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日常生活转为收藏新宠
初冬时节，或许是尚未真正入冬吧，雨后的徐家汇公园里，放眼望去， 一片翠绿、橘黄和暗红交织， 渲染出一幅静美的图画。靠近衡山路的“小红楼”，静谧地安卧在公园里， 像是在倾诉一段历史，一段和音乐有关的历史。
这里是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原址，“小红楼”曾经是唱片厂的办公楼。只要在上海的日子， 我几乎天天散步经过“小红楼”。每当走过那里，我就会不由地感慨：曾经风靡大都市的留声机和唱片， 已然从我们的生活中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说隐退， 是指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如今， 手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当代人欣赏音乐变得更为简捷方便。而留声机与唱片，则成了收藏界的新宠。
其实不仅仅在上海，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对于“发烧友”而言， 留声机和唱片都是他们珍视的藏品。十几年前， 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时，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在旧货市场上淘到了一架喇叭花形状的留声机，当即喜滋滋地掏钱买下了它， 并且不嫌麻烦地从卡拉奇、伊斯兰堡一路携带回了北京。同行的作家对此十分不解：“留声机喇叭花的铜片上都生了锈， 花这么大功夫把它买回国内， 值得吗?”但对钟情于留声机收藏的朋友来说，生了锈并不算什么，处理一下， 那叶片就又闪闪放光了。
在爱迪生之前出现的留声机
几年前在澳大利亚一家旧货店内， 我见到了一架外形极像中国梳妆台的留声机，旁边还标注着它是在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之前出现的。我连声问道：“这是真的吗? 真的能放出声音来吗? 在所有的关于留声机的书籍中，不是都认为留声机是爱迪生发明的吗?”
和我同在贵州插队当过“知青”的许昭辉见我兴趣浓厚，当即说：“真的能放出声音来， 老板还有唱片呢！”
店主见我俩在这架唱机前徘徊良久， 便走了过来。许昭辉和他用英语交流之后，满脸大胡子的店主拿出了一张硕大的唱片， 摇动留声机侧边的手柄，把唱片放进机器里。没一会儿工夫， 机器里传出了英国乡村的女声歌唱。一曲终了，店主又取出唱片递给我。我接过来，仔细地端详这张古老的唱片， 它没有唱片上通常有的刻纹， 只是呈凹凸不平状， 有好几处形如老鼠的乳头。据店主说， 这是18世纪末 19世纪初的东西， 是从英国带过来的。我细摸了铜质唱片，它肯定不是爱迪生根据声波振录器原理发明的在圆筒外包有锡箔的留声机。我很想买下这架从未见过、颠覆我常识的留声机，于是便向店主询问价格。
许昭辉已定居澳洲三十多年， 在这家古董店购买过不少他喜欢的物件。经他和店主商议后，他对我道：“太贵了， 他说低于2万澳元不售。但见你喜欢， 他表示， 你若真想买， 连同他收藏的二十几张铜质唱片， 也一起赠送给你。”
听了之后， 我有些犹豫。但同行的我老伴很开通， 她说：“你若真喜欢，就买下它吧。不要以后懊悔了， 又时常想它。”
斟酌再三， 我终究没有购买。结果还是被老伴说中了， 回到上海之后，我总是想着这架硕大的留声机。
留声机和唱片曾是上海风尚
回想我散步走过“小红楼”， 时常见到在“小红楼”门口陈列着的那台留声机。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产品， 距今也快100年了， 其形状和爱迪生发明的几乎是一样的。
追溯历史， 在20世纪初叶的上海滩， 留声机已经相当普遍。家境富裕的人家，将休息日播放唱片当作一种颇有档次的享受。如若有爱好音乐的主人，还会邀来志同道合者， 一边品茗或喝咖啡，一边欣赏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听完之后再评头论足一番。商家也没有忽略留声机的作用，利用它为商品广作宣传， 招徕顾客。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 那些富裕的家庭， 几乎都备有留声机和唱片，这也成为当时上海滩的一大雅好。
在所有反映那个时代的影视片中， 大都会出现喇叭形状的留声机、旋转的唱片、“沙沙”作响的唱头， 伴着舞曲和舞步等镜头。人们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留声机和唱片，最早是在上海出现并形成时尚之后，再传播到全国去的。只不过传到北方时， 被称为“话匣子”了。
在“停课闹革命”的那两三年里， 我天天闲在家中，等着毕业分配。除了埋头读书， 眼睛累了的时候，我最大的嗜好就是把音量调得低低的听唱片。和朋友交换书籍的同时，还互相交换好听的唱片，交换听了京剧、沪剧、世界名曲后的心得体会。京剧、沪剧的名段子，《拉德茨基进行曲》《蓝色多瑙河》的曲子， 我就是通过留声机听到的。
所谓“岁月留声”“岁月如歌”，这也算作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小段插曲吧。
（选自叶辛《一城繁华半江河》
上海远东出版社202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