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文学版图中，青年作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感知，不断为散文注入新鲜的生命力。他们的创作，既承载着对个人经历的深切体悟，也反映出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青年作家通过细腻的文字记录时代的变迁，探讨自我认同、情感困惑与社会责任等议题，往往敢于突破传统散文的叙事框架，以创新的表达方式探索新的文学可能性。他们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将聚焦这些充满活力与探索精神的青年作家的创作，希望通过他们的文字，令读者感受到当代青年人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捕捉内心的细微波动，书写独特的情感与思想。
二〇一二年秋，长篇小说《繁花》悄然面世，随即轰动，畅销，一路拿奖，至二〇一五年获茅盾文学奖，一口气“登顶”。如此横空出世——这在顶层深固的文学市场上，几乎是个奇迹。其间，《繁花》影视版权被王家卫买下，时不时冒出选角新闻，一阵嚣腾。
上海作协小楼，常有不同人群扛着机器来《上海文学》杂志社拍“金老师”，而他总是在那间他做了二十四年编辑的旧房间，堆满东倒西歪书的书桌一角，接待电视台、电台、视频网站、报纸、杂志……种种询问与探究。夏天，身后阳台爬山虎绿得烂漫；秋冬，瑟瑟西风从南窗穿过。采访间隙的静时，他会低声重复一句：“到我这个岁数本不该再写作了。”他怀着不能泰然领受的愧色，自比忽然成名是“老妪怀孕”。
几家出版社殷勤介入，使他的旧作一些一些整理出来，人们又才发现，他不仅会写上海的时尚变幻，还会写东北的野地、苞谷、钉马掌；不仅会写一场一场评弹般的饭局，还会写劳动，写饥饿，写惊心动魄的死亡。对金宇澄的认识，缓慢铺开一角，但直到他追迹父辈生命历程的《回望》出现，你才可能在刹那间看清，金宇澄写作的前史与背景、愿望与意义。
像瓮中陈酒，金宇澄的故事是一点一点流泻出来的，而现在比前几年更适宜品味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姚云给丈夫程维德写信：“舒舒在托儿所最爱看书，爱看花，玩具一玩就厌，但在家搭积木很认真。……现在很会讲话，对新鲜事总要刨根问底……”她很有兴致地记述，写这封信的上一个星期日，抱舒舒去看医生，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舒舒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时问了一串问题：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东西？
金舒舒最初与马的对视与发问，折叠于陈年信札中，一个甲子之后，小说家金宇澄——也即当初的金舒舒，展读母亲记录的自己幼儿时期，感觉是“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但他仍然记得那匹白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淮海路街头，确实有马匹的活动。清晨有人牵着挂铃铛的母马走过，挨家挨户叫卖马奶，有人要买，当场就挤。那时居住在上海西区的孩童，有金宇澄，也有王安忆。类似景致，王安忆在《弄堂里的白马》里亦曾提及。上海街头的白马，惊异了多少童眸。
一九六八年，金宇澄初中毕业，加入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的“一片红”喧嚣，船载车运，他被投放于东北边境黑河的嫩江农场——在寒冷的原野上，他与马匹真实结缘了，“每夜数遍起身添草，空气臊浊不堪，只嗅到一点豆秸、三棱草那种切碎了的、秋天野花的气味”，他见识到“世上没别的动物，有马那样高大而温良”，动容于马匹敏捷高贵、羞怯多动的品行，终身被使役，“是人世间最昂贵最卑贱的活财产”，只在偶尔的时刻，它们才显露刚烈的本性。
马匹一样沉默地劳作，半军事化的环境，一切都那么生疏，田间采下的青椒，本地人吃苹果那么拿起来就啃；凉菜“大拉皮”，生拌的卷心菜、胡萝卜丝，一切都与当年的上海习惯不同，难以下咽。反过来，几个上海小青年到田间采一铁桶的青毛豆，马厩里抓一把粗盐煮了就吃，当地老乡同样感觉极其怪异：“你们究竟是人还是牲口？这是破坏革命生产！”
很短时间内，金宇澄在田头吃午饭，已可以随老乡一道，折断树枝当筷子。难得吃一回肉，他和众人同样，下筷如雨，即便搛出一只误入热镬中屈死的小老鼠，也只是随手弃之于地，继续下筷，吞咽。八年中，他变身为北地的熟练农人、泥瓦匠和马夫，内心的上海生活细节，也越来越清晰。他完全理解了对于“上学”“病退”重回大城市，何以是一种越来越流行的理想。患胃溃疡以后的一个月中，他曾经冒名为六个上海青年进行胃部“钡餐”检查，最后被放射科上海老医生察觉制止这自弃式的“疯狂”。青年的他，热气腾腾，对前路却刻意颓唐。这一切，又要从本文开头母亲写给父亲的这些信文说起。
父亲原名金大鹏，学生时代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一九四○年来到上海，受中央社会部系统的吴成方领导，化名丁弢，在汪伪背景的《市声》半月刊任编辑，按指示迁入今复兴中路淡水路一处居所，与系统的同道程和生(后牺牲)假扮兄弟，从此化名“程维德”。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给中共情报系统提供情报的日本共产党员中西功被捕，供出多人地址，父亲在寓所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刑讯多日，下肢几乎瘫痪，未泄露系统的任何秘密。一九四二年十月，他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关入南市车站路汪伪监狱及杭州监狱。一九四四年年底，经组织帮助，以“重病保外治疗”方式出狱，后在汪伪宣传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次年奉调淮南华中情报部，经过多次汇报谈话“被捕出狱经过”，得到审查结论——“被捕后的表现是好的，经过了党的考验”，但并无书面结论，为十几年后埋下了隐患。
