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天津社会科学 》2025年第1期出版
文化
2025-02-01 23:07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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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文明的哲学转型与现代哲学如何消化、对待实定性问题密切相关。在黑格尔、谢林、费尔巴哈、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实定性是个含义多变、非常复杂的概念，它提供的确定性根据，先后与主权者的命令、传统习俗、经验事实的确证内在相关。至少在宗教与神话领域、文学艺术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都先后出现了不能完全归于理性、无法为理性完全把握的实定性问题。晚年的谢林在宗教与神话领域展示的实定性只是其中的一种、一类，绝非全部，亦非典型。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实定性越来越多的把握、吸收，走向对黑格尔的理念世界在先的否定哲学的批评，得出建立“真正的实定科学”的结论。对物化世界的实定性根基的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实定性根基的重视，在超越性新世界中超克现代虚无主义，是作为“真正的实定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之义。【摘要】马克思生态思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考察经历了一次范式转变，即从单一的主客体范式转向生产关系范式，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主客体范式的完善和优化。马克思所确立的生产关系范式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人与人的关系的基础上，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以何种历史样态出现。生产关系范式为马克思分析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基本路径。在马克思看来，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建立起何种关系，进而在这种关系中人以何种态度对待自然，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马克思通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展开多维度分析，深入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性特质，批判性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深层根源，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摘要】文学视频是一种依托网络平台，通过融媒介的视频载体，以“解说”经典文学文本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批评。它的兴起与当代青年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了网络社区文化的深刻影响。以bilibili视频网站为中心，文学视频显示出以下特征：一是批评主体的多元化；二是“人生的批评”；三是“说部”传统的复活；四是融媒介说书；五是“情动”机制下的“围炉夜话”与“豆棚闲话”。文学视频对中国文艺传统的赓续、对融媒介形式的运用，以及对虚拟场域的建构，不仅拓展了新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边界，而且还以“破圈”的方式推动了批评的大众化运动。与此同时，在重建“人生的批评”的观念主导下，文学视频有力提振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指引，继而让文学重返了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摘要】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迻译更容易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汉学家的工作主观上是为自己，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从其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的迻译理念、翻译策略和文化立场等方面都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西游记》詹纳尔英译本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同样，我们也很容易领悟中国学者中国文学外译的可取之处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明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能仅靠单向努力，而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道理。【摘要】人工智能能够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也可能带来一系列舆情复杂性挑战。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舆情复杂性，究其根源，与后真相现象突显、信息科技的局限性、舆论引导能力不足、媒体把关功能弱化和公众素养有待提高等因素交织相关。必须提升舆情治理战略自觉、树立现代舆情治理理念、探索舆情创新治理方法、健全舆情治理制度体系以及构建舆情协同共治格局等，努力强化舆情智慧治理能力建设，提高舆情应对水平，更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摘要】康德哲学中有两种不同意义的逻辑谓词：一是康德在《逻辑学》中所说的分析命题仅仅包含的“逻辑谓词”（如物体概念所包含的“广延”），它与综合命题包含的“规定”（如物体概念未包含的“重量”）之间的区别是事物的内在规定与外在规定之分；二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反驳本体论证明时所说的仅仅在逻辑上被用作谓词的实存概念，它与“实在谓词”即“一个事物的规定”之间的区别是并非事物的谓词或规定的“模态”与事物的内在规定之分。在反驳本体论证明的特定语境中，实在谓词作为“一个事物的规定”特指上帝概念所包含的实在性（如“全能”），这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恰好处于分析命题所包含的“逻辑谓词”的层次之上，并不等同于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康德还把“上帝是（存在）”命题中的“是（存在）”与“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分析命题的谓词概念“全能的”相区别，并认为“全能的”作为实在谓词是“一个关于某种能够加给一个事物的概念的东西的概念”。