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了沃伦•汤普森的《COMBAT AIRCRAFT•78》，专业且详细叙述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装备的钱斯•沃特公司的不朽之作——F4U“海盗”系列战斗/战斗轰炸机的战斗历程。文章以美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稿为主线，以当事人的采访和回忆录为补充，全文近5万字、近百幅照片和插图，共分如下6大部分：
1.引言
2.战争初期
3.向鸭绿江推进（北进）时期
4.海军下辖“海盗”单位的作战行动
5.海军陆战队下辖“海盗”单位的作战行动
6.夜间作战行动
文中军事缩略词注解：
VF:舰载战斗机中队
VMF:陆战队战斗机中队
VMF(N):陆战队夜间战斗机中队
VMA：陆战队攻击机中队
VA:舰载攻击机中队
VC:舰载混成中队（主要装备早期预警机和侦察机以及夜战）
CVG:舰载机大队
ATG:航空任务大队（朝鲜战争期间临时编制）
MAG:陆战队航空大队
MAW:陆战队航空联队
NKPAF:北朝鲜空军
FAC:前线空中管制员（机）
CAS：近距离空中支援
CAP:空中战斗巡逻
LSO：着舰信号指挥官
NAS：海军航空站
1.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钱斯•沃特公司的F4U“海盗”战斗机在太平洋航空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其出色的空战纪录，被日本人称为“尖啸死神”。随着1945年9月2日的战争结束，国内大部分螺旋桨式战斗机生产合同被立即取消，转而重点研发海空军喷气式飞机。但沃特公司的情况稍有不同，F4U-4型“海盗”战斗机的生产一直持续到1947年年中，并且因为装备数量庞大且用途广泛而成为在后来爆发的朝鲜战争中海军最重要的舰载战斗机。
在这场冷战开始后的首次东西方阵营的正面较量中，“海盗”家族共有F4U-4、F4U-4B、F4U-4P/5P、F4U-5N和AU-1等5种机型参战。战争初期，虽然苏联制造的雅克-9与“海盗”之间发生了数次空中格斗，但在整个朝鲜战争中，这样的空中较量对“海盗”飞行员们来说都属于特例，因为这是一场不同于在刚结束不久的太平洋战争中打击日本人的新型局部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舰载机执行的大多数任务都是组成庞大的编队飞越广阔的海域去搜索和攻击目标；而在朝鲜，海军航空兵将从在黄海或者日本海上巡航的航母上起飞，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飞往北朝鲜境内，打击隐藏于山区的目标。这样以航母为基地的“海盗”中队执行的任务就是美国空军术语中所谓的“武装巡逻”。这种战术通常由2架或4架“海盗”组成一个飞行小队，深入敌战线后方约70英里，搜索和攻击铁路和公路沿线的时敏目标，以阻止敌方向前线运输补给。例如，在美海军航母“福吉谷”号（CV-45）的一次战斗巡航中，其搭载的第5舰载机大队（CVG-5）执行了3444架次飞行任务，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武装侦察”飞行，共取得了摧毁敌方2000辆运输工具的重大战果（内含不少于161台火车头）。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沿用“海盗”执行大量战斗任务的关键因素在于其可以携带各种类型弹药以及久经考验的对地攻击能力。当然，这也造成了“海盗”中队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共有389架从航母上起降的“海盗”被摧毁（包括战斗和各种事故损失），另有180多架岸基“海盗”损失。不过，作为回报，“海盗”们携带的普通航弹、5英寸高速空射火箭弹以及点50英寸和20毫米机炮弹药给中朝军队人员和物资造成了巨大损失。配备20毫米机炮的“海盗”弹链混装有高爆、穿甲和燃烧弹，可以有效对付各种软硬目标；对于特别坚固的工事或者碉堡，“海盗”还可以挂载口径达11.75英寸的“小蒂姆”火箭弹进行攻击。
除此以外，“海盗”还在无数次的近距离对地支援任务(CAS)中挽救了数以千计的陆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不止一次地对“海盗”在CAS任务中的有效性赞誉有加。据统计，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朝鲜战争中出动的所有飞行架次中，有将近46%是执行CAS任务，因此“海盗”们大量飞行架次是用来支援地面部队的。
尽管后世把这场战争认定为世界上首次喷气式飞机之间的较量，但美国海军还是投入了包括照相侦察、电子情报支援、夜间战斗等29个“海盗”中队。海军陆战队也投入了6个“海盗”中队，其中1个夜战中队。与之相比，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投入的喷气式飞机分别只有23个F9F“黑豹”中队和2个喷气式战斗轰炸机中队。试想，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庞大“海盗”机群，那么这场半岛战争一定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子。
2.战争初期
1950年6月25日的黎明，一场突发的地缘政治噩梦猛然间降临到美国和战后新生的联合国头上。由于战后军队规模的大幅度缩减以及将美军主力放在了西欧，因此当北朝鲜军队突破38线南下时，当时美国驻远东的部队数量完全不足以应对这场危机。不过，令美国人庆幸的是，他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建立了庞大的航空基地网以及一支可以立即转入战时状态的第3轰炸机联队（装备有二战时的道格拉斯B-26“入侵者”攻击机）。
此外，为了弥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该地区兵力薄弱的现状，正在香港技术靠泊的埃塞克斯级航母“福吉谷”号（CV-45)接到战争警报后，立即在24小时内驶向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进行补给、加油和重新武装。之后，以该舰为核心的航母战斗群迅速北上，到7月3日已抵达日本海指定位置，并随即准备对北朝鲜军事目标展开打击行动。当天晚些时候，该舰搭载的第5舰载机大队(CVG-5)在英国皇家海军“胜利”号（R16)的舰载机支援下，对平壤军用机场及其周围地区实施了战争中的首次空袭。
在7月份余下的日子里，所有匆忙参战的联合国军空军部队全都加入了全力阻滞北朝鲜军队推进速度的作战行动中。一场彻底切断平壤到前线的所有公路、铁路等交通补给线的大规模空中遮断行动拉开了序幕。当美国空军的B-29机群摧毁桥梁的同时，以航母为基地的“海盗”、“天袭者”以及“黑豹”们横扫了38线以北繁忙的交通线。7月22日，美海军航母“拳师”号（CV-21）在全速横渡太平洋后抵达日本横须贺，船上搭载了来自美国空军预备役和空中国民警卫队的145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以缓解已经参战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们的压力。在卸载了增援的“野马”战斗轰炸机后，“拳师”于7月27日返回美国。在此之前，F4U是远东地区唯一拥有较大数量的螺旋桨战斗机。8月6日，“拳师”号重返远东开始首次战斗巡航，4架“海盗”战斗机被配属到了该舰搭载的第2舰载机大队（CVG-2)。
在“拳师”号到来之前，“福吉谷”号是美国海军在朝鲜近海部署的唯一一艘航母，其配属的CVG-5下辖VF-53和VF-54两个F4U-4B中队，并已经参加了大量作战行动。来自VF-54中队的候补飞行员戈登•E•斯特里克兰德讲述了7月“增压”行动的相关情况：“7月22日，当我执行完首次作战任务返回航母时，舰上新闻官告诉我，这是自美西战争以来，海军飞行学员首次参加战斗。在被调往VF-54中队参战前，我还在国内的VF-113中队作为候补飞行员服役。当时我仅仅是个在“海盗”上飞过大约180小时，总飞行时间也不过295小时的菜鸟。当战争开始后，远东地区那些缺机少人的中队指挥官向本土紧急求援，希望有经验的飞行员去填补空缺。然而，那些部署在本土西海岸的飞行中队指挥官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正在努力使自己的中队达到最高战备状态，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参战做准备。为此，他们自然愿意保留骨干，放走菜鸟。因此，在加入VF-113中队还不到二周，我这个菜鸟就被以加强远东战斗力为由，从国内一脚踢到了朝鲜。不过，幸运的是，当我加入VF-54中队时，我的队友、中队指挥官和执行官都非常优秀。我记得，两位中队领导为了让我安心服役，都想法设法为我排忧解难。在这样的关心、支持下，我在获得正式军衔前作为候补飞行员总共战斗出动了26架次。当我于1952年在“埃塞克斯”号（CV-9)航母上完成我在VF-54中队的第二次轮战时，我已经在战争中执行了118次战斗任务，获得2枚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和6枚航空奖章。”。
图为VF-54中队的“海盗”们正在“福吉谷”号航母的甲板上为引擎预热，准备进入起飞位置。CVG-5下辖的2个“海盗”中队都在垂尾上使用了“S”字母的识别码。紧跟在“海盗”后面的是来自VA-55中队的AD-4攻击机和VC-11中队分遣队的AD-3W（一款舰载早期预警机，是TBM-3W“复仇者”预警机的后续机型），舰尾则是VF-51和VF-52中队的F9F-3“黑豹”舰载喷气式战斗机。
图为1951年初，1架老旧的美国海军F4U-4“海盗”战斗机的驾驶舱内部特写。可见其特有的开放式地板（便于维修和更换零件）。