父亲与母亲的相识，是这次牢狱之灾带来的意外补偿。姚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活泼秀美，家里经营银楼，衣食无忧，一如那个年代培养浇灌的大量青年，思想进步，渴望救国。抗战胜利后不久，姚云在老师朱维基家，见到了一位大她七八岁的陌生男子程维德，他是一九四二年朱维基蹲南市监狱时的难友，时为《时事新报》新闻记者。朱维基当时办了一份《综合》杂志，发表过姚云所写一篇巴金《憩园》的读后感，而程维德在这本杂志上写过不少才华横溢的社论和散文。共同爱好文学的关系，两人开始交往，程维德常常主动打电话来，借书、还书；姚云也曾随程维德参加国民党市府的记者招待会。两人相恋数年，跨越上海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大事，于一九五〇年成婚，彼时，姚云从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短期训练班”结业，夫妻双双在上海总工会工作。
一九五五年四月，维德调任华东海员工会当秘书长，五月，全国开展“内部肃反运动”。那时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儿子，后一个是女儿，老二因生产时特别顺利，取名“舒舒”。六月七日夜，维德留下一张字条，称有要事去北京出差，没写去哪里，带走了一些替换衣服。起初姚云并没在意，不料这一去如断线风筝，二十多天杳无音信。直到六月二十八日，家里忽然来了陌生人，带来一封没封口的信，是维德报平安，称是去完成“组织任务”，仍然没有回函地址。姚云当晚写了回信，来人第二天来取。如此一来二去一直通信，姚云事无巨细记录家中老人孩子的大事小情、财政支出、工作情形——关于二儿子舒舒的萌言萌语，就这样写进了七月十五日的信中。维德有信必复，洋洋洒洒，谈天说地，但是一直回避“为什么一去不回”“什么时候能见面”等问题——事实上是他无法作答。他本人早被禁闭在一幢陌生小楼里，反复默写交代材料，很久以后他自己才知道，小楼就在淮海中路，离家只有两站路。
悬心等待四个多月，等到了组织方面找姚云谈话，宣布维德是“潘汉年案”成员，已被正式逮捕，开除党籍，工资停发，至此，丈夫再没有片纸来函。
经济拮据，孩子们都不再去托儿所，单位分配的住房随之被收回。这个革命家庭早期的完整、静馨与甜美，就此停顿。
…………
一九七八年金宇澄返城，进入一家钟表小企业，这个范围的人们，热衷于钟表的“校快慢，擦油，理游丝，调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他会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对他讲钟、讲表，怕听嘀嘀嗒嗒声音。诚如那位信友的预言，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觉得可以写小说，可以投稿。一九八五年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次年发表《方岛》，获得了两届《萌芽》小说奖——那时《萌芽》还不是一本青春文学的刊物。一九八七年，《风中鸟》获了《上海文学》短篇奖。一九八八年，金宇澄调入《上海文学》任编辑。
回到上海后数年乃至十数年时间里，金宇澄一直在追溯东北记忆，历历在目：他写出上海女青年眉宇间凝结的恬淡和愁绪，引动男青年思念“连绵阴雨的马路、弄堂、江南丝竹，以及深夜沪剧女角的唱段”——是在东北洋葱田里劳作时，感受到遥远的上海（《不死鸟传说》）；他写冰天雪地的站台（《夜之旅》），写“六百公顷的玉米在视角里难以形容”（《欲望》）；他写被评论家以为作者是“北方作家”的村妇故事（《譬喻》），以及棺材匠的苦恼（《风中鸟》）；他写到诸多难以忘怀的知青死亡事件——“阿桂”的故事，在经历了三十年世事淘洗后仍不能平息与释怀，于二〇一一年还原、丰实为更长篇幅的非虚构《碗——死亡笔记》，同年在《钟山》杂志发表。
他渐渐写一点上海，基本是富于画面感和故事性的散文，像是慢慢恢复了对这座城市的话语权。金宇澄一九八八年的短篇《标本》，似乎暗示着与东北题材的告别。小说中，博物馆晦暗潮湿的大厅深处，几匹白马的肚腹已被掏空，眼眶中装了玻璃假眼，制作员移动马匹的庞大躯体时，马蹄磕碰了精细、陈旧、华贵的栗木地板，“这种缥缈不定的声音，如同梦里的碎步”。
黑河在远去，白马入梦。上海归来，肉生肌丰。
中国当代文学观念重“乡土”轻“城市”，金宇澄则发觉城市中也有泥土——丰富的有机质——也就是人脉。城里人都有其出处，你从哪里来，上一代人过得怎么样，如何维生，如何变迁，同样形成丰富、生动的景深，尤其上海这样的移民大城市。金宇澄父氏家族吴江黎里的古镇传奇，与母氏家族从南京、宁波迁至上海南市、开银楼兴衰的经历，在血脉的阡陌中微翕响动。他绘制了不少的上海地图，其中一幅标出父亲母亲于一九六五年之前居住过的地点，竟有近三十处，包含上海“上只角”“下只角”，纵贯南北，遍布市郊。
城市其实同样辽阔、深邃而致密，如田野，如山峦，如溪涧。人们如植物般展开茸须与触角，在疾驰的日脚中扎根或飞翔，留下声音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