十分清楚的；我见到了一位年轻、美丽、善良、知性又迷人的女性，是我从前不曾遇过的；我马上感觉到，在她身上有一股亲切、早已熟悉的特质，正是那张脸、那双和蔼又聪明的眼睛，早在我童年时就已经看过，就在那本放在我母亲斗柜上的纪念册里。

“在纵火案件里四个犹太人被判有罪，被认定是同伙，这在我看来是毫无根据的。吃饭的时候我非常担心，我感到沉重，已经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只记得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一直摇头，跟先生说：“‘德米特里，怎么会这样呢？’

“卢冈诺维奇是个好人，是那种会坚持己见的老实人，认为人一旦落入法庭，那么就表示有罪，谁要是对判决的正确性有所怀疑，一律得通过法律程序提出书面申请，绝不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和私人谈话中表达出来。

“‘我和您没有放火，’他温和地说，‘所以我们没有被审判，没有被抓进监牢。’

“夫妻两人一直努力要让我多吃点多喝点；从一些小事上，比如，他们俩会一起煮咖啡，或者他们话还没说完便彼此会意，我可以断定他们生活得和睦顺遂，而且很好客。吃过饭，他们俩四手联弹钢琴，之后天黑了，我就回自己的住处。这是在初春时分的事。后来我整个夏天都只待在索菲诺，我甚至无暇想到城市，但那位身材匀称、发色浅褐的女人却天天萦绕在我的回忆里；我没有去想她，仿佛是她那轻盈的身影印在了我的心底。

“秋末，城市里有一出慈善义演的戏。一走进省长的包厢（幕间休息时间我受邀过去），我看到——在省长夫人旁边的就是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又是同样令人无法抗拒的、耀眼的美丽印象，可爱温柔的双眼，又是同样亲切的感觉。

“我们比邻而坐，后来走去休息室。

“‘您变瘦了，’她说，‘您生病了吗？’

“‘对。我的肩膀受了点寒气，一到下雨天我就会睡得很糟。’

“‘您看起来没精神。春天您来吃饭的那时候，您显得年轻活泼许多。您那时朝气蓬勃，话很多，非常有趣，坦白说，我甚至有点迷上了您。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夏天这段时间常常想起您，今天我打算来剧院的时候，就觉得我会看到您。’

“她说着，笑了起来。

“‘但是您今天看起来没精神，’她又说了一次，‘这会让您显得老。’

“隔天我到卢冈诺维奇家吃早餐，他们吃完饭后便去自己的别墅，要安排在那里过冬的事，我也跟他们一块儿去。之后我又跟着他们回到城里，半夜我还待在他们那里喝茶，在宁静的家庭环境中，当壁炉点燃时，年轻的妈妈会时不时走过去看一看她的小女儿睡着了没。在这之后，每当我进城到这附近时，我一定会去卢冈诺维奇家。他们习惯了我去，我也习惯了去他们家。我常常不经通报就进去，像是他们自己家人一样。

“‘是谁？’从远处房间传来拖长的说话声，这声音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好。

“‘是帕维尔·康斯坦季内奇。’女仆还是保姆应答。

“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出来走到我面前，一脸的担忧，每次都会问：

“‘为什么您这么久没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的眼神，她那伸向我的优雅又高贵的手，她的居家服装、发型、说话声和脚步声，每次都在我心中引起同样的感觉——我感受到某种新鲜的、生命中非同寻常而且重要的意义。我们常常聊得很久，也会各想各的，沉默许久，不然就是她为我弹奏钢琴。要是他们不在家，我会留下来等，跟保姆讲讲话，跟小孩子玩耍，不然就是躺在书房的土耳其沙发上读报纸。当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回来后，我会去前厅迎接她，帮她拿所有采购回来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拿着这些东西都带着一种爱意，带着那种像小男孩似的得意欢欣。

“有句谚语说：‘女人没事做，猪崽买来忙。’卢冈诺维奇一家没什么事需要操心，他们就跟我交朋友。如果我很久没去城里，那就表示我生病了，或是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俩便会非常担心。他们担心的是，像我这么一个文化人，懂得几种语言，不去从事科学或文学工作，却住在乡下，像只踩着轮子转的松鼠似的，做很多事，但收入总是很少。他们觉得我在受苦，如果我说话、笑、吃饭，那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痛苦，甚至在欢乐时，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当我真的心情沉重时，他们会特别感同身受。比如说，有哪个债主逼得我很紧，或者钱不够付定期款子的时候，夫妻俩会在窗户旁低声细语，然后先生到我面前一脸认真地说：

“‘帕维尔·康斯坦季内奇，如果您现在需要用钱，我跟我太太请您别客气，跟我们拿吧。’

“他紧张得耳根都红了。事情经常这样，有一回，他仍是那副模样在窗户旁和妻子低声讨论完，然后走到我面前，耳根发红地说：

“‘我跟我太太恳请您接受我们这点礼物。’

“于是他就送我一些领扣、烟盒或灯，而我从乡村寄给他们打猎捕获的野禽、奶油和鲜花作为回报。顺便一提，他们两位都是有钱人。当初我常向人借钱，只要哪里有我就去借，不特别挑剔，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去跟卢冈诺维奇家借。可是何必谈这些呢！

“我不开心。在家里，在田地上，在棚屋里，我都想着她，我努力去了解这个年轻、美丽又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无趣的人，几乎是个老先生（他先生超过四十岁了），还跟他有了孩子；我还努力去了解这个无趣的人、好人、老实人的秘密，他老用那种死板的思维模式发表议论，在舞会或晚会上，他老跟在重要人士身边，却无精打采，显得多余，表情谦卑冷漠，仿佛他是被人带来这里卖的，但他还是相信，自己有权变得幸福，有权跟她生孩子。我努力想要去了解，为什么她遇见的偏偏是他而不是我，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非得发生这种可怕的错误。