斯特里克兰德和他在CVG-5里的同仁们使用F4U-4B、F9F-3和AD-4对38线附近及其以北地区的目标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敌人根本没有料到联合国军会这么快攻击这一地区。因为在此之前，美国空军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在汉城及其周边地区掩护平民撤离。当然，在北朝鲜军队越过38线南下时，他们也曾试图在空中进行阻滞。
1950年7月3日至11月19日期间，CVG-5的VF-53和VF-54中队的“海盗”们为陷入困境以及而后反攻的美韩军提供了急需的空中支援。在搭载在“福吉谷”号跟随TF-77的首次战斗巡航期间，该大队共战斗出动5000多架次（就朝鲜战争而言，舰载机日平均出动数十架次绝对算是高强度战斗了），投掷了2000多吨火箭弹和炸弹。当然，这一数据里也包括了该大队下辖的另外2个F9F-3中队和1个AD-4中队的弹药消耗。
尽管在空中做出如此努力，但北朝鲜军队在地面的进攻势头依然不减，美韩联军被不断向半岛南端压缩。如果美国空中力量不能迅速动员并阻止这一切，那么朝鲜半岛上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虽然联合国军控制着天空，但其地面部队却无法与由苏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朝鲜人民军匹敌。有鉴于此，美国海军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为最早参战的“福吉谷”号航母提供增援。
1950年8月，美国海军下令航母“菲律宾海”号（CV-47)、“拳师”号（CV-21)和“莱特”号（CV-32)紧急启航奔赴远东。“拳师”号此行搭载了隶属于CVG-2的VF-23、VF-24、VF-63和VF-64等4个“海盗”中队；“菲律宾海”号搭载了CVG-11的VF-113和VF-114两个F4U-4B中队；而“莱特”号上的CVG-3则部署了VF-32和VF-33两个“海盗”中队。这也是“莱特”号在此次战争中的唯一一次海外战斗部署。
这里不得不提一嘴“菲律宾海”号。它1946年秋才开始试航，是一艘舰龄很新的航母。在向太平洋舰队报到和参加朝鲜战争前，它又在加勒比海进行了另一次试航。在此期间，该舰搭载了大量贵宾，因此船员们将其戏称为“游艇”，并一直沿用至今。1950年5月下旬，“菲律宾海”号离开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并于31日通过了巴拿马运河，来到太平洋。8月5日，该舰和“拳师”号以及“莱特”号航母奉命加入在远东地区新组建的TF-77编队参战。
抵达远东后，“菲律宾海”号进行了近11个月的战斗巡航，期间创造了多项战斗纪录。随后，该舰和其搭载的CVG-11一起返航，并在横渡太平洋时创造了新的速度纪录。1951年12月31日，该舰开启战争中的第2次战斗巡航。
在北朝鲜沿海作战的绝大多数航母的舰载机大队里至少都有一个“海盗”中队，并且均取得了出色的战绩。到战争结束时，CVG-2已经成为其中战斗经验最为丰富的舰载机大队，并分别在“拳师”号（2次）、“埃塞克斯”号、“奇尔沙治”号和“菲律宾海”号上完成了5次完美部署（这里可以看出美海军舰载机部队的部署弹性和快速适应能力，远非当时二战日本海军和当时其他国家海军舰载航空兵可比）。VF-64中队的军械员威廉•克劳斯回忆了在“拳师”上参加首次战斗巡航期间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1950年8月22日，我舰从圣迭戈启航。当时，我作为中队军械员，负责为飞机准备.50机枪弹链。在横渡太平洋期间，我们军械组的工作目标是准备好安装有100万发机枪弹的弹链，并与TF-77在黄海汇合前完成。就这样，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并在中途停靠夏威夷和日本佐世保港期间进行了人员调整。
虽然我们顺利地完成了100万发.50机枪弹链的准备工作，但没想到的是这么多弹药只用了一周就被霍霍完了。后来我们才得知，在执行战斗巡航的3个月里，本舰配属的舰载机大队投射的弹药量超过了二战时期任何一艘美国舰队航母投射弹药量的总和。因此，我们不得不每三天就花费大半天时间进行一次海上弹药补给。
9月15日上午，我看到更多的舰船加入了TF-77编队。这些新加入的舰船小到驱逐舰，大到战列舰，应有尽有（为即将开始的仁川登陆在集结）。我们奉命在本舰参与空袭的第一波机群起飞时，将.50弹药箱从下层甲板拉到飞行甲板边缘的过道上，以便为返航机群再度空袭做准备。
就在船员们辛勤工作时，参与第一波空袭的飞机正从“拳师”号的飞行甲板上起飞。仅仅过了几分钟时间，舰首突然发生爆炸。原来是VF-23中队的吉姆•布洛根少尉驾驶的1架F4U-4（编号96968）起飞时坠海，飞机油箱发生爆炸。当航母驶过坠机地点时，我看到布洛根在大火外侧游动。此时，飞行员和大火就在我所在的过道的正下方。我们立即躲到通廊舷侧挡板后面，以避开高温和浓烟。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果通廊上的.50弹药箱被引爆了怎么办？”。好在当我们蜷缩在通廊舷侧挡板后面时，热浪和浓烟从我们头顶掠过，很快就消散了。布洛根随即被救援直升机打捞上来，送回了航母。他本人只是轻度烧伤，休息一周后就可以恢复飞行了。据他本人回忆：“起飞前，我的F4U-4进行了充分的暖车。可当我开足马力准备离舰时，发动机却突然熄火。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紧急刹车，但机身翻转的倾向让我无法做出正确决定。于是，我下意识地撞向船头左舷。当我从驾驶舱出来时，人已经在水下了，正好躲开了水面燃烧到汽油。我就这样在水下游出了火焰燃烧的范围，才浮出水面。事后查明，发动机熄火的原因是火花塞问题。虽然本舰大多数F4U都换装了新型火花塞，但我还是用的老式的。”。
根据相关情报，北朝鲜空军（NKPAF)最多拥有62架伊尔-10强击机、70架雅克系列战斗机、22架雅克-18运输机以及少量的波-2双翼教练机。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驻扎在首都平壤附近的2个机场和兴南港以南东海岸边的延浦机场。所有飞机都是苏联于20世纪40年代末捐赠的，并且只有少数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幸存下来逃往中国的满洲境内。
据统计，在战争爆发后的头5个月里，至少有30架NKPAF的飞机被美国空军的F-82“双野马”和F-80“流星”战斗机击落，而美国海军的“海盗”战斗机也在1950年7月3日的空袭中在地面上摧毁了大量敌机，并取得自二战结束以来，航母舰载机在地面和空中同时摧毁敌机的战果（2架雅克-9战斗机被来自CVG-5的VF-51中队的F9F-3“黑豹”战斗机击落），并且该中队和其姐妹中队VF-53的“黑豹”们还在当天创造了喷气式舰载战斗机首次投入实战的世界纪录。
虽然至今不清楚北朝鲜人是否有通过驳船或者舟艇转运人员和装备的计划，但美国海军舰船和舰载机的强力封锁杜绝了任何此类行动的发生。由于北朝鲜海军几乎没有，所以他们根本得不到来自海上的支援。因此，TF-77内的航母舰载机部队可以集中兵力攻击其沿海和内陆重要目标。尽管“海盗”们的攻击行动给北朝鲜军队的日间补给带来巨大损失，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进攻势头向南推进，从而迫使半岛南端的联合国军在11月中旬前不得不进行防御作战。
1950年6月前，远东地区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当时他们的大部分飞机都在美国本土。不过，他们的反应速度相当快。7月初，陆战队第33航空大队（MAG-33)即奉命搭乘美国海军的护航航母“巴东海峡”号（CVE-116)驶往日本神户。到8月3日，首批3个“海盗”中队即做好了执行首次战斗任务的准备。
MAG-33当时所辖的3个中队均在二战中为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VMF-214“黑羊”中队，其次是VMF-323“响尾蛇杀手”中队和VMF(N)-513“飞行噩梦”中队。后者因为装备有雷达的F4U-5N，从而为MAG-33提供了全天候战斗能力。
到8月中旬，联合国军突破釜山包围圈的计划已进入最后拟订阶段。计划要求海军陆战队地面部队尽最大努力在仁川进行两栖登陆。次月，MAG-12率领2个“海盗”昼间战斗机中队（即VMF-212“警戒者”中队和VMF-312“棋盘”中队）也抵达战区。这样一来，2个大队共5个海军陆战队“海盗”中队已准备就绪，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海外部署。
然而，登陆行动计划最初却因为缺乏准确的地图而制定迟缓。虽然在两年前，美国空军第8照相侦察中队曾使用诺斯罗普的F-15A“记者”（1款P-61“黑寡妇”夜间战斗机的战后改进型而不是波音公司的“鹰”式战斗机）侦察机对南朝鲜和一些太平洋岛屿进行了广泛的测绘，然而北朝鲜方面的地图几乎是空白。
幸运的是，海军陆战队拥有自己的照相侦察单位。尽管由于战后经费缩减，第1和第2海军陆战队航空联队（MAW-1和MAW-2)的照相侦察中队已于1949年退役，但为了保持照相侦察部队的编制，每个退役中队都被分割成3个独立的小队分别配属给2个联队。其中装备F4U-5P侦察机的小队被分配到各联队下辖的大队部，其余兵力则编入第1航空联队队部中队。
MAG-33的照相侦察小队在整个大队兵力里只有2架F4U-5P“海盗”侦察机，大约20名地勤维修人员和4名飞行员（唐•布什少校、埃德•甘斯乔上尉、肯尼•戴克斯上尉和乔治•格劳瑟技术军士）。航母抵达神户港后，全部2架侦察机迅速飞往了伊丹空军基地。MAG-33的其余“海盗”则留在舰上，跟随航母向釜山疾驰，为一个派去给那里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解围的海军陆战队旅提供急需的空中支援。
