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和偷诗的小丫头
爷爷是个诗人，没留下诗，喜欢做官，一辈子没做过官。有过几个相好的女人，始终只有我奶奶。奶奶1935年夏天突然去世，爷爷坚持和孝子一起守灵。爷爷是晚清秀才，坐轿子上任当知县，武昌起义，革命成功了，轿子半路打道回乡，埋怨了一辈子。他捧着小宜兴茶壶咕噜：革命？这叫什么革命？城里扔几百个电灯泡当炸弹，说是武昌城里炸弹响了，城外的炮兵马上响应打炮，革命就成功了。革命又有什么用？民犹是也，国犹是也。革了命，剪了辫子，男不男，女不女。说话也不成体统，男女不分，长幼不分，通通叫同胞？我和我儿子是同胞？我和我孙子是同胞？哎？
爷爷脾气暴躁，聂家的人，上上下下，全怕他，见到他，都不吭声。尤其是我爹，爷爷咚咚走来了，他就蹿进母亲房里去了。有一次，他躲不了，爷爷和他说话，说着说着，就举起拐杖追着儿子跑，我爹已经是做官的人了。灵巧的母亲倒是不怕他。她察言观色，该顺他的，就顺，不该顺他的，对他讲道理，也可以把他说得服服帖帖的。
奶奶小个头，细声细气，轻手轻脚，好像总怕惊动了人。奶奶有一双缠了又缠的小脚，不声不响走过来，一转头，才知道她在你背后，笑眯眯望着你。奶奶房里有一个重大的雕花木钱柜，上着一把大铁锁。家中的日常开销，两个媳妇一人二十块大洋的月份钱，厨师、奶妈、女仆、男仆的工钱，都是奶奶从那钱柜里拿出来的。姑妈带着孩子们从武昌来了，奶奶从她袄子内兜里摸出来塞给她的钱，也是从那雕花木柜里拿出来的。不论家里遭受什么变故，奶奶永远静悄悄的。风和日暖。福也好，祸也好，日子自有它不变的规律。奶奶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以柔韧稳定了家里暗中躁动的不安。爷爷是火，奶奶是水，水火竟能相容。从没听见他对奶奶说过一句重话。爷爷在外面有相好，奶奶明明知道，也不露声色。
民初二三年，爷爷在北京教书，奶奶留在武汉。爷爷在北京有一个旗人相好。民国四年，袁世凯恢复帝制，登基做皇帝，爷爷正在北京，和那旗人同居，生了一个女儿。春风得意，提起笔来写了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批评袁世凯登基。那还得了？那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年代。袁世凯下令通缉。我爹正在保定军校，知道了消息，赶到北京，半夜在爷爷相好家里找到他，带着爷爷溜出门，翻北京城墙逃走，不敢坐火车，父子俩徒步逃到保定。躲了一阵子，爹又送他回湖北应山乡下。爷爷愤愤不平，抱着水烟袋，走来走去骂：祸国殃民！凭什么要抓我？哎？我就不能说话？我就不服你卖国贼！
爷爷有话不能说，有气不能出，憋得生了一场大病。
那个旗人相好到处找爷爷。爷爷和奶奶在武汉。她来了一封信，奶奶收到了，拿给我爹看。信里说她为聂家生的女儿已经两岁了，要爷爷赶快去北京。奶奶把信毁了，没有给他，要爹寄了些钱去。从此他们就断绝了。爷爷在家里当然不提她，但对她还是很有情的。民国二十年，我们住在北京，爷爷去了，到处打听她的下落，没有找到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也许还有满汉混血的聂家子孙。
爷爷高兴就大笑，不高兴就大骂，你无从防备。儿子，孙子，一句话不对，他就举棍打来。他对孙女宽容一点。孙女是要泼出去的水，不必认真。我知道怎么对付爷爷，听见他呱嗒呱嗒的水烟袋响，我就跑，给他抓住了，要我临帖写九宫格的大字，就趴在桌上写吧。爷爷站在背后说：腕抬平，背挺直，笔上可以顶块石头。他要我读唐诗，背唐诗。管它懂不懂，就啃吧。一啃就记住了，背得朗朗上口。爷爷说：不懂，不要紧，以后就懂了。不是爷爷对我有期望，那是他的乐趣，像训练小哈巴狗一样。
