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王振忠 《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修订版）》

（一）

“世界史”抑或“全球史”，对于二者之源起、旨趣及其异同，虽然学界仍有不同的解说，但近年来总体的趋势之一是——历史研究的视野不当囿于国别，而应以具有相互联系的一些区域作为论述的空间，探讨跨国家和跨区域的技术传播、贸易及其相关的诸多交往。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东亚诸国（除中国之外，还有日本、朝鲜、琉球和越南等），有着相近的文化要素，其主要表现为：汉字文化、儒学、律令、佛教以及相关的科技。其中，汉字是东亚邻国与中国交流得以实现的共同背景，再加上传统上各方频繁的贸易、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流，鉴此，可以将东亚视作一个具有相互联系的空间单位加以探讨。

在传统时代，中国东部沿海素有悠久的海洋文明传统，出于生计上的追求，不少民众“以海为田”，很早就有了向海外拓展的经历。在这些流动人群的心目中，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或许并不像当代史家想象的那样严密。十六世纪在日本五岛一带活动的中国海商首领、“徽王”王直就曾疾声力呼：“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何沾沾一撮土也！”a 当时，前往海外闯荡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方法频繁出入日本、越南和暹罗等国，与所在国的各色人等合作，展开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并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不以国家为单位，而以活跃在东亚的人群为主体，可能更合乎彼时的实际情状，这是将事件和人物放回到历史情境的一种方法。

（二）

在以往“中外关系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框架内，域外文献对于中国区域社会研究之重要性难以凸显。而今，随着视角的转换，在中国区域研究中，此类文献必将得到充分的利用。

譬如，透过明清时代朝鲜燕行使者留下的大批《朝天录》《燕行录》，我们对燕行路线途经的东北、华北之区域社会、人文景观和商况市景等，有了诸多颇为深入的了解。而浩繁无数的朝鲜汉籍，亦为中国史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以《缟纻集》为例，该书记叙了十八世纪朝鲜“北学派”代表朴齐家与百余名中国学人的交际唱酬。其中收录的罗聘佚信，提及这位“扬州八怪”之一当时寓居北京的琉璃厂观音阁a。而另一位仅在《扬州画舫录》中有一简略小传的中国古董商人程嘉贤，却因1791 年在琉璃厂与朝鲜燕行使者金士龙的邂逅，而在后者所撰的《燕行日记》中有大篇幅的记录b。这些新史料，都让我们重新审视江南繁华都会与北方政治中心在文化上的联系，思考由江南到北京再到域外的文化交流。除此之外，清代《燕行录》中对琉璃厂以及中朝书籍贸易连篇累牍的大量描述，使我们不仅对琉璃厂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对于由此带来的书籍贸易线路及其社会影响，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中可见，乾隆时代在北京琉璃厂与江南各地存在着图书流通的网络。倘若我们将中朝各类文献综合考察，便可清晰地把握汉籍流播的一个重要走向——亦即江南藏书家以湖州书贾船只为媒介，由镇江通过运河，经通州张家湾运到北京琉璃厂，并从那里输入朝鲜。倘若再结合同时期朝鲜文集的记载，更可看出此种书籍贸易对朝鲜社会的重要影响。

上述的罗聘、程嘉贤皆出自皖南的徽州。徽州虽僻处内陆，但因其商人活动之活跃，而亦可置诸更大的地理空间中加以论述。前述的“徽王”王直，即经新安江一水东下进入长江三角洲，在宁波双屿港建立据点，并由那里前往日本、暹罗等地。此后，王直作为“倭寇”头目虽被镇压，但包括徽商在内的中国海商与东亚的贸易并未消歇。及至清代，长崎贸易中的主角，还有不少是徽州商人。江户时代幕臣宫崎成身的《视听草》中，就收录了一份《唐土门簿》，根据我的研究，那是前往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带往长崎的通讯录，内容记录的是苏州的批发商人，其中，有不少都是侨寓苏州的徽商。该份资料，可以与长崎唐通事的教科书以及《惜字帖》（森岛中良编）、《艺海余波》（松平齐民编）等日方史料比照而观，从而勾勒出中国商品生产、运输及消费的完整图像。