作为当时战区仅有的4名“海盗”照相侦察机的飞行员之一，乔治•格劳瑟技术军士发现自己很快就处于繁重的飞行任务中了。以下是他对当时的回忆：“我们的任务是立即对北朝鲜军队向釜山推进的过程进行照相侦察。我们的每一次出动都是在美国空军的指挥下进行的。我们提供了敌人沿着釜山周边40英里范围内部署情况的航空侦察图片。这些照片每天都被送往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东京总部。最初，我们的所有航空照相任务都是从日本板付基地起飞的。8月10日，我首次飞临釜山周边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当天一大早我先从伊丹基地起飞，降落在板付基地听取美国空军的任务简报；之后驾机飞越日本海抵达釜山地区进行航空拍照，照相侦察结束后再次飞回板付基地汇报侦察情况，最后起飞返回在伊丹空军基地的家。这些任务通常在日出前开始，直到日落后才结束。这意味着我在任务期间要飞8个小时之久。
“海盗”侦察机在操纵杆后面的地板上有个取景器，是用来辅助飞行员将飞机对准目标进行垂直航拍用的。不过，我从未使用过这个小窗口，因为“海盗”的发动机有漏油现象，大量机油会涂满窗口，完全遮挡住取景器。实战中，我主要采用将机鼻对准目标进行拍照。”。
这些照相侦察行动仅仅持续了二周时间，由美国陆军、韩军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防御部队就在釜山外围阻止了北朝鲜军队的继续推进。在双方最终形成对峙后，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参谋部精心设计了一场在半岛西海岸敌后的仁川港进行两栖登陆的计划，代号“烙铁行动”。
8月26日，由2架F4U-5P组成的MAG-33照相侦察小分队接到了从板付基地出发前往仁川地区侦察的命令。戴克斯上尉和格劳瑟技术军士奉命执行这次任务。登陆作战成功的关键是让计划制定人员掌握仁川港海滩地区高达32英尺（将近10米）潮汐的准确情报。他们急需仁川港在涨潮、落潮和退潮期间以及周围海岸线和港口本身情况的详细照片。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两名飞行员在4天里共执行了8次照相侦察任务。对此，格劳瑟继续回忆到：“从8月27日到30日期间，我单独执行了4次照相侦察任务。在制定完飞行计划以及和美国空军的护航战斗机群协调后，我利用航位推测法飞越了日本海，来到朝鲜西海岸上空，然后直飞仁川港。虽然在目标上空停留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但已经足够我在返回基地前拍摄完一整盒的胶卷了。
在整个侦察飞行过程中，燃料消耗始终是我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因为逆风、恶劣天气或者规避敌机拦截都会使飞行时间迅速延长，甚至超过3.5小时的最大续航时间。回到板付基地后，我会立即向美国空军情报部门汇报任务详情并将拍摄的胶卷通过专机空运到伊丹基地，经过一夜的冲洗、处理后直接送往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总部。
其次，拍摄目标及其周边地区时需要精确的航线飞行和瞬间时机的把控。我在2500英尺的高度上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飞行固定时间，形成一个精确的矩形闭环航线。具体来说是先从海面向南飞，到预定航线顶点后急转90度进入新航线，同时要在随后的8秒时间内将飞机转入水平匀速直线飞行，以便从另一个角度对目标区域拍照。如此重复，直到回到进入开始航线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航向的精准把控，每次变更航向后启动相机的时间周期必须尽量做到保持一致，这样才能让照片判读人员对同一目标做出精准的描述。此外，由于胶卷数量有限，必须精确计算每段航线上的拍摄次数。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拍照期间飞行速度不能超过120节，否则会导致照片成像模糊不清。”。
以如此缓慢的速度飞越港口上空，使得格劳瑟的“海盗”侦察机成为了活靶子。幸运的是，NKPAF的残部早已经逃往了满洲，并且该地区并未部署密集的防空炮火。格劳瑟说他当时感觉就像一名平民飞行员，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拖着一条广告横幅飞越下面拥挤的海滩。在他和戴克斯上尉的共同努力下，侦察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非常高，为9月15日的仁川登陆作战计划提供了完美的帮助。
美国空军在此过程中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派出驻板付基地的第68战斗截击机中队的2架F-82“双野马”伴随格劳瑟或者戴克斯一起出发，并为其提供在任务区域的低空护航；同时又出动第8战斗轰炸机大队的4架F-80C“流星”喷气式战斗机担负高空掩护。格劳瑟技术军士因出色完成4次侦察任务而被授予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1950年的12月1日，“福吉谷”号航母的首次战斗巡航结束。当地面上的美韩联军被汹涌而来的北朝鲜大军打的溃不成军，向南逃命时，海军航母的舰载机为其提供了急需的近距离空中支援。而此时的美国空军只能从较远的日本基地提供有限的支援。当时，唯一能随时待命出击的只有航母的舰载机，其中“福吉谷”号上的CVG-5更是海军先锋。
在该舰海外部署的最后一周里，其舰载机大队的积极行动严重阻碍了敌人后方为大规模参战的前线中国军队进行补给的行动。当中国军队在1950年11月26日突然发起攻势后（美方一直到第二次战役才发现我们大规模参战），联合国军地面部队顿时一败涂地，仓惶南撤。
与地面部队相反，大量的“野马”和“海盗”飞向敌人的浅近纵深，不分昼夜、频繁地攻击中国人的行军纵队和后方交通线，迫使他们在夜间展开行动。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在天亮前想尽一切办法，伪装和保护那些在联合国军飞机夜间轰炸幸存下来的车辆和物资。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这些螺旋桨战斗机不得不飞得更低，以便能更好地发现那些精心伪装和隐藏的车辆、物资。
当“海盗”机群和前线空中管制员（FAC）配合时，攻击效果更加明显。例如在11月中旬的一次清晨任务中，4架美国海军的“海盗”被FAC引导到了一处精心伪装的卡车集结地，如果仅凭飞行员自己是无法发现这个目标的。接下来经过轮番轰炸和扫射后，整个目标区域火光冲天、爆炸声不绝于耳。随后，他们再次被引导到附近一个小村庄，对一个看似临时仓库的地方进行一轮射击后，那里冒出了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事后推测那里应该存放有燃料。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海盗”战斗机飞行员执行的上述相关战例数不胜数。
在战争爆发初期的这一关键阶段，作为VMF-323中队的一员，万斯•巴德•约恩特一级中尉驾驶“海盗”随中队多次执行打击敌军集结地的任务，该中队于1950年8月6日首次出动。自从VMF-323“响尾蛇杀手”中队投入战斗以来，飞行员们就被繁重的作战任务压的喘不过气来，因为需要攻击的目标实在太多了。这些目标既有北撤的人民军残部，也有大量在当年冬季不断涌进半岛的中国军队。对此，约恩特中尉特别提到了下面一次任务：“我们接到命令，去攻击在议政府周围出现的敌军先头部队。出发前，我们携带了大量炸弹、火箭弹和20毫米机炮弹药。在我们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下，地面我军暂时压制住了敌军攻势。就在攻击机群进行最后一次投弹时，我觉得我在附近的山脊上似乎看到了一些东西，于是我决定在投放完炸弹后不爬升改出，而是继续保持低空飞行，去看看那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不幸的是，由于飞得太低太慢，我的“海盗”不幸被地面火力击中，并且恰巧打中飞机要害——油管。
当时，我能感觉到子弹击中时的噗噗声。就在这时，驾驶舱内突然冒出一股浓烟，我迅速扫了一眼仪表盘，发现机油压力下降到只有104千帕（正常值应为552千帕左右）。于是，我冲着耳麦大声喊道，我被击中了，正转向南飞。听到呼救后，我所在分队的一名飞行员立即拉起和我伴飞，并说要陪我一起返回母舰。
当他驾机飞到我的机尾下方寻找漏油点时，我将襟翼向下放了几度。随着压力急剧下降，我可以确信飞机的机油冷却器被击中了，那是“海盗”全身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此时，如果发动机停车，我只有2个选择——滑翔迫降或者跳伞。不过从“海盗”上跳伞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因为很多飞行员都在跳伞时受伤，所以我想届时应该尽量寻找平坦的空地迫降。
如果不幸遇到上述情况，飞行员首先必须确保所有的外挂弹药和副油箱都已经扔掉，以降低飞机迫降时起火爆炸的风险。此外，在北朝鲜境内，适合紧急迫降的区域少之又少，且都非常狭窄，所以约恩特中尉的打算无疑是正确的（尽量向南飞，在海上或者韩国境内迫降）。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我离友军控制区越来越近，最终安全降落在水原基地。在对受损情况进行检查后，我们才发现只是油压表被击中，导致读数下降，发动机并不会有停车之嫌，算是虚惊一场。”。
舰载照相侦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朝鲜战场上唯一可用的航母舰载照相侦察机是分配给VC-3和VC-61分遣队的少量F4U-4P“海盗”侦察机。不过，这些过时货最终于1950年11月被VC-61中队的F2F-2P“女妖”和F9F-2P“黑豹”喷气式侦察机取代，并由它们为美国海军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提供空中照相侦察能力。