“每次到城里，我都会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她是在等我；她自己也承认，从一大早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猜我要过来。我们久久地谈话，久久地沉默，但是我们没对彼此坦白我们的爱意，而是羞怯又嫉妒地隐藏这份爱。凡是会泄露我们秘密的事情，都令我们害怕。我爱得温柔又深刻，但是我反复思索，并问自己，如果我们无法抗拒爱情的话，我们的爱会有什么结果呢？我难以想象，我这份静静的、忧伤的爱情突然间莽撞地阻断了她丈夫、小孩和这屋里一切的幸福生活，而我在这里是多么受到爱护，又多么受到信任。这样做是否正确呢？她会想跟我走，但是要去哪里？我又能带她去哪里？如果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如说，要是我为祖国自由奋斗过，或者我是个知名的学者、演员、艺术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然也只是将她从这一个普通、平凡的环境中带到另一个同样普通或更加平凡的环境中去。而我们的幸福又能持续多久？如果我生病、死了，或如果只是我们彼此不再相爱，那时她要怎么办呢？

“而她，看起来也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她想到丈夫、孩子，还有她那视女婿如儿子的母亲。如果她顺从自己的感情，那么就得撒谎，不然就说实话，而以她的处境，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同样可怕又难堪。还有个问题让她苦恼：她的爱情能不能带给我幸福？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那沉重、充满各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复杂？她觉得，她对我来说已经不够年轻，也不够勤劳能干到足以开创新生活。她还经常跟丈夫谈到，说我应该娶一个聪明又相配的女孩当我的好主妇和好帮手——不过她又立刻补一句，说全城恐怕找不到这样的女孩。

“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有了两个孩子。每当我来到卢冈诺维奇家时，女仆和蔼地微笑，小孩大声喊着：‘帕维尔·康斯坦季内奇叔叔来了！’然后跳上前抱住我的脖子；大家都快乐。他们不明白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还以为我也很快乐。大家把我看成一个高尚的人。大人小孩都觉得，有一个高尚的人进出他们的屋子，这让他们看待我的时候更添了一股奇特魅力，仿佛在我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变得更清新、更美好了。我和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会一起去剧院看戏，每次都散步过去；我们坐在一起，肩碰肩，我默默地从她手中接过望远镜，那一刻我感觉到，她与我如此亲近，她是我的，我们无法失去彼此，但是，又会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误会，我们每次出剧院道别之后便像陌生人似的各走各的。城里已经有人对我们议论纷纷，天晓得在说什么，但他们所说的，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最近几年，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常常回娘家，不然就是去找姐姐；她心情恶劣，意识到自己对生活感到不满，觉得糟糕，这时候不管是丈夫或小孩她都不想见。她已经神经衰弱到去看医生了。

“我们沉默，始终沉默，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她会试着反常地激怒我；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同意，如果我争论，那她就一直反对我。当我失手掉了什么东西时，她就会冷冷地说：

“‘恭喜您啊。’

“如果跟她去剧院，我忘记带望远镜的话，事后她就会说：

“‘我就知道您会忘记。’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不会结束的事情，只是迟早罢了。离别的时刻来临，因为卢冈诺维奇被指派为西部某个省的法院庭长。家具、马匹和别墅都必须卖掉。我们一起前往他们的别墅，又在回程中频频张望，最后看花园和充满绿意的屋顶几眼，大家心情变得忧郁，我明白，这时候要道别的不只是别墅。事情已经定了，八月底我们先送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去克里米亚，医生吩咐她过去，卢冈诺维奇稍后会带孩子去西部的那个省。

“我们一大群人为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送行。当她跟丈夫、小孩道别后，月台要敲响第三声铃之前，我跑进车厢找她，拿着一个她差点忘记的篮子，帮她搬到行李架上；而且我也需要跟她道别。在车厢里，我们交会的目光给了我们两人心灵上的力量，我拥抱她，她的脸紧贴着我的胸膛，开始泪流满面；我亲吻她的脸、肩膀、被泪打湿的手臂——噢，我和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表白自己的爱，在内心的剧痛下我了解到，妨碍我们去相爱的一切是多么没必要，多么微不足道，又多么虚假。我了解到，当人恋爱时，必须从最高、最重要的角度——大过世俗意义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去思索这份爱，不然就根本不要去想。

“我最后一次亲吻她，握她的手，然后我们就分别了——永远。火车已经开动。我坐在隔壁的车厢——那时它是空的——我坐在那里哭到下一站。之后我就走路回到索菲诺的家……”

阿柳兴还在说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太阳出现。布尔金与伊凡·伊凡诺维奇走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花园，还有阳光闪烁在如镜子一般的水面上的美景。他们欣赏着，同时也怜惜这位有一双善良、聪慧的眼睛的人，他对他们坦诚诉说往事，他确实在这个广大的领地上，像只松鼠一样踩轮子打转，不去做科学工作或其他能够让他生活愉快点的事情；他们想到，当他在车厢里跟她道别，亲吻她的脸颊和肩膀时，那位年轻女士的神情该多么悲痛啊。他们两人都在城里见过她，布尔金甚至还认识她，觉得她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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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丨选自《关于爱情》，[俄]安东·契诃夫，丘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02-01

图片丨选自电视剧《南方与北方》《锦绣佳人》剧照

编辑丨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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