爷爷有两个诗人朋友。他们来了，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他们在爷爷房里谈笑，吟诗，烧鸦片烟。爷爷的哈哈笑声震动全屋。我躲在门外，听他们大声吟诗。什么诗？我不懂，但我喜欢听，他们唱得有腔有调。原来书上的字还可以变成歌唱，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好听就行了。他们不就是各唱各的调调儿吗？听着听着，一缕香味从门缝里飘出来。我从钥匙洞偷看，只见爷爷和一个客人，面对面斜躺在一叠花花绿绿软缎绣花被上。两人之间一盏玻璃罩古铜小油灯。爷爷用一根细细的铜扦，从古铜小杯里，挑起一滴糖浆样的鸦片，就着一闪一闪的小油灯，在一根手指头上滚呀滚的，滚成一颗棕色小珠子，嵌进长长的象牙嘴烟枪里，在小油灯上叭、叭地抽。透点儿甜的烟香一丝丝飘来。小灯的火光，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呀闪的。
有一次，爷爷打开门，发现我在听他们吟诗，看他们烧鸦片烟。我吓得拔脚飞跑。天呀，爷爷的棍子要打来了。只听见爷爷哈哈大笑，对房里朋友说：我抓住了一个偷诗的小丫头！
真 君
父亲的灵柩还没从贵州运回汉口，真君就进了门。那是1936年春天。
我跟着母亲从汉口去武昌接真君。我挨着母亲坐在渡江的轮船上。她没有说话。父亲死后，谈笑风生的母亲突然变得沉默了，你问一句，她答一句，就是那一声回答，好像也很费力。母亲一身灰布罩衫，灰布鞋，短短的头发，拢在脑后，瘦削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从小我就怕母亲死去。她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可以盯着她。冷风吹起江上的浪花，吹不平母亲皱着的眉头。她不说话，我就故意找话说。
真君是郑家的丫头吗？我明知故问。
母亲淡淡嗯了一声。
爷爷要娶个丫头吗？
不娶她。只是伺候爷爷。
张德三也可以伺候爷爷呀。
你不懂。少管闲事。
我懂。爷爷要个儿子。邱伯伯的丫头就生了个儿子。
爷爷不要儿子了。
只要个丫头？
嗯。
她跟爷爷睡觉吗？
母亲望了我一眼。姑娘家，不要管这些事。
我明白了，我得意地说。凡是母亲不正面回答我的话，就肯定我的话是对的。
母亲又望了我一眼，淡淡笑笑。你就喜欢问长问短，打听别人家的事。
真君好不好看？
你看到她就晓得了。
母亲沉默了，望着流去的江水。
黄鹤楼从一个小点子，逐渐变成一个影子，越变越大，变成一座褪色的楼台，越逼越近，逼在眼前了。
走吧。母亲牵起我的手。
黄包车在黄土坡上一栋小屋前停下。
你认得我吧？母亲指着开门的人说。
她穿着绿地洒红花布棉袄棉裤，笑嘻嘻望着我们。嗯，嗯。她点点头，然后向屋子里喊。太太，有客。
请进，请进！郑太太一面说，一面从屋子里走出来。
我们走进堂屋。
母亲说：不坐了。我就带她走吧。什么也不要带。家里都准备好了。
梅香！郑太太大声叫。你跟她们走吧！
你久，我久。梅香仍然笑嘻嘻的。
她把走说成久，原来她是个大舌头。不知道她为什么笑。那么空洞洞的笑，和她的塌鼻子小眼睛一样，永远在那张木头脸上。
郑太太说。我不走，你跟她们走吧。你从小就来了，我把你当自己的姑娘。我养不起你了。你要去享福了。听话，好好伺候老太爷……郑太太声音越说越小了。
梅香仍然笑嘻嘻的。