F4U-4P“海盗”侦察机的部署方式和F4U-5N夜战类似，都是以小分队的编制分配到不同的航母上。他们的侦察任务对空袭目标筛选和仁川登陆计划至关重要。
雷•霍西尔中校是VC-61中队的飞行员之一，战争初期曾在“菲律宾海”号航母上服役。他讲述了他在离开美国到参战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1950年7月5日，我们一行人离开了本土的海军北岛航空站，前往夏威夷基地。7月10日，我们驾驶F4U-4P在夏威夷群岛的卡霍奥拉韦岛上空展开战前适应性训练。8月2日，我们随舰抵达冲绳并参加了作战演习。3天后，我们开始执行北朝鲜境内仁川、群山、木浦、汉城东部、新安州等目标的照相侦察任务，当时正值釜山保卫战期间。
根据我的飞行日志记载，8月6日，我飞往大邱基地去收集撤侨信息。完了，我将情报先送到“福吉谷”号航母上，然后返回了母舰“菲律宾海”号。
在我服役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指定的目标地域，从各个角度对其拍照，然后由攻击队在第二天进行打击。我们则紧随其后，拍摄目标被空袭后的照片，以便评估打击效果。
此外，我们还负责支援仁川登陆作战。9月18日，海军陆战队从北朝鲜人手里夺回了汉城金浦机场，随后我便成为首位驾机降落在那里的人。仁川登陆作战后不到二周，我便地面高炮的射击下，在16000英尺的高度拍摄了6幅平壤地图。”。
在一些照相侦察任务中，会为F4U-4P“海盗”侦察机的4门20毫米翼炮配备800发炮弹。当侦察任务完成后，飞行员会继续驾机寻找地面时敏目标进行攻击。火车头是他们的最爱。一开始还能在白天发现一些火车头，但没过多久，所有的火车就全部在夜晚行驶了。当然了，理论上在敌我接触线以北的任何地面移动物体都是“海盗”的攻击目标。
霍西尔中校接着回忆了1950年11月10日的一次冒险经历：“当天为了拍摄新义州地区的敌军最新航空照片，我决定不经请示，冒险飞越鸭绿江大桥及其附近的米格机基地并对其进行拍照。虽然满洲境内的任何目标都不在我的任务清单上，但我还是以2500～3000英尺的高度直接飞越了米格机基地，并拍到了一张完美的照片。当时有很多米格-15战斗机驻扎在那里，其中1架在我拍照时正从我的头顶飞过。我用双眼紧盯着它，时不时地还得瞥一眼高度表，一路向南撤退。头顶那架米格机俯冲下来，向我发起攻击，可能由于飞行员经验不足，提前量估算错误，射出的炮弹离我很远。由于我飞得很低，他不得不很快拉起。如果他持续射击，可能来不及改出。
这次任务结束一周后，我所在的中队从即将回国的“福吉谷”号航母上接收了2架新型F4U-5P侦察机。由于安装了增压器，这款飞机机头长出16英寸。此外，新机还安装了可通过伺服电机旋转的航空相机。当时，我们自己的F4U-4P已经破旧不堪，机体寿命所剩无几了。”。
3.向鸭绿江推进（北进）时期
毫无疑问，发生在1950年9月15日的仁川登陆是朝鲜战争初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是由麦克阿瑟将军构思、东京总部具体策划，海军陆战队实施的一次出色的战略行动。在此过程中，美军3大军种和联合国军其他空中力量都提供了有力支援。敌人很快意识到海军陆战队正在横穿半岛，切断他们的后撤路线。于是，釜山外围的人民军主力开始大规模北撤。从那时起到10月的最后一周，联合国军所有地面部队开始衔尾追击，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
陆战1师在仁川登陆后，迅速向内陆推进。远东空军第5航空队则全力攻击釜山周边北撤的敌军，迟滞他们的行动；同时攻击鸭绿江以南的所有公路和铁路。从纸面上看，陆战1师的空中掩护似乎不够充分，但实际上，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战斗机之间的协调使空中掩护没有出现任何纰漏，两者可以满足师长奥利弗•P•史密斯少将的所有空中支援请求。
敌人的抵抗在强大的空中力量面前土崩瓦解，尤其在金浦机场被收复后。此后，“海盗”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收复汉城的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在执行CAS任务之余，“海盗”们还掩护了远东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运输机在9月18日至24日间，空运了1545吨军用物资，极大地缓解了航空燃料和弹药短缺的燃眉之急。
到10月下旬，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抵达鸭绿江边，大多数人都幻想着圣诞节前回家。但在此期间，远东空军的“野马”和美国海军的“海盗”战斗机飞行员在打击北朝鲜西北部目标过程中，多次报告发现有大部队向南移动，但他们似乎不是朝鲜人民军。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并不相信飞行员们的报告，但最后中国人参战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在10月份的最后一周，联合国军情报部门证实，至少有11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境内，并且他们还大胆地推测其不是志愿人员，而是正规军。如此一来，联合国军意识到战争即将发生新的转折。11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沿着第8集团军的整条战线发起了猛烈进攻。从此刻起，“海盗”战斗机部队将担负起压制和迟滞中国人进攻的重任，因为它们可以不依赖陆地机场，而从航母上随时出击，不间断地打击地面目标。
1950年7月5日，第2艘参战的“菲律宾海”号航母携CVG-11抵达朝鲜海域，开始了其在战争中的首次战斗巡航。该舰载机大队也有2支装备F4U-4B“海盗”战斗机的中队（即VF-113和VF-114)。以下是VF-113中队的飞行员山姆•华莱士中尉回忆的有关中国人卷入这场半岛冲突后的情况：“当我们的情报部门意识到北方邻国开始大规模介入半岛冲突的那一天，包括我在内的4架“海盗”战斗机被分配给了安州附近的一个前线空中管制机（FAC)节制。当时，我们没人会想到中国人参战了。在我们飞抵那里时，并没有找到指定的FAC，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于是，我们满载弹药，向南低空飞行，一路寻找适合攻击的地面目标。快飞到平壤以北时，我们终于联系上1架FAC。随即，我们被其引导到了一处疑似弹药库的地方，附近还有个敌军出没的小村庄。他们离正试图有序撤退的友军非常近。在对小村庄倾泻完了所有的凝固汽油弹和炸弹后，“海盗”们又对弹药库进行了扫射，直到20毫米弹药打光为止。在竭尽所能地帮助了地面部队后，我们全部顺利返回航母。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战争中，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部队以及远东空军的“野马”中队在危急时刻所拯救的地面部队比以往战争中任何时候都要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和这些天使见上一面，以感谢救命之恩。不过，华莱士中尉却幸运地亲身见证了这一感人场面，那是在他回东京休假期间。一天晚上，华莱士中尉在富士山附近的一家酒店的酒吧里偶遇一位美国陆军中校。在聊天过程中，中校说起他的命是几架“海盗”战斗机给救的，还提到了具体日期和地点。华莱士中尉告诉他，那些“海盗”正是他们，并用手指了指当时在座的带队长机。中校立马起身对我们千恩万谢，场面感人。在VF-113执行的所有CAS任务中，这是唯一一次飞行员与地面部队人员接触的事例。
在“海盗”中队执行的无数次对地攻击任务中，大多数飞行员都有过不愉快且危险的带弹经历，前面提到的山姆•华莱士中尉也不例外。以下是他回忆的一次历险记：“有一天，我们中队在咸兴附近执行CAS任务，我所在的小队正在攻击当天最后一个目标。当小队攻击完成后，发现我的一个凝固汽油弹还挂在机翼下。我赶紧反复拉动释放手柄，但都无济于事。在我们飞离海岸返回母舰途中，我又尝试做了个上仰甩投，试图摆脱它。奇迹发生了，它竟然真的被甩掉了。我真是太走运了，因为1架机翼下挂载着凝固汽油弹的“海盗”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降落在航母上的。万一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在为地面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提供空中支援后，“菲律宾海”号上的CVG-11又承担起了掩护陆战1师从长津湖地区向南撤退的重任。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海军“海盗”中队都是用来对撤退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当年的11月下旬，“海盗”中队又有了第二个重要任务——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因为中国人正通过它们源源不断地向南运送兵力和物资。据在中国军队于11月26日发起大规模进攻前，多次飞往鸭绿江执行轰炸任务的VF-113中队的飞行员恩斯•罗伯特•霍顿回忆：“11月21日，我们接到命令，去执行一项艰巨任务——摧毁鸭绿江上一座重要的桥梁，并攻击新义州附近的所有防空阵地。这一天对我来说堪称噩梦。事实上，整个11月差点成了我的“滑铁卢”。我的“海盗”通常配备20毫米炮弹、5英寸高速火箭弹和1枚500磅带近炸引信的航弹。当天轰炸进行到半程时，我们突然遭到地面猛烈的防空炮火射击。突然，我听到座舱右侧传来“砰”的一声，同时机身晃动起来，随即头朝下转入倒飞。当时我的空速在340节左右，需要双手用力扳动操纵杆才能将飞机恢复平飞状态。当我将飞机恢复正常姿态时，发现我的右翼出现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破洞。值得庆幸的是，机身下的那颗500磅炸弹没有被击中爆炸，否则我的飞行生涯将到此结束。想到这，我赶紧将炸弹扔掉了。”
