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北京的寓所中，常常举行文人雅士的聚会，当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都前去参加，胡适、徐志摩、金岳霖等更是常客。聚会中，大家对学问与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林徽因又因机敏与善言成为聚会绝对的主角，所以，有人将这一京城的聚会，称为“太太的客厅”。
其实，在吉林的长春，1962年前后，也有类似的聚会，名为“春游社”。发起者与主角同样也是一对夫妇——张伯驹与潘素。而在成就方面，“春游社”似乎比“太太的客厅”更大，因为它留下了一篇篇鉴赏、品评书画与文物的笔记，有着比较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成立“春游社”，还得从张伯驹与于省吾在长春的见面说起。
于省吾所在的吉林大学位于长春市解放大路一带，吉林艺专位于自由大路一带，两所学校的距离只有不到2000米。而吉林大学家属宿舍与吉林艺专的家属宿舍只隔了几条街道，所以，从于省吾住处到张伯驹住处并不太远。后来，在省里的安排下，张伯驹的新居离于省吾更近了。第一次见面后，两位老朋友见面的次数便频繁起来，于省吾经常来到张伯驹家，与他探讨书画鉴赏以及一些历史考证。更关键的是，于省吾还把自己在长春的朋友介绍给张伯驹认识，其中就有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以及文物考古学家单庆麟、化学家阮鸿仪、历史学家裘伯弓、书法家郝幼权等。一个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朋友圈”很快形成了。
由于张伯驹热爱戏剧，省戏校的校长毛世来也经常到这里聆听他们的讨论。宋振庭也常来，说一些文人的趣事，讲到生动处，大家哈哈大笑。一日，在众人又一次聚会后，张伯驹再提建议:“以后每次碰头，每人都写一篇笔记，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浏览等不限，然后我再誊写，汇为《春游琐谈》。”
张伯驹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回应。内心早被中国传统文化浸透了的张伯驹等人遂将他们的活动称为“春游社”。而且，不但在长春的名家参与，“他们还邀约了京津沪等地的老朋友参加写作”。
一时间，吉林省文化界开始了大师汇聚、群星璀璨的新局面。而文人雅士的自发聚会，并酝酿结集出版，在东北的文化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遭。
张伯驹把这些文人高士们的雅集称为“春游”，是因为与此时他所居住的城市——长春有关吗？其实并不尽然。
1945年，随着日本人的投降，伪满洲国也瞬间倾覆。被末代皇帝溥仪从北京带走的1200多件历代书画珍品，散落于吉林省的长春、通化等地。到了1946年初，这些历代名书名画开始“现身”东北的民间，让国内各大收藏家们为之一振。其中就有一幅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那可是稀世珍宝。有人说，《游春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极高，是能够与凡·高《鸢尾花》、达·芬奇《蒙娜丽莎》并肩于世的世界顶级作品。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大动荡。而此时的中国绘画已经慢慢从岩壁以及器物上走下来，飘然降落到了绢纸之上。绢纸上绘画的开蒙，最初并无山水，但由于动荡的时代而造成各类不同的文化价值追求，表现在一些文人学士身上，则要么出而入仕，要么避居山水。面对着美丽的山水田园，文人学士将其看到的景致与内心情感相交融，山水画也就慢慢出现了。然而，早期的山水画却“人大于山，水不容泛”，也就是说，山水不过是作为画中人物的背景出现而已。
直至《游春图》的出现，这一情况方始改变，此画标志着中国山水画进入成熟期。
展子虔是隋朝的大画家，宋朝著名的《宣和画谱》赞他的画作“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后世甚至将他的画看作是“唐画之祖”。作为横80.5厘米、纵43厘米的绢本山水长卷，《游春图》将千年以前贵族们游春的盛景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境界之大，其气势之昂，其色彩之丽，均登峰造极。《游春图》也是展子虔唯一的传世作品，是存世年代最早的绘画大家所绘的卷轴山水。
张伯驹深深地知道这幅画作的价值。
此时的《游春图》已经被北平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老板穆蟠忱从长春收走，并转至古董商人马霁川手中。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和华北文法学院文哲系教授的张伯驹依照《故宫藏画目录》所载对出现在北平古玩市场的书画做了逐一确认。在所知的1198件流落市场的书画中，排除赝品外，只有精品400多件。这让张伯驹很心急，难道更多的国之珍品还囤于个人手中？恰在这个时候，马霁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面拿出20多件他收购的书画假意转让给故宫博物院，一面为自己手中的精品暗中寻找买主，甚至想卖到国外，获得巨利。
