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三年级时，我的两位哥哥正上大学。母亲在家最期盼的事，莫过于能收到他们的信。哥哥们的信里每次都会提到我，妹妹是否听话或祝妹妹学习进步之类的。我想象着，要是收信人直接是我的名字该多好。
上初中时，我特意去了邻镇中学住读。开学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开始提笔。舍不得买专用信笺纸，我就在刚发的作业本上给闺蜜冰儿写信。我在信里介绍了新学校的情况，写好后将信纸折叠成心形装进雪白的信封里，贴上8分钱的邮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投进了邮筒。
几天后的一个午后，我正坐在教室里看书，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猛地抬头，见学校收发室的女老师正站在门口，手里捧着一堆信。我飞快地从她手中取过信，是母亲寄来的。她在信里问我是否适应住校生活，钱不够了就写信回家等等。那是我收到的第一封专门写给我的信。夜晚我将信珍藏在枕头下，一夜好梦。
自那以后，我一有空就提笔写信，给同学、哥哥，甚至还给远嫁到千里之外的姨妈们写信，盼的就是能收到一封专门写“周成芳收”的信。
班里跟我玩得最好的是芸。一到放寒暑假，我就叮嘱她及时给我写信。我家在镇上街道设有门牌号，芸住在偏远乡村，收信就没那么容易了。为表示公平，我每次收到她的信会及时回写一封，写好后装进用白纸制作的小信封里，再用圆珠笔在右上角画上6个空格，填上邮政编码，写上她的收信地址和名字。晃眼一看和真信封没啥区别。到开学时我将这些封好的信交给她，这让她很开心。
初三时我转学回到老家，芸一有空就给我写信倾诉思念之情。冰儿去了县城上高中，我们的通信频率也越来越高。有一次，她给我的信里写到，她的心比黄连还要苦,我回信中说自己也正饱受痛苦的折磨。时隔多年，我们常拿这些语言相互打趣。想想那时我们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却偏要为赋新词强说愁。
上高中后，班里的同学开始交笔友，他们常收到来自天涯海角的信，让我很羡慕。我在《中学生》杂志的征友栏里看到一个叫欧阳春雪的名字。头一次听说这样的姓，让我很好奇。我提笔给远在山东青岛的她写了一封信，不记得写了些什么，反正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她告诉我北方冬天会下很大的雪，我向她描述南方的夏天很炎热。她给我寄了一张在校园看书的照片，绿衣白裙，长发飘飘，像名字一样清纯漂亮。遗憾的是后来写给她的信却无故被退回，这让我很是惆怅。一晃也快30年了，当年那个穿白裙，留披肩长发的女孩现在何处？
写信读信让我的中学生活变得丰富有趣。某次，我在校外偶遇已上大学的本家大哥彤，彤哥得知以前认识的女孩小荷和我同班。临别时，他向我打听通讯地址，说是以后随时给我写信，这让我开心不已。可后来我等了很久都没见他给我寄来一个字，小荷却一封接一封地收到他的问候。有一次小荷收到信后特意给我说，你彤哥向你问好呢。好个屁！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许是彤哥良心发现，也或许是小荷向他转达了我的不满，我不久便收到彤哥的来信。他在信里狠狠地批评我，说女孩子要学会温柔，不然将来没人敢娶等等，我很不客气地回了三个字“乌鸦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去了离家不远的城市上大学，许多高中同学去了沿海打拼。通讯录上的名单越来越多。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班里的团委书记会去信箱里取信。每次见他拿着一堆信进教室，我会眼巴巴地盯着他，盼他能举着一封信向我走来。大学生活有很多有趣的事，可我最热衷的还是和朋友们鸿雁传书。冰儿师范毕业回到老家中学。她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给我的信里夹了10块钱人民币。我用那崭新的10元很奢侈地去餐厅点了一份回锅肉，外加一份番茄炒鸡蛋。
我大学毕业后四处漂泊。每找到落脚处，我就开始提笔给老友们写信。可我经常写好几封才能收到一封简短的回信。有的称工作繁忙，有的称还没稳定。进入21世纪，冰儿被调到市属重点中学，芸成了白衣天使，我在繁华的重庆城做了一名导游。我们都有了电子邮箱、座机、手机、QQ等先进的通讯工具。一个秋日的午后，在我居住的小屋门前，听到邮递员在叫我的名字。我激动地接过信，一看寄件地址是“重庆晚报”。我写的一篇生活随笔被报纸发表了。我将那份样报连同我曾收到的所有来信一起存放在老家的木箱里，每次回家都翻出来看看。寒冷的冬夜，我坐在床头捧起那些早已泛黄的信笺纸，读着读着整个身子都感觉到了暖意。
人到中年，过尽千帆。我无数次梦见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件雪片似的向我飞来。我一封接一封地拆开阅读，醒来嘴角含着笑意。
（作者系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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