当时，霍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海盗”返回航母降落时，机身能否承受住巨大的冲击力。他为了万无一失，首先尝试了从10000英尺急速俯冲而下，伴飞的约翰•托尼尔中校在旁观察他的“海盗”机身强度情况。看起来一切还算顺利。
霍顿继续说道：“当我试图加速飞行时，发现飞机一旦超过170节，机身就会朝右侧翻滚。于是，我将速度控制在160节左右飞向航母。降落过程有惊无险，我的“海盗”在抓住了第3根拦阻索后向左侧甩尾，将将擦着舷侧停稳。我一边折叠机翼，一边通过右翼的破洞朝舰桥上所有人挥手致意。第二天，在地勤人员的通宵努力下，我的“海盗”已经换上了一副崭新的右翼。当时，我并不知道6天后我在“莱特”号航母上紧急着陆时，遇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1950年11月期间，美国海军仅仅损失2架“海盗“战斗机（分别在21日和28日）。同时这也是美国海军在这场半岛冲突中，迄今为止损失的第32、33架F4U；而海军陆战队在同一时间损失了11架“海盗”战斗机，同时也是其总损失序列的第30～41架。当然，如果与中国人的地面防空炮火于1951年到52年间给我们造成的惨重损失相比，这完全不值一提。
1950年11月27日，海军少尉罗伯特•霍顿在新义州南部执行侦察任务时，差点成为阵亡名单上的统计数字。他后来回忆：“当天，我在侦察过程中发现3辆卡车，于是我奉命带队前去攻击。由于天气严寒，我的20毫米机炮无法开火，因此只能用炸弹解决。那些卡车位于一个狭窄的山谷中，两边是陡峭的山崖。当我投弹结束准备拉起时，后背靠近左侧肩胛骨的地方被地面火力击中，当时感觉就像有人用棒球棍猛击了我一下，整个身体冲向前方，然后被安全带勒住。几分钟后，我的左臂开始麻木。我立即用无线电报告我被击中，但发现我只能收不能发。我的分队长兼中队执行官利奥•麦卡丁中校建议在他的护航下返回航母。在此期间，我的左臂彻底失去知觉，不听使唤。但当我们发现“菲律宾海”号航母正处于一场大暴风雪中心时，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事实上，当时的天气再糟糕不过了。当霍顿飞抵航母编队上空时，他不得不开始利用仪表下降高度，直到离海面不到100英尺才冲出云层。随后，他向左转了个90度并保持航向，直到发现海面上的浮油带，这表明最近有1艘大型舰船通过。他驾驶“海盗”顺着油迹前进，希望能发现1艘航母，因为他越来越虚弱了，无法支撑太久，但霍顿运气不错。据他后来回忆：“突然，“莱特”号的舰尾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立即沿着其右舷飞行，同时抬头看向飞行甲板。伴飞的麦卡丁中校随即通知航母，他正在护送一位受伤的飞行员，需要立即着舰。由于当时飞行甲板已经清空（因为暴风雪天气），中校的请求被批准。
当我最终接近航母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上升高度才能在飞行甲板上着陆（之前飞得太低了）。为了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我打破了一小瓶氨水，并用力吸入。它独特的刺激性气味让我大脑皮层瞬间进入亢奋，这让我在驾机接近航母舰尾和着陆的关键阶段保持了正确的操作。随后，我被抬出驾驶舱，送往舰上医务室手术。医生试图取出我背部的子弹，但没有成功。直到今天，它依然留在我的身体里，一到气温突变，就会让我感到难受痛苦。经过在“莱特”号的51天治疗和恢复后，我又重返中队执行任务。”。
联合国军和大部分装备成功撤离北朝鲜。海军陆战队在严寒条件下和长津水库周围的数万中国军队展开殊死战斗。最终从兴南滩头安全撤离了105000名官兵、98000名平民、350000吨物资和超过17000辆机动车。期间，联合国军所有的海空资源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撤离提供支援。
然而，这些来自海军人事局的统计数字并没有反映出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远东空军在此期间所提供的重要掩护。12月12日至24日期间，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战斗机通过不间断的擦着树梢实施的CAS行动，有力的打击了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为成功撤离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中国人于11月26日发动大规模攻势时，其目的就是想把联合国军一举赶出朝鲜半岛。虽然中国人有充足的人力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但他们还是对美国的空中力量战略战术能力严重估计不足。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一周内，TF-77即造成中国军队和装备的重大损失。来自“菲律宾海”号和“莱特”号的舰载机大队不分昼夜在鸭绿江以南进行空中遮断任务。此外，搭载在护航航母“巴东海峡”号上的VMF-323中队也参与了打击行动。随着局势的恶化，又有2艘大型航母增援而来，即12月9日到来的“普林斯顿”号（CV-37）和12中旬抵达进行第2次战斗巡航的“福吉谷”号。如此一来，到1950年的圣诞节，TF-77编队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可以出动10个“海盗”中队。
当时，以上所有舰载机中队都要用来阻止中国军队突破韩国军队防线，后者在巨大的压力下已经呈现出崩溃的迹象。“菲律宾海”号和“莱特”号使出浑身解数，倾尽全力阻止从满洲不断涌入北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后续部队。在中国人发起攻势前，大多数海军航空队攻击、侦察行动都集中在鸭绿江大桥及其周边地区，而现在联合国军面临被中国军队围歼的局面下，直接掩护地面部队撤退的CAS任务成了当务之急。有时这意味着要打击满洲境内的目标，但在此之前，那里是所有联合国军飞行员的绝对禁区。VF-32中队的“海盗”飞行员弗兰克•克罗宁中尉回忆了他被分配到“莱特“号上的CVG-3参与这一关键时期作战行动的片段：“12月3日，为了支援陆战1师从长津水库地区突围，我奉命率领从“莱特”号起飞的4架“海盗”和4架VA-35中队的AD-4“天袭者”攻击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前往北朝鲜最东北部的一个地区执行任务。当时，TF-77编队正在距离元山和兴南地区约50～75英里的海面巡航。我们出发时，航母距离任务目标大约100英里，天气晴朗，能见度极高。然而，在飞抵海岸前，编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云层，最高的厚达9000多英尺，我们被迫爬升到10000英尺。当时只是希望目标区域上空天气能好一些，这样我们就可以下降到较低的高度，以便发现目标和精确识别敌军阵地。但事与愿违，天空始终乌云密布，一眼望不到头。
由于北朝鲜东北部的山峰最高也不超过8300英尺（约2530米），并且云层很厚，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山顶。更为要命的是，自从离开“莱特”号的甲板后，我们没有得到过一次导航定位。没办法，我只能通过右膝盖上的航图板和起飞前在航母上听取的气象简报来估算编队位置。”。
通常，气象预报对于不同高度和位置的风向预报并不总是准确的（即便在今天也是如此），T此克罗宁中尉不知道他的编队现在在哪里，但他告诉其他飞行员他会尽一切努力到达长津水库地区，并且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全神贯注于眼前任务。克罗宁继续回忆道：“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边驾驶飞机，边用我最信任的航图进行导航。在后面的飞行期间，AD-4“天袭者”小队长机要求“海盗”小队降低速度。因为“海盗”的巡航速度较高，后面的AD-4小队难以保持编队阵型。天空云层依然很厚，最高处超过了8000英尺，并且连绵不绝。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得不考虑放弃任务返回母舰了。好在不多时，灰蒙蒙的云层上出现了一个孔洞。我立即命令僚机恩斯•马蒂•古德穿破云层下去前去察看下面是否有明显地标。过了好一阵子，古德通过无线电告诉我，地面有个水库，但不是长津水库，而是富森水库。终于，我们自起飞以来，第一次确认了编队的当前位置——距离西南方的长津水库还有约20英里。可我们又面临新的问题，那里的云层会不会出现缝隙？如果有的话，我们才能下去支援陆战1师。几分钟后，答案揭晓，我们面前的云层出现了一个比之前更大的孔洞，它就在水库头顶，大到足以容纳我们所有飞机同时穿云而下。”
当时，克罗宁和地面的FAC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编队的组成以及携带的弹药数量和种类。随后，我们在FAC的引导下，向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轮番发起攻击，投掷了携带的全部弹药。值得庆幸的是，所有人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伤亡，飞机也毫发无损。
此时，水库头顶的云隙已消失不见，这使得克罗宁编队无法安全爬升到云层覆盖的山峰之上，而只能紧贴地面，在云层下超低空飞行。编队一路掠过下碣隅里和古土里，先飞向咸兴，再转向兴南海岸进入日本海，最后顺利回到了“莱特”号上，任务全程花费了3.5小时。