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收到这20多件文物后，遂柬约张伯驹和他的朋友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徐悲鸿、启功等专家前往鉴定。
专家们发现，这20多件书画中，大多是赝品。对马霁川甚为了解的张伯驹立即起了疑心。回家后，张伯驹从熟人那里终于打听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迅速驱车来到马霁川住处，开门见山地问马霁川：你把《游春图》放在哪里了？
目瞪口呆的马霁川不知如何应对。他本来想把此卷卖给洋人，赚个大价钱，没想到还是被这个文博界的大人物知道了。镇定下来的马霁川告诉张伯驹，《游春图》确实在自己手上，既然张爷要，没问题，卖给别人是1000两黄金，卖给张爷800两即可。
张伯驹随即找到故宫博物院，希望院方能予收购。然而让张伯驹失望的是，过了几天，故宫博物院函告张伯驹：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望君妥处。
无可奈何的张伯驹又去反复找马霁川，希望他把价格降下来。后来马霁川见此事已经在北平闹得满城风雨，也就顺水推舟，把价格降到200两黄金。可200两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张伯驹根本拿不出来。怎么办？在家里思来想去的张伯驹，看着自家庭院内大院中套着的四五个小院子，看着里面的若干个会客厅、长廊，看着一棵棵果树，一片片牡丹、芍药，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打算——他想卖掉自己喜爱的这所宅子。位于弓弦胡同的张伯驹住宅可不是普通的住宅，那里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的私邸。为了《游春图》，张伯驹顾不上这许多了。他联系了相邻的北平辅仁大学，对方最终同意以2.1万美元购买。
可是，拿2.1万美元换成的20条黄金，却因为成色不足，凑不够200 两足金!
为此忧心忡忡的张伯驹，茶不思，饭不想，不知如何是好。看着愁眉苦脸的张伯驹，夫人潘素二话不说，做出惊天之举：把自己这一辈子压箱底的首饰全都拿了出来。为此，张伯驹又增黄金20两。
然而，经鉴定，足金仍然不够200两。没办法，张伯驹找人担保，剩余银两日后必还。在反复交涉之后，马霁川终于同意了。当张伯驹拿到《游春图》的时候，一家人早已经搬离了弓弦胡同的豪宅，在早年买下的一处名叫承泽园的宅院居住。
《游春图》被张伯驹卖了一座私宅购得的消息很快传遍业内。忽有一天，张伯驹收到了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的手书信函一封。展开一看，简单寒暄之后，上面写着愿以“五百两黄金入藏《游春图》”云云。
张伯驹笑了。提笔复函：“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不久，张伯驹便将所住之宅命名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
1949年，新旧社会交替，张伯驹和潘素怀揣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喜悦走进共和国的怀抱，仿佛又开始了人生的“春游”。
1952年的一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敲开了张伯驹的家门。郑振铎对张伯驹说了关于国家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建设的想法后，高兴地告诉张伯驹，经过各方努力，已经有很多散落在各地的“国宝”回到了国家的怀抱。
没等郑振铎再多说什么，张伯驹已经接过了话，他告诉郑振铎，他要把自己珍藏的《游春图》交到人民的手中。而当郑振铎说，知道此卷当年是用一座豪宅换来的，新中国虽然成立不久，但也要给一些报酬时，张伯驹说，我要上交国家，是无偿捐献。
几天后，张伯驹将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及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一起送到了文化部。由于他坚决不要报酬，文化部奖励给他3万元人民币。
押上自己身家只为换得艺术瑰宝，最终又不要报酬地捐给国家，而且，其所捐物品之珍，存世价值之重，数量之多，在历史的长河中，恐怕无人能出张伯驹之右。这也让张伯驹成为中国文物收藏史的不朽人物，他不仅给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做出了贡献，也为世界艺术史的光辉灿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0年之后，张伯驹来到了东北工作，而他所在的城市还叫长春，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从《游春图》到“展春园”，如今又到长春来，“我的一生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春游之中，也是一种巧合”。张伯驹在长春对于省吾等人说。
1962年春，“春游”在几位老先生之间开始了。他们彼此约定，每周一会。
此时的张伯驹心情舒畅，他由衷喜爱的生活方式在长春的寓所里重新获得，当年北京宅院前的门庭若市又回来了。老先生谈笑风生，与老友新朋论金石、书画，谈考证、词章，说掌故、轶闻，讲风俗、游览，可谓纵横古今，连接中外。他更将自己对唐宋书画的理解，京剧业内的旧闻，甚至自己经历的北洋军阀时期一些旧事的来龙去脉，等等，和盘托出，其他人也都毫不保留地讲述着自己关于考订的心得以及了解到的新鲜知识。
