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1955年，有一些干部认为自己的军衔低了，四处找人说情、闹脾气，主席听后感慨地说出了这句话。
彼时解放军有上百万人，如此庞大的基数、还要综合各个时期，评衔小组只能制定出一份相对让人满意的名单。
当时的确有低授的情况，但同时也有人被高授了，这五人就是破格晋升的，他们各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在大将里，有两位从级别上看属于高授的情况，他们分别是王树声、许光达。
55年授衔是基于52年评级的基础来排名的，而在评级时除了王树声、许光达以外，其他八位都是军委委员级（大军区级），只有这两人是正兵团级。
正常来讲，正兵团级对应的都是上将（还有个自请降衔的徐立清是特例），为何王、许能破格超越其他的正兵团干部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山头”。
在十名大将中，土地革命时期除了徐海东来自红25军外，其他的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七人都是出自红一方面军。
陈赓虽然在红四、红一都战斗过，但最后是跟随红一长征，严格来说也属于红一的干部。
如果另外的两大主力不出个代表，那就太不合理了。所以，王树声、许光达就都属于一个方面军的门面。
王树声虽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职务不算高，但他土地革命可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在开国将军里有700多人是从红四方面军中走出。
这就意味着王树声肯定是要往上抬一抬的，总指挥徐向前已代表红四方面军获得元帅军衔了，大将就副总指挥王树声最合适。
1952年王树声是湖北军区（二级军区）司令员，正兵团级。中央也觉得这个职务被授大将有些不妥，所以在1954年将王树声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并负责筹建解放军总军械部。
同年的国防部七位副部长，只有王树声一人出自红四方面军，中央这个安排，也就是在为后来的授衔做准备。
而许光达虽然没有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但他出自红二方面军的根源部队。
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组成，其中的红六军团最初在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直到1934年才赶去与红二军团会师。
严格意义上来说，开辟了湘鄂西苏区的红二军团才是红二方面军的根源，所以，即便萧克担任过副总指挥，他也不具备代表性。
许光达在红二军团中只担任过师长，1932年5月就远赴苏联治病，缺乏了很大一段土地革命经历的他，似乎也不能代表红二军团。但，夏曦的肃反，让许光达成了那个唯一。
从1932年4月起，夏曦在湘鄂西连续进行了四次“肃反”，这是一段极为惨痛的经历，包括段德昌、万涛、孙德清等重要将领遭到杀害。
最严重时整个湘鄂西苏区只剩下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四名党员，如果许光达没有离开，很可能也已遭毒手。
建国后，关向应、卢冬生都已不在，所以许光达这个参与创建了湘鄂西苏区的老党员意义非凡。
1952年许光达被定为正兵团级，不过他担任的职务是装甲兵司令员，我国的军衔制最初有很多都参照了苏联。苏联装甲兵司令是一级集团军级，相当于我国的大将军衔。
为了以后两国交流需要，许光达这个新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员也就被授予大将军衔。
其实许光达也知道自己是高授了，因此多次给中央写申请信：
“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主席看后感慨地说：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最终仍是给许光达大将，这一辞一授，也成就了一段革命佳话。
上将里也有一位被高授的，那就是准兵团级贺炳炎。贺炳炎是红二方面军的勇将，1929年就跟随贺老总战斗，一路立下了赫赫战功。
只是，他一直职务也不算高，土地时期最高担任红5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最高担任358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最高担任第一军军长。
1952年定级时，贺炳炎是准兵团级，该级别有64人。后来在大授衔时除了5人转到行政系统工作外，出了4名少将、54名中将，只有贺炳炎一人是上将。
出现这个情况，也跟“山头”有关。
1955年8月2日，身为评衔负责人之一的彭老总，向毛主席汇报拟授名单，其中上将有56人。毛主席认为人数偏多，建议再减少两人。
评衔小组成员徐立清（正兵团级）听说此事后主动申请降衔，由上将变为中将；
贺老总得知消息后，也将外甥女婿廖汉生从拟授上将的名单中划去了，使得廖汉生成了唯一一个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的中将。
如此一来，人数是符合主席的指示了，但红二军团的上将代表又没了，还得增补一个。
廖汉生已经被划掉，再写进去会让授衔如同儿戏，所以只能另择人选。思来想去，最终就让贺炳炎成为红二军团的代表，由中将改为上将，贺炳炎因此成唯一一个准兵团级上将。
中将里有两位被高授的：皮定均、杨秀山。
皮定均1952年定级是正军级，这个级别可授中将可授少将，不过一开始评衔小组在名单中只给了他少将。毛主席看后，说了一句话：皮有功，少晋中。这让皮定均最终获得中将。
主席为何对皮定均高看一眼呢？还是因为他在中原突围时表现太亮眼的。当初皮定均接到的任务是以自己这个7000人的旅，拖住敌20多万部队，以掩护中原军区主力跳出包围圈。
上级只告诉他，务必要牵制敌人三天，至于之后的安排，就要自己负责了，其实也隐隐有将他们当成“弃子”的感觉。
好在皮定均能力很强，硬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转战一个月，顺利到达安全地带，还保留5000多人的建制，比其他几路突围部队情况好太多了。
能挽狂澜于既倒，这种人杰，得到重用和高看属于正常的！
另一位杨秀山，倒是存在了几分“山头”照顾。1952年定级时，杨秀山是副军级。
历史职务方面，他也不算突出，土地革命最高是副师级，抗日战争最高是副旅级，解放战争最高是副军级，建国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中担任高级系2班主任，综合来看，定级合理。
按照正常情况，副军级可授少将可授大校，组织最初为杨秀山拟授的就是少将。只是贺老总看到名单后，专门找到评衔小组，建议把杨秀山改成中将。
贺老总给出的理由是，杨秀山早期功劳太大，受伤也非常多，他身上有21块弹片未能取出、被定为二等乙级残疾。为革命流了那么多血，理应多照顾一下。
评衔工作人员认可贺老总的说法，但名单已经提交上去，人数基本是定下了。如果把杨秀山抬上去，就必须将一个人降下来。
贺老总想了想，最终在西南军区上报的名单里，将原定的中将金如柏和杨秀山互换。因为贺老总就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他说服金如柏没什么问题。
很快杨秀山出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军队级别提为正军级，大授衔时他就获得了中将军衔。
总的来说，授衔是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的，团结为第一要务，偶尔有些特殊情况，也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