这两种不同意义的逻辑谓词，并不可以被理解为两种分析命题的谓词，或者被理解为同时与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或“实在谓词”相对比的逻辑谓词，或者被理解为占据两种命题的谓词位置的概念。这三种理解都没有看到康德哲学中有两种关于逻辑谓词的区分模式，而且与综合命题包含的“规定”相对比的“逻辑谓词”，在与被当作逻辑谓词使用的模态概念的对比中，恰好就是康德所说的“实在谓词”，因而误将实在谓词等同于综合命题所包含的“规定”。它们都把“但规定却是一个加在主词概念之上并扩大主词概念的谓词”当作对实在谓词即“一个事物的规定”的界定，而没有看到这个说法是对“实存概念的一种精确规定”的说明，也没有看到“某种能够加给一个事物的概念的东西”才是对实在谓词即“一个事物的规定”的具体界定。【摘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虽然中间不乏顿挫回旋，但总体上是一个迈向“人的解放”的进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蕴含着巨大的解放潜能，但其“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则禁锢了这种潜能的释放。在这一关于人类整体历史进程的一般观点中，马克思一方面抨击了以英帝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国家将古老中国拉入现代世界之手段的卑劣不义，另一方面则指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性。“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表征的包括传统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特征，以及中国开启现代化时在现代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表明了中国走西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西式现代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则表明了西式现代化的“不可欲”。不可能和不可欲，共同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的方式向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解放”这一人类历史普遍方向的回归。【摘要】与人际关系相关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地缘、血缘、业缘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缘文化，在华人社会历久弥坚，不仅说明“缘”是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标识性概念，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工具。在社会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缘”代替“五伦”，重构人际关系的规则和观念体系，其中在规则方面将差序格局向等序格局推进，在观念方面强调平等与自由，这些现代性理念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传统差序格局的调整抑或解体，利用好这些“缘”文化资源，探索群己伦理，有助于形塑新的人际关系制度体系和观念体系。【摘要】网格化是中国率先实践的一种新型城市治理组织模式，旨在克服科层制传统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缺陷。在现代大都市的治理实践中，网格化治理产生了四大组织效应：一是按照差异化空间实施非均匀治理，二是实现了管治复合、管运耦合和管评契合，三是实现了多层次的制度性赋权、激励相容和个体—集体利益一致性，四是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并形成多中心、多重均衡的结构。网格化治理从制度和工具两个维度创新了城市治理结构，推动形成多元主体深度协同治理，为满足居民异质性需求偏好、消除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路径，促进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比传统城市治理，网格化治理组织模式构建了新城市治理主义的核心意涵。【摘要】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央选定并授权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引领者，探索其如何运用授权推进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有研究多从“结果”视角刻画其引领区域发展的现状，却疏于思考其引领区域的“过程”逻辑。鉴于此，我们引入网络领导力概念，探索性地构建了“个体倾向—同位竞合—中继支点”分析框架，尝试系统剖析国家中心城市建构区域网络的规划策略。国家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发展的规划策略蕴含了培育网络单元、搭建网络纽带、提升网络韧性等多重逻辑，具体体现为国家中心城市需充分利用中央授权培育区域发展单元，建构区域发展资源流动的空间载体；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迈向系统、联动的顶层引领下，国家中心城市还需要在多个区域单元间搭建网络纽带，并进一步探索提升区域发展韧性的支点培育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引领力提升成为国家中心城市面临的主要挑战。【摘要】从演化视角出发，本地区及其与相邻地区间的产业相关多样性能够促进跨行业和跨地区的技术关联和知识溢出，推动地区现有产业能力提升和资源重组，实现产业多样化发展，从而增强区域经济韧性。近年来，面对国外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和国内多重因素交织叠加带来的下行压力，京津冀区域经济韧性不足问题凸显。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产业相关多样性的分析发现，北京制造业相关多样性水平相对较高，但整体规模需进一步提升，天津制造业相关多样性水平持续下降，河北制造业相关多样性水平较低且不断下降，不利于三地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新增长路径的形成。京津冀三地间的产业相关多样性低于各地区自身的产业相关多样性，而且2013年以来，京津、京冀、津冀间的产业相关多样性水平都呈下降趋势，不利于三地间的产业联动和协同发展。