一时间，长春街巷中叶绿花红之间飘荡出一股历史人文的书卷气息。
张伯驹特意嘱咐大家：“每周一会……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张伯驹：《春游琐谈·序》）
为何会有“随书一则”的想法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张伯驹早年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时候，遇到了小他20岁的周汝昌，因为共同的爱好，特别是倚声论词，让他们二人结为忘年之交。新中国成立后，因与前清翰林、民国要员等众多风云人物皆有交往，又曾经是负有盛名的贵公子、文物收藏家、词人、戏剧专家，很多特殊的经历不是一般人能及的，周汝昌就劝张伯驹说，现在很多人并不了解你，而你经历的一些事情随着时间湮灭就可惜了，应该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写下来，有多写多，有少写少，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将来就是可资借鉴的重要的历史资料。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的群体性雅集，或是独自写一些笔记，已经成为文化习惯，有着悠久的传统。学养深厚的文人墨客定期或不定期，或在特殊的日子在一起喝酒欢聚，作诗唱和，然后结成集子；或者某个人独自对某一领域进行探访、考察，然后形成笔记，都是传统文人喜爱的抒发情感、记录当下的生活方式，里面凝结着中国文人的某些独特的生命样态。
在来长春之前，张伯驹已经在北京和朋友结成了“展春词社”。来到长春，他觉得是自己“春游”人生的继续，甚至自己也说：“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公、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既然有了“春游社”，大家在“春游”中畅谈，张伯驹自然动了“集”的念头，这也是张伯驹倡导大家“随书一则”，最后形成《春游琐谈》的一个重要原因。
潘素画作
“每周一会”的模式甚至影响了潘素所在的吉林艺专。在宋振庭的支持下，在艺专副校长耿际兰的具体组织下，学校不定期地开展以文会友的“神仙会”。参加者自然不能少了张伯驹和潘素。只要没有特殊的事情，宋振庭也会参加。同时，一批音乐、历史、书画界的老艺术家如李廷松、史怡公、孙天牧、王庆淮等都是“神仙会”的中坚力量，华天章、英若识等青年后辈也会常来聆听。
“神仙会”是轻松的，是艺术的，是生动的。有时从哪一个人的高谈阔论开始，有时从品评一幅绘画作品起头，有时干脆在桌上摆好笔墨纸砚，悬腕起笔开画，山水石菊，动起了真格的。而这些即兴的作品往往是众人合作，你画一石，他画一草，我又补个仕女，这是真文士，玩真性情，也得有真能耐。
“神仙会”也与“春游社”一样，往往就在大师们的家中进行这次是张伯驹家，下次是史怡公家，再下次……没时间做午饭了，耿际兰就会把大家从家中请出来，到吉林艺专的食堂，边吃边继续聊。而在这个时候，宋振庭往往会就吉林文化事业哪个决策或细节征求大家的意见，把自己多日来所思所想与大家交流。一位省级领导与众人没有距离地在艺术气息中融合在一处，大家的心里都热乎乎的。
从1962年开始、到1965年前后，张伯驹收录了36人的363篇文章，组成了厚厚的6卷，张伯驹将其定名为《春游琐谈》。他在一篇序言中比较正式地解释了取名的缘由：“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固不止《游春图》也。”“……晚岁役于长春，更作《春游琐谈》《春游词》，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何巧合耶！”既然“春游”与他的一生结缘，所有在此期间的考证、思考、回忆，自然都以“春游琐谈”概括之。
《春游琐读》涵盖的面是很广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很多领域皆有涉猎。张伯驹后来在一篇名为《也算奇缘》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在长春期间，与朋友合写了六集《春游琐谈》，为一资料笔记的书，例如于省吾专写甲骨金文，罗继祖专写宋辽金史料，恽宝惠专写清史料，我专写诗词戏曲书画及轶闻故事，裘伯弓专写版本，并约北京、天津、上海旧友供给文稿。
最初,《春游琐谈》是以油印本的形式问世，张伯驹自费出版、仅印了 100套，在文人间小范围流传。然而，这部书的影响却至深至远。“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黄杨厄闰，大受冲击。刚烈者一死了之，怯弱者随缘忍辱，惟旷达者犹能夷然处之，不改其乐……如春游主人，则创为此举，集体成书，以贻后人。我辈今日读之，非但可以博闻多识，继承薪火，亦可仰诸老辈之坚贞风度。”这是著名作家、学者施蛰存先生对《春游琐谈》的评价。
1984年7月，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首次将《春游琐谈》公开出版，但也没能收全所有文章。
50多年后的今天，在张伯驹曾经生活过的长春，当年离他最初居住地向西步行不超过5分钟路程，就是吉林省图书馆的旧址。在2014年老馆搬走之前，馆舍后面的藏书库里，就藏着油印版的《春游琐谈》，书页已经泛黄，但墨香还在，唯一的遗憾是，只有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