克罗宁编队的这次任务经历只是在这一时期，广大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不顾一切，拯救地面部队的一个缩影。无论天气如何恶劣，困难有多大，都无法阻止这些勇敢的人们当“守护天使”的决心。
图为部署在“莱特”号期间，来自VF-32中队的弗兰克•克罗宁中尉正坐在他的“海盗”战斗机座舱中待命
就在飞行员们摸索着飞向目标并返回母舰时，地勤维修人员也在顶风冒雪，为“海盗”等的下一次出击做准备。此时，在白雪皑皑的岸上基地，整备“海盗”战斗机的陆战队地勤人员往往只是头顶着一块油布或者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工作。部署在元山空军基地的VMF-312中队的吉姆•麦克威廉姆斯上士回忆了1950年那个百年不遇的寒冬：“当时，外面天寒地冻。为防止机油上冻，我们用空汽油桶和铜管制成加热器放在“海盗”机头下面，并在夜间每2小时启动发动机运转30分钟，以此来保持机油正常温度。”
当海军陆战队说起历史上最让其难忘和关键的战役时，人们总是会不约而同地提及长津水库。恶劣的天气和数量庞大的中国军队是所有经历过那场地域般的生存之战的陆战队员的噩梦。敌人总是占据着制高点，居高临下射击。那些不顾恶劣天气坚持执行CAS任务的飞行员们将永远被活下来的人铭记。来自VF-114中队的比尔•雷蒙德海军少尉就是其中之一。据他后来回忆：“1950年12月3日，我们的一名飞行员在攻击长津水库附近的中国军队阵地时，于50英尺的高度错误地投掷了一颗500磅的航空炸弹。由于投掷高度过低，随着炸弹的爆炸，他的F4U-4B（机号：63041）立即被四处纷飞的弹片重创，不得不紧急迫降在附近一个很小的野战机场，飞机报废。
朝鲜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海盗”战例发生在比尔•雷蒙德海军少尉参战24小时之后。来自VF-32中队的2个“海盗”分队奉命进入同一地区，以缓解被围困的陆战1师的压力。当时同样是天气恶劣，地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来自VF-32中队的美国海军第一位黑人战斗机飞行员杰西•布朗海军少尉驾驶着1架“海盗”（机号：97231）战斗机在低空攻击中国军队阵地时，遭到地面小口径武器的密集射击。布朗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的座机被击中，机油压力下降。无奈之下他只得放下起落架，降落在古土里附近敌人阵地后的一个积雪覆盖的斜坡上。
几分钟后，托马斯•赫德纳中尉驾机（机号：82050）飞到上空盘旋。虽然他看到布朗的座舱盖已经打开，但他并没有爬出来，想必伤的很重或者被卡住了。 赫德纳决定下去帮助自己同伴。这时，其他“海盗”开始攻击企图接近飞机的中国人。随后，赫德纳也成功降落在斜坡上。当他爬上布朗的驾驶舱后才发现他受了重伤，并且身体被撞坏的仪表面板卡住。在无法独立施救的情况下，赫德纳跑回自己的座机，用无线电通知海空救援中队。附近美军基地内的救援直升机很快赶到，但他们也无法将卡的死死的布朗迅速弄出来。随着夜幕降临和山坡上的中国人越来越近，他们不得不做出放弃布朗的决定。此时，布朗已经因失血低温，完全休克。救援直升机遗憾地带着赫德纳离开了，在山坡上留下了2架孤零零的“海盗“和濒死的布朗少尉。为了防止中国人缴获这2架基本完好的“海盗”，同时也为了不让布朗落入敌手，1架“海盗”奉命用凝固汽油弹炸毁了它们。事后，为了表彰赫德纳中尉的英勇行为，为其颁发了国家最高奖项——荣誉勋章。
1950年6月25日至12月31日的半年时间内，远东空军共战斗出动95886架次，其中27857架次CAS任务（占总出动架次的29%）；美国海军战斗出动16854架次，其中25%架次是CAP任务，25%是CAS任务，还剩50%是截击任务；海军陆战队战斗出动12827架次，其中90%都是执行CAS任务。需要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由于北朝鲜空军残部情况不明，因此还是存在对舰队发动突袭的可能性的。
4.海军下辖“海盗”单位的作战行动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海军的“海盗”中队被部署在至少11艘航母上执行任务，海军陆战队“海盗”中队则先后被部署在6艘护航航母上。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如此多的舰船确保了在任何时候都有3～4个大队的兵力随时在舰上待命。
当中国人于50年的冬季介入战争后，其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行动对TF-77编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恶劣天气、夜以继日的海上巡航和高强度的战斗起降让所有舰艇和人员疲惫不堪，士气消沉。其中最先抵达战场的“福吉谷”号航母终于在连续进行了4个月的战斗巡航后得到了回国休整的命令。12月1日，该舰抵达圣迭戈。仅仅5天后12月6日，该舰搭载着CVG-2(替换先前的CVG-5)就又启程开始了第二次战斗巡航。
和“福吉谷”号航母一样，该舰载机大队此前也随“拳师”号参加了第一次巡航并与其于11月返回加利福利亚。在随后的1950年12月中旬到1951年的3月下旬近3个多月的战斗巡航时间里，，CVG-2执行了无数次飞行任务，其中VF-24、VF-63和64这3个“海盗”中队更是首屈一指。其飞行员在1055架次的战斗出动中，共消灭敌军2500人以上，摧毁T-34坦克11辆，炮兵阵地27处，50辆汽车和18个油料或弹药库。
1951年5月，当“好人理查德”号（CV-31)航母替换“福吉谷”号时，战线已经趋于稳定，中朝军队退回到了38线附近地区转入防御，双方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从这时起，联合国军的空中力量将打击重心开始转移到了中国军队的补给线上，阻止一切试图南下的交通运输工具。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补给，中国人就无法发动大规模攻势。
“好人理查德”号上的CVG-102共编有VF-783和874两个“海盗”中队，他们都是被紧急动员加入现役的海军预备役中队。战争中，很多“海盗”飞行员都是来自美国各地的预备役飞行员，他们大多在二战中服过役，正好拥有驾驭螺旋桨飞机的熟练技能和飞行经验。2级航空电气技师杰蒂•希尔回忆了其所在的VF-874中队的战备工作和改装“海盗”的情况：“我的中队当时以加州的奥克兰海军航空站为基地。1950年的7月26日，我们和其他许多预备役部队一起转入现役。在得知预备役中队将改装“海盗”前，我一直维护的是F6F“地狱猫”。这些“海盗”都是刚从库存中解封，我对它完全不熟悉，但我们必须先对其全面检修，以确定其使用状态，然后进一步安装、调试新的电子设备，并对每架飞机进行试飞，让飞行员们尽快进入改装训练阶段。1951年春，中队终于完成了改装工作，随即搭乘同样紧急转入现役的航母“好人理查德”号进行了一次适应性航行。
要知道，让所有的预备役飞行员做好参战准备需要大量时间，尤其还是改飞全新的、不熟悉的飞机。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中队外出训练归来，正列队准备在“好人理查德”号上降落时，其中1架被LSO示意离开。当这架飞机转了一圈再次准备着陆时，飞行员到最后一刻才想起起落架还未放下。就在起落架舱门打开到一半时，飞机啪的一下摔在了甲板上。好在除起落架舱门严重损坏外，人机均于大碍。
不久，我们就登上航母，向朝鲜水域进发。一到指定位置，我们的“海盗”就开始了漫长的战斗岁月。我们CVG-102下辖的VC-3中队夜战“海盗”分队甚至每晚要巡逻到23点左右才能结束。由于我舰搭载的CVG-102的兵力是所有参战航母中最多的，所以频繁的高强度出动让我们差不多每4天就要进行一次燃料和弹药补给。30天后，由于弹药补给困难，我们减少了战斗出动。”
经过数月的训练，VF-791中队于1951年3月26日首次执行战斗任务，并自此创造了骄人的战绩。在其随航母“拳师”号进行的唯一一次战斗巡航中，该部共投下75万磅炸弹和火箭弹，摧毁或损坏了175座桥梁、125辆轨道车和500多座建筑物。此外，VF-791中队还参加了旨在阻止敌军补给品南下的“空中绞杀”战。由于地勤人员的忘我工作，使得中队每名飞行员平均出动60架次，全中队共1250多架次，飞行总时数超过3600小时。
VF-791的姐妹中队VF-884也参加了这次在航母“拳师”号上的战斗部署，后者改装“海盗”的基地位于堪萨斯州的奥拉西海军航空站。1951年春夏之交，该中队从“拳师”号航母上出动，执行了许多次CAS和拦截任务，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极度危险的低空飞行，很容易被地面防空火力击中。
众所周知，在朝鲜战场上，中朝地面部队是不使用曳光弹的（这会暴露己方射击位置）。因此，许多美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飞行员往往只有飞机被击中时才意识到遭到了地面射击。
VF-884中队飞行日志显示，该部在部署期间共损失8名飞行员（6名正式，2名候补）。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他们用投掷的740000磅炸弹、65000加仑凝固汽油弹、3863枚火箭弹和超过396000发.50口径机枪弹损毁了174座桥梁、842座建筑和消灭了2232名敌军。
