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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是上海现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除了老闵行的“四大金刚”外，还有吴泾化工业的“五朵金花”：上海碳素厂、上海焦化厂、吴泾化工厂、上海电化厂（后为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这“五朵金花”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为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市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例如，让上海市民与它作别——
1958年9月28日，上海焦化厂在吴泾建厂。50多年来，焦炉从一座发展到六座，支撑着上海城市管道煤气的“半壁江山”，还帮助上海市民甩掉了80万只煤球炉。2012年5月31日，上海焦化厂6号焦炉推出最后一炉焦炭，这意味着六座焦炉全部关停，上海人工煤气历史的结束。
杨盛平曾在上海焦化厂工作了40多年，并担任企业报刊《焦化报》的主编，是上海焦化厂的资深员工。今天，就让我们借由他的回忆，回到焦化厂那段热火朝天又惊心动魄的岁月中去——
1958年，为了推动工业建设发展，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吴泾建立焦化厂、化工厂和电化厂。60年来，上海焦化厂为上海钢铁产业提供了几千万吨焦炭、化工原料和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上千亿立方米的城市煤气。
炼焦车间工地正在打桩
杨盛平是1975年焦化厂技校毕业后进厂的，先在炼焦车间当炉工。炼焦生产长期占据焦化厂的龙头地位，是上海焦化赖以生存的工作“母机”。上海焦化生产的城市煤气占到全市管道煤气供应量的近50%，焦炉生产的高热值煤气是城市煤气的重要气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海焦化厂一角（摄于1959年8月17日）
但是焦炉又是焦化厂工作最艰苦的岗位，每天面对的是升腾的烈焰、漫天的粉尘，以及呛人的煤气味。在炼焦车间流传着一句话：“炼焦的活，就是男人干的活”。
炼焦工人常年工作在环境温度达50、60℃，夏季可以达到70、80℃。在炉子上操作，有时要冒着几百摄氏度的高温辐射拼命地扒焦，或是钻进尚有二、三百度余温的炉膛内修补炉墙。杨盛平说，炼焦工人穿的隔热服，能够抵挡2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但也仅仅能在炉膛内逗留3分钟，边上还要有人时刻观察监护，发生状况立刻把人从炉膛里拽出来。不仅如此，因为炉膛很窄，人只能侧着身子进去操作，所以这个活特别特别艰苦。
黄奇帆曾做过上海焦化厂的车间工人
炼焦车间艰苦的环境，造就了一批生产骨干、岗位上的先锋。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同志，就曾在焦炉厂做过炼焦车间工人。善于思考又敢想敢干的黄奇帆先后带领团队攻克了焦化厂管理上“三笔糊涂账”：原料煤炭进厂无法计量、大宗产品焦炭出厂一笔糊涂账、煤气产量出厂靠毛估估。
在岗期间，黄奇帆为焦化厂贡献了8项重大技术管理和革新成果，两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82年又获全国技术革新能手的荣誉称号。
焦炉的运作相当特殊，炉体要保持在300摄氏度，如果低于这个温度，焦炉就要报废。焦炉一经点火，这把火就成为炉膛里不灭的火。所以焦炉的抢修，都是在高温的状态下进行，比其他的装置抢修，难度、危险性都要高得多。在一次次紧急情况中，焦化厂的一线党员总是冲在最前头。
炼焦制气出焦（摄于1959年9月23日）
1994年7月4日傍晚，正常作业的4号焦炉因为突然断电，燃起了冲天大火。情况来的太突然，让人猝不及防，关键是要把火势控制住。这时，炼焦车间100多名工人没有一个逃离火场。当时的车间副主任和乙班的调度两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率先穿上了防火石绵衣，冲进火海，将已被烈火烤得滚烫的4号焦炉集气管帆板打开。由于断电，鼓风机停止工作，所以焦炉内的煤气聚集，达到临界点就会爆炸，正是两位党员不顾自身安危的这一举动，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爆炸。
焦炉关停后内景
随后，2号焦炉的乙班班长带领着20多名员工冲上了烈焰升腾的炉顶，将72只蒸汽阀门全部打开。员工们用煤浆将冒火的部位一一封堵起来，值班的操作工和机修工密切配合，忍着烈焰炙烤，硬是凭着双手将滚烫的推焦杆摇了出来。“这真真正正的是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当时的场面太动人了”，杨盛平说。
在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焦化厂改革发展风起云涌，企业连上几个台阶。
从1958年诞生之时，焦化厂一直是计划经济的“宠儿”。杨盛平听老一辈焦化人说，当时焦化厂的煤炭由国家调拨，运输由国家安排，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只要把产品生产出来，其余一切都不用管。
俯瞰上海焦化厂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打翻了“大锅饭”，砸碎了“铁饭碗”，一下子把焦化公司推进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当时的焦化厂如果不能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势。一句话：市场上遇到的难题，只能在市场上寻求解决的办法。
焦化人也的的确确展现出了敢为人先的精神。从1982年到1990年，焦化公司从最基础的管理抓起，连续迈上了合格企业、无泄漏企业、清洁文明工厂、化工部6号企业、国家二级企业、国家一级企业的台阶。90年代的时候，焦化人用一种壮士断腕的精神，告别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
杨盛平说，那时候公司一方面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用工的“大饭碗”制度，建立了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员工实行竞聘上岗，打破了“铁饭碗”。管理人员也实行聘用制和竞聘制，抛弃了“铁交椅”，从推销专为营销，变坐商为行商。改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90年代末，国家大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焦化公司再次顺应这一发展浪潮，1997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上海焦化厂与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资源优化整合，更名为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在改革过程中，“三联供煤气化工程”是上海焦化乃至上海这座城市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
杨盛平介绍，90年代初，上海焦化厂已经拥有4座焦化炉，放眼全国也能算得上是一家大型的煤化工企业。但是焦炉由于开放式的生产工艺，加上技术比较落后，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焦化的工艺，碳的转化率只有50%-60%，又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浪费，改革煤化工的生产工艺，对建在上海大都市的焦化公司已是迫在眉睫。
当时，美国的煤化工已经有了比焦化更加先进的气化工艺，既环保又节能，是煤化工的发展方向。发展煤的气化工艺，为上海城市煤气化做贡献提上日程，最终形成的便是“三联供工程”所谓“三联供”，指的是供化工、供煤气、供热电，上海焦化采用了美国德士古气化技术，清洁环保产气量又大，碳的转化率达到了90%以上，而且还能利用一氧化碳作为原料替代石油生产大量的化工产品。
上海市民用上煤气
“三联供煤气化工程”1992年3月2日正式开工建设，一期工程的目标是日产城市煤气320万立方米，实现上海城市煤气化超85%，甩掉80万只煤球炉，同时还生产20万吨甲醇。当时《人民日报》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报道“三联供工程”：《不把煤球炉带进二十一世纪》。1995年底，“三联供工程”建成投产，使得上海焦化的城市管道煤气产量占到全市的一半，上海焦化也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煤气生产企业。
吴邦国为“三联供”题词
上海焦化的“三联供”让千家万户燃起蔚蓝色的煤气火焰，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上海的城市环境。可以说，“三联供”是上海市的民心工程、实事工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来视察上海焦化时，特意为“三联供工程”题词“造福人民”。
记者 方雨斌
编辑 方雨斌
讲述人 杨盛平
资料 吴泾镇音频党课
本栏统筹 方雨斌
来源：今日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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