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曾叹息过一句“天下何人不通共”，他的无奈，透露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人心所向。一开始国军占据着绝对优势都有不少将领阵前起义，到了局势翻转时，起义部队更是络绎不绝。
但国民党毕竟还是有些死硬顽固之人，起义这种身在敌营之中的壮举并非万无一失，搞不好也会让自身陷入死局，比如说这四位国军高级将领就非常可惜。
如果他们能成功，对全国的解放大业都是有帮助的，奈何.....
一、陈仪
陈仪早年跟随过直系军阀孙传芳，担任过五省联军第1军司令、浙江省省长、19军军长，在投向革命阵营前就已经是实权人物。
在北伐战争中，陈仪看清了形势加入国民革命军，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并不属于军方大佬，但却是地方大员。
他曾长期主政福建省，日本战败投降后又被派去接收台湾省，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集军政、立法大权于一身，那时他基本算是台湾省的“土皇帝”。
不过由于“二二八事件”，陈仪被撤去了在台湾省的职务，返回大陆后又于1948年8月开始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这个事件节点，国民党败势尽显，为了能减少伤亡，我党开始大力走统战路线。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开导，陈仪想通了跟着蒋介石没出路，便决定在浙江举行起义。但是，坏就坏在他看错了人。
汤恩伯是国民党军队的派系首领之一，而他的恩人除了蒋介石外，还有陈仪。
早年汤恩伯落魄之时，是陈仪资助汤恩伯读书、让汤恩伯在麾下任职、将自己义女嫁给汤恩伯、汤恩伯仕途受阻时，陈仪也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其疏通，可谓恩同再造。
以往陈仪跟汤恩伯的关系非常好，所以陈仪起义时就决定拉上汤恩伯一起，这样我党解放浙江、上海时就能省很多力气，陈仪也算是立下了一件大功。
结果汤恩伯对蒋介石实在太过忠心，表面答应得好好的，背地里却把事情捅了上去。因此陈仪遭到了逮捕，先是被囚于衢州，后辗转到了台湾基隆要塞。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二、黄樵松
黄樵松出自冯玉祥的西北军，跟高树勋的关系极好，内心一度非常反感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黄樵松非常拼命，台儿庄战役时立下了大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南阳保卫战时他也抬着棺材上战场，当时所有友军都撤退了，他一直孤军奋战，直到接到战区司令的命令，才率部突围。
日寇投降后，黄樵松担任了30军副军长，奉命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邯郸战役由此爆发。当时国军进攻部队有30军、40军、新8军，结果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被俘，新8军军长高树勋起义，只有30军少量残部逃出。
后来的临汾战役，30军麾下一个旅又被全歼，如此种种让黄樵松内心无比痛苦，他非常怨恨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想再看到部下枉死，因此告假回乡不愿打仗。
30军后来改编为整30师，划到了胡宗南第一战区麾下，1948年初整30师师长鲁崇义另有任命，就极力推荐黄樵松来接任，无奈之下黄樵松被迫“出山”。
同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后，解放军逐步向太原发起合围，蒋介石虽然不喜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但更不希望他被解放军歼灭，于是就下令胡宗南派部队去救。
胡宗南很明白太原已是孤城，嫡系是坚决不能派过去送死的，所以就让“杂牌”整30师前去。黄樵松很抗拒，称病不去，但胡宗南直接派人到病房下令，同时黄樵松的老上级孙连仲也打了电话过来，无奈之下他只好去了。
整30师空运到太原的前后，番号又变回了30军，迷茫地打了几仗后，黄樵松愈发没有战心，在这关键时刻，他的至交好友高树勋来信，邀他共举义旗。黄樵松思考过后同意了。
太原当时是阎锡山苦心经营的老家，城防坚固，如果黄樵松能成功，解放军就能减少很大的伤亡。可惜黄樵松命部下27师师长戴炳南准备时，戴炳南却把事情报告给了阎锡山。
最终黄樵松与前去联络的华北八纵参谋处长晋夫于11月27日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