从产业相关多样性角度出发，为增强京津冀区域经济韧性、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应加快促进京津冀三地制造业的多样化发展，培育三地共同的产业优势和产业基础，以产业链区域协作为抓手，构建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握手通道助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逻辑框架与优化路径【摘要】持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是重要时代命题，握手通道是新时代京津冀高质量精准协同的重要实践探索。不同于传统的协同方式，握手通道以城市间的自发性交流合作为核心要义，产业转移关系由“被动承接”转变为“主动引入”，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全新模式和独特视角。握手通道通过“以需优供”精准化匹配、“点—线—网”精准化对接、“数智结合”精准化引流、“长效跟踪”精准化管理，助推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京津冀已初步建立高度联通的握手网络，通过对三地主流报纸相关新闻报道的大数据挖掘发现，京津冀城市间握手通道建设仍面临产业投资的初期匹配存在偏差、企业间握手前期对接相对薄弱、中期引流的数字化水平相对较低、提质增效的后期管理相对不足等问题。为更好促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需着眼于握手通道建设的全时期和全流程，健全握手通道的精准匹配机制，补齐产业投资领域协同短板；优化握手通道的精准对接机制，加强企业主体间市场化协同活力；完善握手通道的精准引流机制，实现数字技术赋能协同发展；健全握手通道的精准管理机制，推动协同发展向更高水平演进。【摘要】从将文学视为没有自己“本质”的体制性产物，到将文学视为有其“核心属性”的事物，体现了伊格尔顿批评观念自新世纪以来的明显转变。伊格尔顿重新定义了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政治批评”和“修辞批评”概念。理想的文学批评是对“形式”和“主旨”的双重关注，既关注作品本身的文体因素，又牵涉道德（政治）评价，而且，还必须是通过“怎么说”来评判“说什么”。在这样的批评中，文学被视为“事件”或“策略”，其本身被视为审美的“道德实践”形式。——基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0）》编撰的思考【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研究，学界已经出版过几部著作，这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客观叙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新趋势。编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是顺应学术趋势的必要选择。与常见的编年史所编排的“事实”是文学事件不同，《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0）》所叙述的“事实”是客观的小说理论观点和相应的载体、体式、语体。从“长时段”的视野出发，整体把握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流变史，是客观还原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的重要方式。同时，从中国小说理论“古今演变”的视野，“洞流索源”，考察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流变，是客观叙述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必不可少的环节。注重还原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历史现场与细节，也是客观叙史不可或缺的要素。总之，《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0）》的编撰，既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史研究领域，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领域的一次新探索。【摘要】科幻艺术是人类新认识和推断的文本写照，是新他者观最好的具象化书写，也成为推演后人类社会、伦理、世情、斗争等的抓手。科幻叙事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想象后人类的重要方法。在科幻叙事中，他者形象以外星人、人工智能、动植物和工具—媒介等类型得以呈现。科幻文学和电影通过对后人类他者形象的塑造，播撒了后人类的认识论、伦理观和审美观。这一定程度上是以联想、想象和视觉的感性方式形塑后人类文化。后人类文化的他者观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建构生态后人文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后人类他者形象用具象化的方式反映和记录了后人类文化生成的过程。【摘要】美国19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居民对清洁饮水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城市瘟疫流行的时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瘴气学说认为，城市卫生的改进可以防止或减少瘟疫的爆发，因此需要大量的清水冲洗街道和明沟等。另外，美国城市的住房建筑主要采用木质结构，很容易引发火灾，因此也迫切需要大量的城市供水用于消防。但19世纪初期，美国城市供水主要由私人供水公司提供，由于其资金限制和盈利目的，并不能为城市提供充足、清洁和健康的用水。因此，公共供水工程得到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供水中占据主导地位，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饮用、卫生和消防用水。与此同时，城市供水系统逐步得到完善，建立了供水过滤系统并采用化学消杀措施，使城市供水更加清洁而健康，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世纪下半叶美国“附带捕获”海豚问题的论争与解决【摘要】20世纪下半叶，太平洋东部热带海域的“附带捕获”海豚问题在美国成为各方论争和博弈的焦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发生的争论推动着解决该问题的相关政策和立法的发展。在国内，美国国会的相关立法从单纯追求技术解决方案，到实施一般许可证制，再到强制实施限额及相应的保障机制，初步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国际上，美国单方实施金枪鱼禁运及“海豚安全”标准，加剧了国际贸易争端，经过多轮谈判，最终达成了国际海豚保护协定。“附带捕获”海豚问题的解决牵涉从美国国内到国际社会众多行为体，各方围绕该问题的解决演绎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考察和研究美国在解决“附带捕获”海豚问题中的历史经验，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应对和解决类似的环境问题提供历史启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