1774 年日人平沢元恺与中国徽州海商汪鹏的长崎对话——《琼浦偶笔》，不仅涉及江户时代长崎唐人贸易及其相关风俗，反映当时东亚各国以及东西洋的文化交流，而且亦触及同时代中国区域社会的诸多问题，颇值得我们关注。平沢元恺与大阪豪商、江户时代著名收藏家木世肃（木村孔恭）之交往，尤其耐人寻味。而与平沢元恺对话的汪鹏，另作有《袖海编》，这篇被时人誉作“见闻亦似《吾妻镜》，史馆他年好取材”的文字，不仅为中国人的第一部日本通史——翁广平之《吾妻镜补》所频繁征引，而且还被收入《昭代丛书》，在十九世纪中叶为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所获得，并被茨韦特科夫翻译成俄文——《中国人关于长崎的笔记》而得以在欧洲传播。其中，尚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稍早于平沢元恺与汪鹏的长崎对话，1764 年，朝鲜通信使亦与日本医官山田正珍有过一段交流，这就是他们的笔谈记录——《 桑韩笔语》a。笔谈的双方都具有较好的汉文修养，双方讨论的话题除了涉及日韩之外，中国文化始终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在笔谈中，他们讨论了语言、音乐、佛法、医药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涉及朝鲜的人参制法，而这对于东亚物质文化交流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极具史料价值。在十八世纪，朝鲜人参在东亚颇受青睐。当时人认为人参能调和身体诸器官之功能，镇精补髓，为通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日人撰著的《和汉人参考》就认为：“人参者，回生起死之神草。”而朝鲜人所作的《和国志》亦指出：“人参为其国万病通治之药，名之曰灵药，而恃之为性命之关，不独日本为然也。海中诸国皆来买取于日本，故日本之人，又蓄此为奇货。长崎通路后，亦有自南京至者……”江户时代，长崎成为日本人参贸易的重要码头。关于长崎贸易中的人参贸易，唐通事教科书《译家必备》中就提及由唐船带来的凤凰城人参。凤凰城位于中朝边境，此一地名在清代几乎所有的《燕行录》中均曾提及。而根据中国史籍《文房肆考》的记载，“凤凰城货虽地道，所出不一。……五、六月即可掘采，九、十月贾人便至苏城开价矣……此种低货，惟行销洋广、江西。”书中有“苏行分等”“苏行秤兑”等记载，反映出苏州系当时中国人参集散的一个中心，鉴于该处同时又是赴日采买铜斤的中心，显然，其中相当多的人参就销往日本。可见，苏州与长崎的相互联系与交流特别值得重视。

众多的唐通事相关文献，不仅是有关长崎华商研究的资料，而且也是研究中国东南沿海海商活动及江南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例如，出自唐通事之手的《浙江嘉兴平湖县给商船示约、崎馆海商条约》（早稻田大学藏抄本），就反映了清朝政府、中国海商对长崎贸易中下层水手日常生活的管理，这是对江户幕府“正德新令”的一种必要补充，反映了中、日政府及商人之间的相互默契。当时，不仅清政府时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日本的动向，而且在民间，也有一些人提出对长崎贸易中海商水手的生活状态予以重视，以防止“无赖”之出现，避免重蹈明代“倭寇”之乱的覆辙，此种焦虑，实际上折射出十六世纪生灵涂炭之“倭乱”留给江南士大夫的痛苦记忆。

有关长崎唐通事的语言史料，提供了中国江南与日本海外贸易的诸多关键性线索。例如，徽墨输往长崎的交易，这一提示可以与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的唐船输入品之统计比照而观。由此可见，当时输入日本的中国墨，主要应是徽墨。揆诸史实，自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墨业的中心即转移至歙州（亦即北宋末年以后的徽州）。十六世纪以还，徽州墨商的营销网络广泛分布于江南各地。徽墨不仅输入日本，而且在苏州等地的徽州墨商，还通过前往长崎的中国海商，与日本的古梅园墨商松井元泰有着密切的交流。透过《古梅园墨谱》等域外文献，我们对徽墨之海外流通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交流，有了更多的了解。