三、李玉堂
李玉堂是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第三次长沙会战，他率领第10军硬搓日寇，取得了一个巨大胜利，因此麾下三个师都获得了“飞虎旗”，这是中央军里首支荣获“飞虎旗”的军队，此后第10军也常常被称为“泰山军”。
不过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不被蒋介石重用，虽然名义上是徐（州）兖（州）绥靖区司令官兼整24军军长，但实际管辖地区只有个兖州，麾下能打仗的部队也接连调走，最窘迫的时候手上只有两个保安团。
1948年山东局势动荡之际，蒋介石才把霍守义12军调给了他，然而在同年7月，李玉堂和霍守义双双被俘。
这一次李玉堂很聪明，他隐瞒身份装成士兵混了过去，后来又找到机会逃跑，费了一番心思才抵达徐州。只是这样的忠心没得到蒋介石的安慰，还换来了“永不叙用”的撤查令，这对李玉堂是个极大的打击。
直到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玉堂才得以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麾下的高级参议，广州即将解放之时，李玉堂又跟着薛岳跑到了海南岛。
此时的他身兼多个要职：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东路军总指挥、32军军长，已经掌控了不少武装力量。
这时只要能把李玉堂争取过来，我党解放海南之时就能更加容易，因此由李玉堂妻子陈伯兰的哥哥陈石清充当联络人，解放军与他搭上了线。
李玉堂本来也准备起义了，但因时机不成熟且联络不畅，就没能顺利按计划行动。而解放海南的进程实在太快，都没用他起义，战就差不多打完了，所以最终李玉堂带着32军部分残兵撤往了台湾省。
到了台湾，李玉堂的职务就被撤销，后来他的妻子与共产党联络的事被人抓到了把柄，两口子就被抓了起来。负责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认为李玉堂毕竟没有起义，所以就按“知匪不报”的条例判了李玉堂7年徒刑，后又增加到15年。
结果蒋介石在看到卷宗时，特意在上面加了个“耻”，这个字就要了两条命。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陈伯兰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
李玉堂的死争议还蛮大的，198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理由是他已经准备起义，但因为战事变化而中断了联络。
但2004年台湾省政府也发表了为“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沉冤昭雪并颁予‘恢复名誉证书’”的启事。
所以就很耐人寻味啊。
四、沈彝懋
此人不是上场作战的将军，但却是海军的重要人物——“昆仑”舰舰长。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起义舰艇很多，但基本上是几百吨的小型舰艇，作用较为有限，而“昆仑”舰排水量在三千吨以上，如果能加入到人民队伍中来，那后面解放东南沿海岛屿时就会顺利很多。
“昆仑”舰上有一些人是我党秘密打入的地下党，其中包括了沈彝懋的儿子沈勋。1949年春节前，“昆仑”舰赴台湾执行任务返回上海，陈健藩接受党组织指示，向沈彝懋表明身份，告诉他“你的儿子沈勋也是共产党员”，并给出3条路由沈彝懋选择：
一是跟随老蒋一条路走到黑，二是开始参加地下工作，三是做民主人士，掩护陈健藩在海军的行动，不当叛徒、不泄密。沈彝懋选了第三条，后来他也同意了起义。
1949年4月4日，本来“昆仑”舰上下都决定在这天起义，但好巧不巧，当天该舰就接到了多项任务，要护送上海海军机械学校的200多名师生撤往福州、要将原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的棺椁运回福州安葬，同时还秘密装载了500万两黄金运往台湾。
为了保护这批黄金，桂永清还指派了一个陆战队警卫排约40人上船，这就使得起义计划搁浅。本来有一部分船员意志就不坚定，这时间一拖长，副舰长、轮机长、航海官等人就不愿意起义了，有人还偷偷向桂永清的人告了密。
“昆仑”舰到达福州马尾港后，陈健藩组织了一批人离开，由于沈彝懋、沈勋父子被重点监控，他们没能顺利走脱，最终遭到逮捕，1949年11月被杀害于高雄左营桃子园刑场。
更可怜的是，沈彝懋在海军军官学校就读的另一个儿子沈白也在学校被捕，杀害于厦门。后来沈彝懋被大陆追认为烈士。
这几人本来都在重要位置，若起义成功可以减少很大的伤亡，实在可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