1953年5月13日，VF-884中队在北朝鲜首都平壤附近执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飞行任务。这里是38线以北敌军防御最严密的地区。该部当天任务是攻击一条繁忙的铁路（包括其中一座桥梁），该公路主要用于在夜间向前线中国军队运输补给品。中队的一名飞行员讲述了在此类任务中找到攻击目标的难度：“我们通常从停留在距离海岸线50英里海面上的航母起飞。一飞入陆地，首先看到的就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山脊之间是覆盖着稻田的低地。一路上都是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的地形地貌，地面建筑也非常少，只是到处分布着茅草房。在寻找攻击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海岸的某一导航点进入内陆飞行，也可以直接沿着某条河流走向飞行。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会和1架FAC汇合，它会引导我们找到目标；反之，任务基本就宣告失败。”
当VF-884的“海盗”们接近任务目标区域的大桥时，迎头撞上了地面猛烈的大口径防空炮火。格伦•卡迈克尔中校按事先分配，率领4架“海盗”向高炮阵地俯冲，用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前去压制防空炮火；而加里森中尉则和他的分队用携带的1000磅炸弹轰炸桥梁。攻击十分成功，一段桥拱被炸踏，连接桥梁的铁路线也被命中。钢轨被炸得扭曲变形，枕木飞得到处都是。VF-884在此次攻击中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所有“海盗”身上都留下了很多弹孔。
然而5天后，加里森中尉被击落并列入失踪人员名单，而在上次任务中命中大桥的德拉加斯坦中尉则在掩护被击落的加里森中尉时阵亡。中队随后又失去了指挥官格伦•卡迈克尔中校，他被列入阵亡名单。
图为1951年2月，VF-884中队飞行员乔治•登比中尉在圣迭戈的北岛海军航空站的留影。当时该中队正准备在下个月搭乘“拳师”号航母参加第一次战斗巡航
图为1951年6月22日，来自VF-884中队的沃伦•梅休中尉正驾驶“海盗”返回“拳师”号航母
图为1架来自VF-884中队的“海盗”满载着5英寸HVARs正从“拳师”号航母上起飞
图为2架美国海军的“海盗”战斗机返回“拳师”号航母前，在南朝鲜境内的一个野战机场进行维修和加油的场景。前景中的“海盗”隶属于VF-884中队，后面那架属于VF-791中队。注意，2架飞机均满载火箭弹，说明它们任务均未完成，也许是因为天气恶劣或者飞机发生机械故障。
除以上两支“海盗”中队外，CVG-101还拥有其他2支预备役飞行中队，一个是来自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海军航空站、装备AD-2/4Q型攻击机的VA-702中队，另一个是来自伊利诺伊州格伦维尤海军航空站、装备F9F-2B舰载喷气式战斗机的VF-721中队。在随“拳师”号的整个部署期间，CVG-101共战斗出动8567架次，总飞行时数达23627小时。
1951年7月初，情报显示，当面中共军队每天囤积了至少800吨粮食和物资。第8集团军据此判断，中国军队正在策划一起大规模进攻战役。
7月6日，马修•李奇微将军向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了敌情汇报。报告显示中国人正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攻势。为积极应对这一情况，美军制订了从空中大规模遮断敌军南北铁路交通的行动计划。具体包括尽最大努力摧毁敌军火车头、重要铁路枢纽和桥梁以及铁路沿线的大型物资堆放点和仓库。由于驻扎在南朝鲜境内的远东空军8个联队难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因此请求美国海军舰载机提供支援。任务开始时间是8月18日，届时部署到位的5艘航母上的舰载机大队将发挥重要作用。
“海盗”式战斗机中队在攻击北朝鲜境内纵深的铁路沿线目标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埃塞克斯”号、“拳师”号、“好人理查德”号、“普林斯顿”号和“西西里”号上的舰载机大队都提供了“海盗”、“黑豹”和“天袭者”等飞机。尽管自8月中旬任务开始后，“海盗”中队执行了数不清的任务，但据官方记录显示，参与行动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机群没有任何损失。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只是战争中的特例。因为截止到1951年10月5日，仅美国海军就在战斗行动中损失了125架“海盗”。但是，这种低空飞行的螺旋桨飞机和其他喷气式飞机却使得中朝军队无法在大白天通过铁路和公路向前线运送任何物资，他们的车辆被迫在夜间行驶，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安全，因为夜空中有美国海军的F4U-5N、海军陆战队的F7F-3N以及远东空军的B-26在频繁巡逻。
当然，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中共军队也会冒险在白天调动部队。1951年9月，部署在“拳师”号上的VF-791中队飞行员约翰•怀特中尉就在北朝鲜上空的一次飞行中亲眼目睹了下面的事件：“这次任务过程至今令我困惑。当时我们4架“海盗”组成的小队在咸兴和兴南之间寻找攻击目标。幸运的是，当我们飞到一条河堤上空时，发现下面有一大群中国人排成长约100码的纵队正在通过。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对头顶飞过的4架“海盗”毫不在意，完全视而不见。我想也许他们是在故意虚张声势，或者以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
总之，我们小队4人通过无线电短暂商议后，就火力全开，使用.50机枪开始扫射纵队。河堤上的队伍立刻散开，跑向堤坝两侧的壕沟，但已经太迟了。由于他们暴露在开阔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像被割麦子一样成片倒下。攻击结束后，地面躺满了死伤者。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在白天毫无顾忌地行军？唯一能够解释通的就是他们是正在执行紧急任务的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CVG-101的战斗部署中，VF-791和VF-884是海军航空兵首批投入朝鲜战场的2个预备役“海盗”中队。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战斗机成千上万次的战斗飞行，不能仅仅归功于飞行员的技战术能力和好运气，因为如果没有大量兢兢业业的地勤人员，这些中队就不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并取得骄人的战绩。对航母地勤人员来说，不仅工作时间很长，而且条件也是往往跟艰苦。不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季，在甲板上作业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想象下，在空间狭窄的飞行甲板上争分夺秒的忙碌，周围始终都有30多个螺旋桨在转动，任何时候都充满危和各种不确定因素。
当时，服役于美国海军VF-874中队的二级航空电子技术员莱昂•布赖恩特中士跟随“好人理查德”号航母参加了1951年5月至12月的远东战斗巡航。航空电子军士的主要工作是在飞机起飞前维修和调试好无线电设备，因此他大多数时间都在飞行甲板上，无论早晚和天气好坏。据他本人回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和飞行员交流以及在驾驶舱内维修、调试电子设备。
VF-874在CVG-102的姐妹中队是VF-783。沃尔特•斯潘根博格中尉是该中队的一名飞行员，他所在的小队于1951年11月底执行了一次任务——攻击北朝鲜中北部地区的一个目标。由于目标位于陆地纵深，距离海岸线达数百英里远，因此危险性大大增加。斯潘根博格后来回忆到：“这次我们小队和来自VA-923中队的4架AD-3袭击的目标是横跨山峰间峡谷的铁路和公路桥，山谷两侧的高地上有大量高射炮阵地保卫这些桥梁。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派F9F“黑豹”战斗机去压制防空炮火，但这次目标远远超过了它们的作战半径。
为了提高攻击成功率和命中率，我们通常会沿着桥梁方向俯冲投弹，敌人的高射炮兵当然也知道这点，因此在桥两端进行了合理的配置。然而，攻击进行得依然很顺利，“海盗”首先俯冲攻击高炮阵地，AD-3紧随其后用重磅炸弹轰炸桥梁。“海盗”们击中了几处高炮阵地，自身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当攻击编队以松散的队形离开目标上空时，遭到了2架米格-15的突袭。一名“海盗”飞行员在几秒钟前就发现了米格机，并用无线电向其他飞行员发出警报，但由于其新安装的ARC-27UHF频段电台存在问题，很少有人听到他的警告。此时，编队尚未重新集合，飞得到处都是。2架米格机只进行了一次掠袭，就击中了1架AD-3攻击机，随即就向北飞走，没有留下继续扩大战果，可能因为是燃料不足导致，编队因此逃过了一劫。我们在严重受损的AD-3周围重新集合，伴随着它努力向元山港飞去。经过艰难的飞行，编队终于来到海上，AD-3机组弃机跳伞，随即就被早已经待命的救援直升机救起。”
到1951年底，前线附近地面上可攻击的目标越来越少，一些更有价值的目标都位于平壤附近和鸭绿江以北地区。但是这些目标都处于位于满洲境内的米格-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内。在斯潘根博格参战期间，他所在的CVG-102奉命持续攻击那些受到密集的防空炮火和米格机威胁的目标，损失也日益增多。