除了徽墨之外，自十二世纪以来，“徽严生漆”（徽州以及浙江严州之漆）就由新安江下行，运往长江三角洲。从十六世纪开始，徽州歙县等地的漆器制作水平高超，达到了明朝皇家制作的工艺水平，漆器制品也有一些输往日本。在当时的江南，徽漆与倭漆技法相互吸收，彼此交融。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漆工专著《髹饰录》，其作者黄成（号大成）即出自徽州。该书于1625 年经江南漆工杨明逐条加注并撰写序言，其手抄孤本于江户时代流入日本，为东瀛著名鉴藏家木村孔恭所收藏。及至十八世纪，从长崎史料来看，既有中国漆器运销日本的记录，又有倭漆流行于江南等地的记载。除了中日间的交流之外，漆器还通过荷兰商船大批输往欧洲。有关这方面的交流，由于中、日等国的史料较为分散，具体的细节还不太明晰，显然需要进一步的综合性探讨。

十六世纪以还，徽商在江南一带大规模地收集文物，曾经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一般认为，徽州人大量收购古玩字画，主要是出于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盲目模仿，在文人士大夫眼中，他们不过是些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收购和鉴赏古玩，一向被认为是富裕了的徽商不事生业、玩物丧志的一种表现（许多人认为，这是最终导致徽州盐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倘若从东亚的宏观视野去考察，便不难看出，日本的古玩鉴赏风尚是与中国江南一带的时尚变迁密切相关。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就曾描述当时中国国内的鉴藏风尚：“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而日人浅野长祚在《漱芳阁书画铭心录》中，亦对其国内的“书画好尚，岁改月变”多所记载，其中提及：“五十年前专尚文、祝、沈、唐，不重宋元之迹，是宋元之迹所以湮没不多传也。后文、祝、沈、唐真迹，渐又并澌灭。于是明末清初诸名迹，始重于世……”相较之下，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由此不难看出：徽商大规模地搜集古玩字画，即使是赝品亦在所不惜，应当并不是人们通常所以为的那样——是暴发户不识货、附庸风雅的表现，而真正的目的实际上仍然在于盈利。换言之，追求文人趣味的江户日本人（可能还有朝鲜、越南等汉文化圈内人）才是此类赝品真正的消费者。因此，徽州人“近雅”或附庸风雅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深层的商业动机。进而言之，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清代扬州等地的徽州商人招养食客，资助文人，校雠书籍，从而在淮、扬、苏、杭一带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氛，除了自身的慕悦风雅之外，应当也与这层商业动机息息相关。太平天国以后，江南一带“提倡风雅绝无人”，亦与海外贸易及鉴藏风气之嬗变有关。因此，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置诸整个东亚乃至东西洋贸易的背景中去考察a。

（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还，以区域取向探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蔚然成风。此后，文化史，特别是“眼光向下”的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之发展，更促进了当代史学的演进。在区域研究的视角下，东北、华北、江南、徽州、福建、珠江三角洲等，虽然大小不一，但都可视作自成一体的区域社会，其发展和演进颇受学界重视。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将各种门类的资料熔于一炉，综合运用，因此，域外的诸多文献均可纳入此一视野。除了关注政治史、贸易史之外，还有社会文化史的诸多方面都将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区域研究的方法，亦为域外汉籍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东亚视域中，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主体不再是笼统的“日本人”“中国人”或“朝鲜人”。而是随着研究单位的转换，诸如中韩、中日关系，亦便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政治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可以转向社会史的研究，这对域外汉籍史料的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区域视角，使得相关的研究得以更为深入。

例如，十四世纪以还，福州府人群在东亚的贸易及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明初，太祖朱元璋将闽人三十六姓赐与琉球，使得福州与琉球国之间形成了天然的纽带。此外，在福建与日本萨摩的早期贸易中，福州人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江户时代，长崎世袭的唐通事在60 家以上，其中第一代能判明出生地的有30 家。个中，福建人占了23 家，而福州人（指福州府各县籍人）又占到10 家，占全部的三分之一。这些，都为我们解读彼时彼地的文献，提供了重要的区域文化背景。由于琉球与福州人天然的渊源，以及十五世纪以后福州成了琉球人入贡中国的中转站，因此，从他们所留下的官话课本可以看出——琉球人以琉球馆为中心，生动地描绘了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其中涉及的诸多侧面，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了解清代中小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此外，透过对官话课本所见中国社会生活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琉球官话课本本身。类似的情形，亦见于长崎的唐话课本。关于这一点，抄本《唐通事心得》如斯曰：

