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灵魂而读书——与孙绍振老师漫谈阅读
孙绍振:从对人生的精神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高中时代读的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强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贵族,他认为贵族是要有负罪感的,要经常自我忏悔,来达到一种道德的自我完成。作为一名贵族,列夫托尔斯泰不仅主张把土地归还给农民,还要求反省自身有无不干净的思想和行为,如果有,就该悔改。当然,这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有关系。我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修身,吾日三省吾身。当时我们五十年代念的高中是共产主义教育,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是理性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则是文学性的。
孙绍振:我是研究文学,醉心于文学的,我还追求一种精神的审美境界。艺术、文学在我年轻的时候用强大的感染力塑造了我的灵魂,成为了我的核心价值观。一个人还是要守住良心和精神底线,与社会的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保持距离。对于我而言,第一是要保持精神的独立性。第二,我也不需要太多的荣誉。我把书本得到的精神作为标杆,用精神鼓舞自己。也许偶尔会被现实裹挟,但我会忏悔,尽量避免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情况。这种精神在俄国文学里非常显著,托尔斯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内心的深处,时时刻刻都有着精神的标杆。
孙绍振:人的一生很短暂,要如何度过一生,实现怎样的目的,你要想想。吃饭、穿衣,这是很容易实现的一个目的。当一个工程师或者老师,这也不难达到。但是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干净的人?这要自己努力,是要有上进心的。这种上进心不是仅仅去当一个著名学者之类的,而是要有精神上的追求。如果你做的事情都是黑暗的事情,那么老了回首往事的时候,生命没有幸福,是不舒服的。对文学作品来说,读一本书的动力是自我探索。我常常被作品感动,从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我从中学以来就是这样的。对于那些比较晦涩的学术书籍,这是源于你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读那些书,是要下功夫、要吃苦的。比如说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课堂缺乏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这些课程,我又不能等学校开,我就自己去读。我选择了一本经典著作——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起来非常困难。最初读的时候,我发现前面的序言就比后面的书还厚,终于进入正文以后,读了一点就很难读下去了,没办法只能反复读。我当时是想在思想方法、世界观上找到一个我有把握的东西,最后我终于读懂了,这也只是开始。 后来,我也没有放弃对哲学的钻研,因为总觉得自己思想方法不太对。后来我看到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逻辑,在《资本论》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高度水平。”于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刚刚做大学助教后开始读《资本论》,同时也读了一些研究《资本论》哲学和辩证法的书,有苏联人写的,也有中国人写的。我当时觉得读懂了,也没有写学术论文,可是打下了底子,思想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后来回忆,文革前、文革期间读的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包括黑格尔的《小逻辑》,是大有裨益的。当时看《小逻辑》也是看不懂的,买了一本解释黑格尔《小逻辑》的书,比原著还厚。我慢慢读,读了一个月以后,终于读懂了。我整个世界观、方法论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是大学毕业十八年后才开始写论文的,这些前期准备大概要好几年,等到文革后做学术研究,就较顺利地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的成果。
孙绍振:当时我想读研究生可是不让我读,也没有人要你读书,阅读纯粹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 当时运动来了之后,知识分子很苦闷,总想把思想问题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读书和现在很不一样,第一有充分的时间。他们老说我们有思想问题,就把我们打如“冷宫”,不给我们上课的权利。我们就用这个时间读了十几年的书。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可是当时很丢脸。我本来是讲现代文学史的,后来从课堂上面被赶下来,安排去给一个讲师改作文。这活最轻松,也最被人瞧不起了。读书可以让你忘记痛苦,暂时忘记外界对你的歧视、蔑视、打击,当时我就是熬过来的。后来,我和《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谈天,他是革命老干部,被打成右派以后想不通想自杀。后来有一个数学家告诉他,他逃避的方法是做数学难题。于是他就写革命历史当中的经历,写了《小兵张嘎》,在写的过程中忘记了痛苦。我和他很能沟通。他写作,我是读难的书,包括读英语。当时也不是为了考托福,也不是为了国外讲学。读这些东西,一个很幸福,一个可以忘记痛苦。八十年代全省考EPT(英语熟练考试)考取三个,文科就我一个。有了这个EPT就可以出国、讲学,但在当时都不是有意的。所谓“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就是这个道理。
孙绍振:我的老师,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是法国语言学院毕业的。他有四门外语可以自由切换,有十二门外语是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当时心中有一种新中国青年的自豪感——老师都那么厉害了,我们应该赶上他们。我一个暑假读了英文版《简爱》、《大卫·科波菲尔》,然后读了许多拜伦和雪莱的诗。我在自学俄语的时候,读诗歌,我可以用俄语把许多诗歌背下来。阅读面要宽。
孙绍振:大学的时候阅读面要宽一点,要通才一点。比如说我当时喜欢诗,我就抽出时间来写诗呀。我还喜欢绘画,就去看画展。 同时我也喜欢电影,我经常找机会和演员、导演聚会,听他们报告。我们应该广泛地去接触音乐、绘画、电影、戏剧,这些都很重要。以前我看完电影,先不看影评,自己先想想我要怎么写,然后再去看看别人怎么写,最后再考虑如何着手写评论。我们要经常锻炼自己。全面地培养自己,不一定要马上开花,不开花也不要紧。
孙绍振:这太过功利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在学校待了两年,还在教书,我突然发现绘画很重要,就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绘画史,西方绘画史、俄国绘画史、中国绘画史,而且会写绘画评论,会写雕塑、油画的评论。我家里有很多绘画的书,都是当时绘画评论获奖后送的。这些表面跟你的专业没关系,实则是有关。为什么你们的政治课上不好呢,因为根本就没去思考。如果我来上政治课的话,我会让你学会思考,让你独立思考,形成独特的思路,让你有真正的思考能力,这才是我们大学培养人的最高的目标。
孙绍振:研究必须是经典的。经典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总结,是一个最高水平的结晶。如果你研究水,你不能把全世界的水都拿来研究,你要研究纯粹的水。不管是眼泪还是大海里的水,不管你是阴沟里的还是喜马拉雅山的水,找到这个东西最典型最真实最纯粹的状态。所以说,阅读要使人自由。你这么多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你的思想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你就不会被任何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成的观念所束缚,你就有强大的原创力或者说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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