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一生有三起三落，最后一次起是在1977年，这个时间节点是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或许很多人以为，没有了“四人帮”，压制邓公的阻力消失了，他复出登上高位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现实并非如此，当时还有一股力量站在了相反面，就比如说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在邓公复出之前，陈永贵多次找到华同志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要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不然别人会说我们背叛了老人家。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永贵是没能看清楚时代发展趋势的。他不希望邓公再出来工作，但陈云、王震、李先念、叶帅这些老同志都认为邓公能更好地将公务梳理清楚，因此他们大举支持邓公，最后邓公也得以成功复出。
邓公的职务是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的，而会前陈永贵对邓公说了这样一番话：想不到我们又能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可要吸取教训了啊，否则还会犯错误的，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就别折腾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邓公此后不要再插手政务。邓公听后也不恼，脸上带笑地回了句：以后还得你多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陈永贵没有看出邓公的好意，以为这是个乘胜追击的机会，便接着说：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虽然主席已经去世了，但还有他的光辉著作、他指定的接班人在嘛。
这种说法是在附和华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殊不知，邓公对毛主席精神有另一个角度的理解。邓公见会议没有开始，又不想这次讨论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便把陈永贵拉进了一间小会议室。
邓公为陈永贵和自己都点上一根烟后开口：永贵同志，说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可能都不如你，那我请教一下，你说毛主席精神里，哪两条是最重要的？
陈永贵一时没想出邓公背后究竟有什么含义，所以连抽了几口烟没有说话。邓公笑笑，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觉得，毛主席精神里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陈永贵点点头，算是认可了邓公的话。
邓公接着又说：“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一些同志根本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以为背诵语录，高喊口号，背得比别人熟，喊得比别人响，真是这样吗？
你看那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少有人比得上，但他们实际领悟到了毛主席的思想吗？所以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说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文化程度并不算高，理论知识方面肯定不如从红军时期就开始搞政治工作的邓公丰富，所以他找不出反驳的角度，只能支支吾吾回答了几个“明白”，就草草结束了对话。
复出后的邓公开始推动全面经济建设以及审查历史旧案之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取代了“两个凡是”，开始成为路线的指导思想。
随后邓公推出的政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冲击，陈永贵就非常不理解，他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疑惑，这样搞下去，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说到底这跟邓公所说的那句话很像，陈永贵并不算真正理解毛主席精神，他在大寨搞农业非常出色，是农民的先进典型，主席曾经称赞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但是陈永贵的短板也很明显，他没有受过系统性的教育，眼光和思维有些落后，他学习了很多毛主席著作，但仅限于字面理解，没办法深入理解和运用。
1975年毛主席提议让他担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他上任后没有考虑土地、降雨、日照等情况，就在多地推行过大寨经验，这使得大部分地区收效甚微，不少人颇有怨言。不顾实际去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没有做到毛主席大力提倡的实事求是。
陈永贵有自己的局限性，他无法理解邓公的所作所为，他倒也磊落，有不满就直接说了出来。1980年1月15日，国务院的会议即将结束时，陈永贵就先走到了休息室门口站着。等会议结束，他连忙招呼邓公进入休息室商谈。
邓公已经猜到了陈永贵有话要说，犹豫了一下还是跟着进去了。在邓公点烟的功夫，陈永贵如“连珠炮”般发问：
小平同志，最近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感觉有些不妥。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公笑了笑，随即用很严肃的语气对陈永贵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你提的问题这样可笑，你的想法如同三岁的孩子一样幼稚，以后提问题之前，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看自己是不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做的吧。
陈永贵没想到邓公会这样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据他后来回忆，当天邓公的笑让他感觉很有压力。邓公在他楞在当场，就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要服从党的纪律和领导，就如当年我们都服从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想搞些阴谋，那就不是共产党员会做的事，处理的方式也不会用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说完，邓公就走出了休息室。
邓公曾经多次跟陈永贵交流，可对方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已不愿再浪费时间。陈永贵是出色的基层农业人员，但站在国家领导人这个角度，能力就有些不匹配了，当时很多中央领导人都是持这个看法。
在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背景下，陈永贵已经明显跟不上，所以他在1980年9月主动提出辞职。
1983年，陈永贵还是想为国家做些什么，便给中央写信表达了自己这个想法。组织很快任命他为北京东郊农村顾问，继续在农业上发光发热，这倒也贴合陈永贵的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