大凡学了福州话的人，舌头会得掉转，不论什么话都会讲，官话也讲得来，漳州话也打得来。壁［譬］如先学了官话，要你讲漳州话，口里软头软脑，不像个下南人的口气。先学了漳州话，要你说官话，舌头硬板板，咬钉嚼铁，像个鞑子说话一样的不中聆。这个正真奇得狠，唐人是生成的，自然如此，连日本人也是这样了。若是外江人遇着下南人，或者遇见了福建人，讲官话自然相通。原来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得了，童生秀才们要做官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都学讲官话，北京朝廷里头的文武百官都讲官话，所以晓得官话，要东就东，要西就西，到什么地方去再没有不通的了，岂不是便当些？但是各处各有乡谈土语，苏州是苏州的土语，杭州是杭州的乡谈，打起乡谈来竟不通，只好面面相觑，耳聋一般的了。

《唐通事心得》抄本现藏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该书最早为日本学者木津祐子所发掘和整理。进一步的比勘不难发现，该份有趣的资料亦即另一种唐通事教科书《唐话（长短拾话）》中的一部分。对于语言学者关注的此类文献，尚未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揆诸实际，此处提及三种语言：一是福州话，二是官话，三是福建漳州话。另外还提到三类人：一是外江人，二是下南人，三是福建人。“外江人”也就是福建之外的江南人，“下南人”即漳州人，而“福建人”实指省会所在的福州人。从中可见，说福州话的人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唐通事心得》接着提到：

有一个漳州通事，年纪不过二十二岁, 做人慷慨，志气大得紧，聪明是不消说，百伶百俐，问一知十，凭你怎么样琐碎的事情，半吞半吐，略略说把他听，他就会意了明白，像个经过手的一样。这几天，到我家里来学官话，他的主意，自己虽然会讲漳州话，有公干出去，见了外江人，说话不大通的时节，纵或有胆量，敢作敢为，会料理事情，也是碍手碍脚，未免做得不停当了，所以他学官话，他不过这两日才学起来的，不但是讲得大好，他学了一日，倒赛过别人家的学一年了。我（教）导他第一句话，第二句是他就自家体谅得出，只当猜 ［哑］谜一样的了。

从行文口气来看，这显然是以福州人为中心的现身说法。其中提及的漳州通事“到我家里来学官话”，明显是在暗示说“下南话”的漳州人绝非《唐通事心得》的作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通事心得》应为福州人所撰写。事实上，不仅《唐通事心得》，《译家必备》《琼浦佳话》等唐通事教材也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出自福州人之手。

不仅是方言，其他的风俗也影响到了长崎。《唐话（长短拾话）》中提及长崎的端午等节俗均源自中国，并说：江户时代长崎几十万户的人家中，有“一半是唐种，先祖都是唐山人”，当地四时八节的人情礼貌，“都学唐山的规矩”。“唐山”也就是指中国，鉴于长崎与中国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长崎唐通事的描摹应当并非空穴来风。日人佐藤成裕在《中陵漫录》中亦指出：江户时代前来长崎的海船大抵是闽中之人。众多福州人来到日本，将闽中的不少风俗带到了长崎。迄今，长崎的寺庙、饮食及版画等，在在皆留有中国文化的印迹。仍以唐话课本为例，江户时代日本“华音之名师”冈岛冠山所编的《唐话纂要》中，有一汉文小说《孙八救人得福》，说的是长崎人孙八，营救了一位被“光捆”（地痞光棍）困窘的少年三木龟松。对此，龟松之父治平感恩戴德，他让孙八与龟松“契为兄弟”“同帐而睡”……而这其实是明代以来福州府同性恋风俗——“契兄契弟”的一种反映，这虽然是一种源于海上贸易的畸俗，但在当时，却被东亚各国视作中土盛行的风流韵事。关于这一点，在琉球官话课本中亦有颇多生动的反映。诸如此类的例子，也只有在中国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下方能得到准确的诠释。

（四）

综上所述，从东亚的视域中去考察中国区域社会的诸多问题，有利于将各种原本孤立的现象加以综合分析，从而缀合出更为完整的社会文化图景，并进而对诸多历史问题做出更为客观、真实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