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赵汀阳×周濂:谈谈现代性:无根的反思 || 阅读视野与写作理性
对谈时间:2015年3月14日
对谈地点:中央民族大学
主讲人:赵汀阳、陈嘉映、周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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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陈嘉映对谈文字稿,由编辑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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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现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它有一个性质:这个时代开始了一个“人类对自己所处时代不断反思”的习惯。
关于“现代性”,有很多路径去接近这个概念,但不管哪一种路径都是片面的,因为“现代性”意味着我们整体生活的改变,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政治、经济、法律等的改变——与古代社会相比,它属于一个革命性的东西。所以,我也只能够非常片面地谈一点。
一般来说,关于现代性有三种叙事。
第一种叙事,是“肯定现代性运动自身”,我们一般称之为“进步论”。比如说,以前有个万恶的、黑暗的中世纪,后来有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然后再到了科技革命……人类不断地进步——朝着一个“全人类都能获得幸福”的远大目标——我认为这种叙事属于一种现代的“神话叙事”。
另外一种叙事叫做“批判理论”,即,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马虎地说,它起源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针对的是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问题、剥削问题等。这恰恰跟第一种(“进步论”)对立,它是一个反神话的叙事。
还有一种比较新的叙事,我概括为“历史发生论”。它对“为现代编神话”不感兴趣,对“拆神话”也不感兴趣,它关心的是现代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比如法国思想家德布雷,专门研究现代的各种媒介(工具),比如抽水马桶、火车、电话等,他相信媒介是展开生活的手段,我们光有一些观念、大概念、价值观是没用的。
我觉得这种“历史发生”的叙事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对事情做价值评价,只研究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很同情这种以“侦探”的方式去理解现代性,我以哲学的方式去做一些类似的研究,也许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分析”。
现代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由人类发明出来的,不管是各种工具还是制度,甚至价值观都是由人类发明出来的——这和古代传统社会“自然而然”发生的秩序不一样。
陈嘉映:汀阳讲的第三种叙事是“历史发生论”,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在这点上我跟汀阳的爱好一样。不过,我觉得直接把“进步论”、“批判论”、“历史发生论”这三种叙事并列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太行的。
“历史发生论”跟前两种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汀阳认为“历史发生论”是客观的、非意识形态的,有一条我也可以说:历史的眼光不仅是跟刚才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并列的,历史学家有点像是人文学科中的科学家,像黄仁宇、杨奎松等,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科学家、明理人的眼光——就像读书人的真理一样,(历史的眼光)永远属于一个精英阶层。
但,广大民众需要的永远是“进步论”、“批判论”(这类意识形态)。当然,它们也可以从历史学家那里汲取养料,如果它们想营造出一个大致还可信的意识形态图景的话。在这个意义上,广大民众永远不可能跟着历史学家走。
2.1 今后的时代,是另一个“大时代”
陈嘉映:我沿着汀阳所讲,挑其中我感兴趣的点做一些注解。
我们对谈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性”,这其中不太清楚的点在于,到底是有一种中国的现代性,还是说中国加入了现代性?比如我们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五个现代化”,这“现代化”指的是一种文明,你早来一步就早文明,他晚来一步就晚文明——同一个文明,有早有晚。
我觉得呢,我们不大有可能设想历史就是一个“模子”,谁早点进来,谁晚点进来。一种文化进入了现代性(如果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它一定会造就相当不同的现代性内容。
另外一方面,恰恰是由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它是一个全球体系——很难有一个民族可以跟别人无关地进行现代化。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始终有一种主导力量。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以欧美为主的西方世界主导着现代性的进程。
就“现代”这个词来看,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应该把自己叫做“现代人”,就像是在希腊时期,古希腊人说“我们是现代人”;文艺复兴时期,“我们是现代人”成了一个更广泛的说法。那么,“现代性问题”究竟是每一代人都会碰到的,还是当代就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时代?
多数人持后一种看法,我个人也是。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现代性”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呢?我认为,也许确实是有一个大的时代,把我们所说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这四个环节构成了一个总的时代。我们今后的时代不再是近代、现代,可能是另一个大时代、另开始的一个时代。
2.2 轴心时代反思vs现代反思
那么我们所处的现代的特点是什么呢?汀阳也说到了,现代性有一个特点是反思。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指的是古希腊、希伯来的圣经时代,以及中国的先秦等等,轴心时代的人有一些共同特点,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开始反思”。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传统的、缺乏反思的社会是前轴心时代的社会。
另外一方面,关于“现代反思”跟“轴心时代反思”的区别,大而化之地讲,轴心时代人们的反思大致上是一种“有根”的反思。就是说,它基本上是确信某一传统的反思,比如说,希罗多德(希腊人)写的历史里充满了植根于古希腊生活之中的反思;孔子也有很多反思,他的反思同样有一个传统、一种文化等作为依托——这种反思是有根的。
现代性的反思则无处不在,程度特别深——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反思到了我们对自己的传统都不再信任。
周濂 :赵老师前面提到“媒介”,这是我们知识传播、观念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比如,我早年为了等对方的回信,非常焦急,每天往邮局跑,不像现在,我们有Email、微信之类的(媒介)。
这就说到“时间”这个关于快与慢的观念了。尼采说“只有非时间性的东西才是可以被定义的”,而我们现代性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特征,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引入——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这就意味着,那种非时间性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看来只是古典的遗迹,它不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当中所能遭遇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面临一个极大的尴尬:现代人不断地试图下定义,而这个“不断试图下定义”的行为本身,其实就告诉我们“一切东西都是无法下定义的”,无论是抽象的国家、权力、人民,还是我们具体的生活。这就迫使我们要不断地做自我辩护。
我们无法信心满满地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好的生活”、“这就是一个真理”……我们处于一种全面反思、彻底怀疑、不断地要自我确证的状态中——它意味着,那个曾经奠基于其下的、不言自明的“永恒大地”消失了。我们处在一种悬空的状态下——我想这可能是现代性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特质。
这也是陈老师所说的“现代无根的反思”,它扔给我们现代人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我们能否得救?一方面,我们已经无法再接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道德实在论(基于上帝那种超越者给我们的笃定感、安全感);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忍心去拥抱价值多元主义,乃至价值相对主义,尤其是虚无主义。
陈嘉映:我现在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这种“无根的反思”,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人文领域中的科学态度”,有一种奇怪的联系。我说历史发生观(赵老师说的“历史发生”的叙事)属于一小撮精英,它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客观,追求一种理解,而不是追求一种皈依(皈依某种意识形态)。
比如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你站在哪边?”历史学家会说,“我哪都不站,我就是在讲共产党是怎么战胜国民党的,我一点点地掰扯历史给你看”——但是他是不是真能做到那一点(客观)?这本身是一个高度扭曲的问题,但无论怎么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家是比我们要客观很多。
但是,一旦把这种“客观性”放在对生活、生命和政治的反思中时,这便摧毁了我们对任何一种传统的皈依,它带来了一个叫做“历史主义”的东西(周濂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本来在信仰或其他方面上,觉得自己是有根的,依附于传统,但当我们发现“其实没根,一切都是相对的”时,我们最后当然可能会陷入“虚无主义”。
说到“无根”,也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关联——现代性起源中的一大支。可以说,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哥白尼革命”拔去了我们的根:本来我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总是有所依托,而“哥白尼革命”指出,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这就意味着,我们安居的地方被连根拔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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