你放心。母亲说。不会亏待她的。老太爷一天到晚嘀咕呀。儿子死了，只要有个伴，日子也好过一点。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梅香年纪轻轻的。我这是作孽呀。
她跟我没有指望头。跟你们有吃有喝，是她的福气，只要她日后有个照应。
一定，一定，你放心。母亲转头对梅香说。走吧！又转身对郑太太说：老太爷给她取了个名字，叫真君。
你不叫梅香啦，你叫真君。郑太太又大声对她叫。记住！
她摆摆头。不，我要梅香。
梅香不好听，真君好听。郑太太对她说话总是扯高嗓门。原来她耳朵有毛病。
梅香好。她指指天井角上一棵盛开的梅花。那戏梅花，我戏梅花。嗯，你索的，嗯，你索的。
真君真有趣，以后可以逗她玩了。
改了名字，你就有好看的衣服穿啦。郑太太说。比你这新棉袄还好看。走吧，走吧。
跟我走，有新衣服。母亲的嗓门也大了。单的，夹的，棉的，都好看。跟我走，都是你的，还有新的。
母亲说话和真君一样了，像三岁小孩的儿语。
好，好。她点点头。
你跟太太磕个头吧。母亲说。
她趴在地上磕头。郑太太扶起她，眼泪流了一脸。
在渡江的轮船上，我故意坐在母亲和真君之间，和她说说三岁小孩的话。
真君，你几岁了？
她不理我，笑嘻嘻望着黄鹤楼。
真君！我大叫了一声。
母亲拍拍我的肩，指指船上的人，表示他们都望着我们。
真君这才转过头来。我凑近她耳朵：你几岁？
她摆摆头。不晓得。
你姓什么？
她又摆摆头。不晓得。她指着逐渐变小的黄鹤楼：好玩。嗯，好玩。她望着流去的江水说：我死欢。
你坐过船吗？我指指我们坐的长板凳。
她摇摇头，接着说：我死欢。
你到哪里去？
有新衣服。她指指身上的花棉袄。
还有胭脂水粉。
好，我死欢。
我带你去买！
好，我死欢，嗯，我死欢。
我带你去公园玩。
她望着我，没有回答。
公园，公园呀，有梅花。
我死欢。
有小姑娘。
我死欢。
有糖吃。
我死欢。
坐马车。
她仍然笑嘻嘻望着我。
马车呀！
她摆摆头：不晓得。
好大的车子，马拖着跑，嘀嗒，嘀嗒。
她还是摆头：不晓得。
我无可奈何。汽车呢？
母亲没等她回答，对我说：你越说越不成话了。我耳朵都震聋了。
好玩嘛。我望了一眼真君的花布棉袄。父亲死了，我们都戴孝，孩子们不能穿花衣服，只有她一个人穿花衣服。她是我们家的特殊人物了。
汉口江岸一溜高高的石阶。我们爬一段，就歇下喘气。朝上看江汉关，和天一般高。真君昂着头，张着嘴，看呆了。大钟当——当——地响了。
真君这下子可真乐了。她脸上那模模糊糊的笑，一下子亮开了，和婴儿的笑一样，纯纯净净的快乐。她指着钟楼上继续当——当——响的大钟说：我死欢。
我说：我死欢，我死欢。你死欢死吗？
死欢。
死在哪里？
不晓得。
我站在坡上笑弯了腰。
走吧，不要再逗她了。母亲说：她成了你的玩意儿。
真君就那样子笑嘻嘻走进我家大门。
母亲带她上楼去见爷爷，掀开爷爷卧房的门帘说：爹，真君来了。
爷爷坐在火盆旁边捧着水烟袋，笑眯眯望着真君说：好，好。来了，好。
我从没看见爷爷那样子微笑。爷爷的笑声和他的脾气一样，炸弹一样爆裂出来的。他突然不那么威风了。
母亲说：真君，这是老太爷。你在这里伺候老太爷吧。
真君摇摇头：戏候太太。她指着母亲。
母亲也摇摇头：不。老太爷有新衣服，有好吃的。
母亲指指茶几上的什锦果盒，走过去抽开五屉柜最大的一个抽屉：你看。这都是你的新衣服。
我偷偷看爷爷的脸色。他仍然笑眯眯的，放下水烟袋，走过去抽开五屉柜最上面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锦缎盒子，递给真君。她拿在手里，不知如何是好。
我等不及了，对她大叫：打开看呀！
她打开盒子。
