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吏治，从“说话”而始，这算得很有“针对性”了——江苏省的睢宁县，曾经召开“改革动员大会”，拿干部的“官话”开刀。于是报刊网络，一片叫好，痛斥官员的“套话”、“废话”，号召干部们都来学讲“人话”。
这当然是一大“改革”。然而我们的干部，是不是生下来就不会说“人话”？他们的“官话”，又是谁“教会”的呢——于是想起我的一位官员朋友来，此公当初素以“能言”著称，话语生动，民谣丰富，“人话”朗朗，老百姓不但“听得懂”，而且开怀大笑。然而这位官员，提拔起来，“入仕”那一天，“组织上”找他谈话，严肃指出的竟是“管好自己的嘴巴”，要“学会讲应该讲的话”。从此之后，此官“说话”，唯上是从、唯求“得体”、决不“出格”，竟博得“成熟起来了”的赞语。为了这个“成熟”，明明可以脱口而出的，也要人先写好讲稿。有一次没有讲稿，竟然拿了几张白纸站到台上，让人看了以为是照本宣读，于是有了“成熟”的“公认”。
我们的干部，从娘胎里出来，是会说“人话”的，然而一“提拔起来”，进入官场，“说话”往往就成了问题。官场有它的文化，更有它的规矩，话怎么说，路怎样走，都是件大事情。说话不同凡响，就是“出格”；演讲脱口而出，就是“轻率”；说句老百姓拍手的话，疑似“党性不强”；而如果一句“套话”、“废话”也不会说，那更是“不成熟”、“靠不住”的表现了。久而久之，原来会说“人话”的，功能退化了，原来不会讲“官话”的，也“成熟”了。说话问题成了官场之间、“上面”考察“下面”的重要项目，成了左右之间、“同僚”们互相遵守的“规则”和“共识”。
当然一个“说话”，于官场成了大“问题”，并非从今而始，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有悠悠文化堪作楷模———比如南朝的阮修，求官于太尉王夷甫。太尉出题，“老庄与圣教同异”？阮修从容而对：“将无同”。这样的模棱两可，这样的云遮雾罩，当然是参透了“说话”的禅机，透显出那么一份“成熟”，从而够了做官的格儿。于是“太尉善其言”，当场拍板“辟之为掾”。后来的官场，将《世说新语》的这个经典拿给子孙看，以阮修的“三字掾”来楷模官场里待人、接物、起公文、拟批示的“规矩”，算得很有道理。如若当时阮修一剖此心，直言褒贬起儒道之优劣来，哪怕是说了一句“人话”，我看太尉府上，是决没有他一碗饭吃的。因此沿袭至今，代价惨重叫做“付了学费”，节节败退唤作“屡北屡战”，坐失良机美曰“欲擒故纵”，扯皮叫做把关，拖拉叫做慎重，推诿叫做协调，停滞叫做稳定，下滑叫做换气，连送命都叫做“辩证法的胜利”。多少原来会说“人话”的官员，因为参透了“官话”，凭着“三字对”而升官辟掾，靠着“有分寸”而出类拔萃，圆圆熟熟地在那里跟老百姓玩着“将无同”的迷藏？谁说这“话”是无用的“废话”呢？
因为有王夷甫这类的太尉，才会有“将无同”的青云直上，更因为有官场里“成熟”的“规矩”，才会有“官话”的今日盛行，可见“说话问题”，仅仅拿官员“开刀”，恐怕是失之肤浅而又无济于“话”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