金戒指！我一把抢过来看。一溜梅花花圈。
母亲指着戒指对真君说：这是你的花。戴上吧！
我死欢。真君把戒指戴在右手的中指上，看了又看。我死欢。
向老太爷说谢谢呀！母亲说。
谢谢老太爷。真君向爷爷鞠了个躬。
幸亏你想得周到，打了个戒指。爷爷对母亲说：从今以后，上上下下都叫她真君吧。她只管我这房里的事。吃饭和我们一起吃。
母亲吩咐厨房当天在老太爷房里另开一份晚饭。我有点儿失望，不能逗真君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在楼上走廊上晃来晃去。爷爷的房门一开，就看见真君端着白地蓝花搪瓷脸盆出来了，到楼下厨房去打热水。
她看见我，脸笑开了，老朋友嘛。
我跟着走下楼，凑在她耳边问：你跟爷爷睡觉吗？
嗯。
怎么睡？
不讲。
为什么不讲？
球戏。
什么戏？你说像打球一样？
她咯咯笑了。球戏。嗯，球戏。
哦，丑事。
嗯。球戏。
你喜欢吗？
不死欢。
为什么？
痛。嗯，痛。
哪里痛？
不讲。
讲嘛！讲嘛！今天打拨浪鼓的来了，我买胭脂给你。我那么说，其实，我哪有钱？
这里痛。她指向两腿之间见不得人的地方。血，嗯，血。
血？到同仁医院去！
她呆呆望着我，不懂我的话。我扔下她，跑上楼，跑到母亲房里。姆妈！真君流血了！带她到同仁医院去！
母亲苦笑了一下。你不要管闲事！好不好？
真君流血呀！
不会流了。再流，就去同仁医院，好吗？
第二天，放学回家，我眼巴巴等着真君从爷爷房里出来。她一出房门，我就拦着她问：你又流血了吗？
她摇摇头。好了。
你又和爷爷睡觉了吗？
嗯。
痛不痛？
她又摇摇头。我死欢。
你喜欢爷爷吗？
死欢。
拨浪鼓得棱得棱在街上响过来了。
我拉着真君说：走，货郎来了。你一定死欢。
货郎停下来，把背着的柜子放在地上。柜子玻璃顶下面，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水钻别针呀，水钻发夹呀，玳瑁梳子呀，九连环手镯呀，鹅蛋粉呀，水胭脂呀，印花手绢呀，还有我一直想要的镶银乌木镯子，戴在胳膊上，掖条挑花手绢，多美！我把镯子拿在手里摸了又摸。没有钱！
真君从丝棉袄的里兜掏出一块银元，对我说：你买。老太爷的。她指指手中的银元。
你呢？
这个。她指着水钻发夹。
货郎从柜子里取了出来。
我给你戴。我将发夹别在她发角。货郎连忙从柜子底层抽屉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真君在镜子里看看，又转头给我看。
好看，好看！去给爷爷看。
我们俩，一个手戴镶银乌木镯子，一个头别水钻发夹，手牵手跑进屋。
真君成了我家的特权阶级。孙子们有些不服气。有一天，真君在门口买了一包糖炒栗子，三岁的季阳在楼上走廊和二哥玩，看见她上楼，边走边吃栗子。
季阳向她伸手说：君君。
不，不。老太爷的。
仗义勇为的二哥说：老太爷的，也要给！
不，不。老太爷的。
二哥举起手：你给不给？
不。老太爷的。
二哥在她背上捶了一下。
打我，好痛。她哭着走进爷爷的房。
什么人打？爷爷在房里问。
二少爷打。
爷爷拿着拐杖咚咚走出来。二哥牵起季阳的手往楼下跑。季阳吓得哭了。爷爷跟着二哥和季阳追。两个孙子一哭一笑，从前楼跑过楼下，跑到后楼，跑到楼上，又从前楼跑过楼下，又跑到后楼，又跑到楼上。爷爷的拐杖在地板上敲得咚咚响，响遍了整栋屋子。
母亲从房里走出来，看见那景象，忍住笑对爷爷说：爹，不要生气。教训他们一顿就是了。
当着媳妇的面，爷爷也就不了了之。二哥躲着爷爷几天没见面。
（选自《百期精华.人物绘像》
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