远东空军（FEAF)掌握着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所有兵力，其特别重视打击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作为“空中绞杀”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联合国军空中力量对中国军队的前线和后方纵深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敌人仍然不惜一切代价往南运输各种物资。到1951年底，有情报显示，中朝军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弹药和其他物资，大概率将在1952年初发动春季攻势。作为应对措施，远东司令部决定将“绞杀”行动升级，把TF-77的舰载航空兵力也投入进来。
海军航空兵参与“空中绞杀”的首次攻击始于1951年12月28日，一直持续到1952年的2月1日才告一段落。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海盗”、“黑豹”以及“天袭者”中队，共取得了破坏2782条铁路线、79座铁路桥和50个其他重要目标的巨大战果。这次行动进一步破坏了已经残破不堪的交通线，也使敌人的修复工作更加艰难。根据相关航空侦察情报，在许多交通设施损毁严重的地区，即使过了1 0多天也无法恢复通车，而在过去，这种损坏一般数小时内就可以修复。
VF-653中队是这次行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也是一支唯一全部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中队，当时隶属于搭载在进行第3次战斗巡航（1951年10月～1952年7月）的“福吉谷”号航母上的ATG-1（第1航空任务大队），同时也是该航母上唯一的装备F4U-4B“海盗”战斗机的部队，其在8个月战斗部署期间损失惨重。
如前所述，战争中共损失了500多架“海盗”，但是绝大多数飞行员都在救援直升机的帮助下获救。VF-653中队的少尉飞行员埃德•斯特雷特少尉就经历了一次发生在1952年5月26日的最危险的救援行动，其长机飞行员鲍勃•巴尔瑟中尉回忆了
这次事件：“当天我奉命带领一个由4架“海盗”组成的飞行小队去攻击北朝鲜纵深地区的一个目标。当我攻击结束改出俯冲时，突然看到我的僚机正打着转往地面坠去。我立即通过无线电大喊跳伞，但已属多余，因为埃德•斯特雷特的降落伞已经打开往下飘去。我随即用电台通知了“福吉谷”号航母，并开始营救行动。
这里的地势比海平面高出6000多英尺，所以当救援直升机抵达时，稀薄的空气让其无法悬停。直升机在林区上空飞了好几次，试图靠近埃德，但均未成功。由于燃料将尽，我们不得不返回航母。当晚，特混编队向南驶去，靠近一个海军陆战队机场，那里有2架大型的HRS-2救援直升机。第二天，我们驾机带着2架救援直升机返回坠机地点搜寻跳伞的埃德。当我们在贴近树梢高度飞行时，我的新僚机飞行员罗洛•布什的座机被地面炮火集火。他拉起飞机试图规避射来的曳光弹，但没有成功。炮弹直接命中其机腹下挂载的副油箱，飞机当即凌空爆炸，残骸坠落到地面，火光冲天。巴尔瑟和另外2名飞行员在空中盘旋，希望能发现布什的身影。其中一人认为他在离坠机地点不远的地方看到了一个人，但我们都很难相信那就是罗洛•布什。令人惊奇的是，当战争结束时，他作为战俘出现在我们眼前。
与此同时，海军陆战队的救援直升机也飞临了现场，其中一架在埃德坠机地点附近盘旋时，因空气稀薄坠落到地面，所幸3名机组人员毫发无损，但都成了待救者。第2架直升机见状，知道因地效无法长时间悬停，因此采取了抛下软绳梯，让地面待救人员自己抓住的办法。我们则在低空盘旋，掩护救援行动。当HRS-2直升机首次飞过时，坠毁直升机的副驾驶一把抓住了绳梯，然后紧紧搂住。直升机随即向更低处飞去，以便悬停将绳梯连人一起拽上去。我们在空中目睹着这马戏团表演一般的惊险过程。载人绳梯在空中摆动着，看得人惊心动魄。就这样，直升机来回飞了很多次，终于将地面所有人都成功地救起。据被救的3名直升机机组成员后来说，当直升机带着他们掠过山谷时，他们都被吓得脸色苍白，一动也不敢动。虽然最终也没有找到埃德，但幸运的是，他和罗洛•布什一样都被中国人俘虏了，待在战俘营直到战争结束。战后，布什开始学习喷气式飞机的着舰引导课程，并通过其资格考试成为一名LSO，继续在航母上服役。”
普林斯顿号和CVG-19
“普林斯顿”号航母(CV-37)没能赶上二战（1945年11月服役），但却在朝鲜战争中大出风头。从1950年11月～1953年9月，该舰在朝鲜海域先后共进行了4次战斗巡航。在其中2次巡航期间，该舰搭载了CVG-19，里面包括2个“海盗”中队。
其中一支就是VF-192中队。该中队于1950年～51年间随CVG-19部署在“普林斯顿”号上参加了其首次战斗巡航。其后又于1952年3月～12月间，再次部署到“普林斯顿”号并参加了其第3次战斗巡航。在后一次部署期间，该中队的飞行员乔治•W•尼科尔斯中尉在夜战中表现出色，尽管他的“海盗”没有安装雷达。据他后来在采访中介绍：“1952年3月21日，我们在夏威夷做短暂停留，准备加入远东战场。在那里，经过CVG-19和母舰默契配合，我们顺利通过了战备考核。抵达朝鲜海域后，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阻止中国人往朝鲜中部前线运送物资。白天，我们会向敌人的铁路线和桥梁投掷，但晚上他们就会修复一切。他们在鸭绿江北岸有补给兵站，会把所有物资都事先集中到这里。天一黑，他们就开始抢运过江。由于我们被禁止攻击中国领土，所以只能对此视而不见。CVG-19中唯一能够在夜间执行攻击任务的单位就是VC-3中队的E分队（装备F4U-5N夜战）。
为此，我们中队的指挥官，王牌飞行员帕克中校特意为VF-192中队配备了训练有素，精通仪表飞行的飞行员。虽然我们是一个昼间“海盗”中队，但我们也有能力在夜间对敌人发动攻击。中校最终说服了第7舰队司令官让我们一试，但前提是仍然要以执行昼间飞行任务为主，不能以要进行夜间飞行为借口减少日间出动架次。
我本人就是自愿报名执行夜间武装巡逻计划的5名飞行员之一，而中校帕克是第6人。当我们开始执行夜航任务后，我们发现取得的战果比其他在白天行动的飞行中队更大，这是因为敌人几乎所有的运输行动都在夜间进行。我们执行夜航任务的流程大致如下：凌晨4点从“普林斯顿”号上弹射起飞，大约日出后返回，然后吃早饭，参加当天的任务简报会。虽然可以休息，但毕竟白天飞行任务优先。”
图为降落在“普林斯顿”号航母上的VF-192中队的“海盗”战斗机，其垂尾上的大写“B”是中队识别码。
在那次巡航中，CVG-19的标准行动步骤是先使用VF-191中队的F9F“黑豹”战斗机在高空掩护，而后VF-192或者VF-193中队的“海盗”作为轻型俯冲轰炸机对目标附近的防空阵地进行俯冲投弹和扫射，最后VA-195中队的AD-4“天袭者”重型攻击机进场轰炸任务目标（通常是桥梁、铁路枢纽、隧道等）。可以看出整个舰载机大队各中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高效协同作战。
水力发电站
北朝鲜和南满的大部分电力都是由鸭绿江上游的水电站提供的，其中最大的当属水丰发电站。这些极其重要的战略目标处于严密的防御之下，附近不仅密布防空阵地，而且米格-15最近的基地离此地只有几分钟的航程。
1952年5月，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联合国军为取得谈判桌上的优势，首次决定将中朝边境的水电站作为攻击目标。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策划，一场大规模、协调周密的空袭行动于6月23日下午实施。战区内所有参战航母均派出了舰载机，海军陆战队和远东空军也出动了大批攻击机。此外，为保护轰炸机群，远东空军还出动了100多架F-86进行护航。
当时，战区内有6艘航母，分别是“拳师”号、“福吉谷”号、“普林斯顿”号、“好人理查德”号、“菲律宾海”号以及“埃塞克斯”号，最后一艘刚刚抵达。这么多航母参战意味着美国海军共有8个“海盗”中队可用，尽管并非全部需要。正如计划所料，这次大规模空袭对后来的谈判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军记录显示，此次行动只损失了1架编号为81299的“海盗”，同时也是美国海军损失的第204架“海盗”，飞行员是VF-63中队的指挥官沃德•米勒中校。这架“海盗”在端川以南被防空炮火击中，但米勒驾机设法飞到了海岸后跳伞并迅速被美国海军救援直升机救起并送回“拳师”号航母上。
图为来自VF-63中队的老兵杰克•巴克纳姆中尉。他所在的中队隶属于CVG-2。该舰载机大队在朝鲜战争中，搭载在3艘不同的航母上进行了4次巡航，战绩辉煌。该中队当时的识别码是垂尾上的大写“M”。
图中在“菲律宾海”号航母飞行甲板上布置的CVG-2字样代表了海军航空兵第2舰载机大队。该大队是朝鲜战争中表现最为活跃的舰载机部队，当时下辖VF-24、VF-63和VF-64三个“海盗”中队。
图为1952年春，服役于VF-64中队的地勤人员在“拳师”号航母上的合影。
在这次精心策划的对鸭绿江上水电站和大坝的空袭之后，中共大大加强了那里的防空措施，以保护剩下的几个完好目标。情报显示，1952～1953年冬季期间，中国人中朝边境一带部署了约786门大口径高射炮和超过1600挺自动武器，以阻止进一步的袭击。他们的主要防空武器包括苏联制造的M-1939型85毫米高射炮以及射速高达60发/分钟的M-1939型37毫米机关炮，后者是低空飞行的“海盗”和“野马”战斗机飞行员最害怕的武器。现在，这些37毫米和85毫米的防空阵地密布在北朝鲜和中朝边境的所有重要目标周围。
这一时期，被称为“米格走廊”的禁区并没有对速度较慢的螺旋桨战斗机构成威胁，因为这种高危地区的攻击任务已经被分配给了速度更快的F-84“雷电”喷气式战斗轰炸机以及稍后参战的F-86F，而“海盗”现在只负责前线浅近纵深的空中遮断任务。
普林斯顿号的最后一次巡航
1953年的1月24日～9月21日期间，是“普林斯顿”号航母在搭载CVG-15情况下的最后一次战斗巡航。在这战争的最后阶段，舰载机大队编成内仅有一个“海盗”中队，即VF-152中队。来自VC-3中队D分队的几架F4U-5N也被编入该大队。CVG-15主力是2个“黑豹”中队（VF-153和VF-154)和1个“天袭者”中队（VA-155)。
5月3日，大队奉命攻击前线地带的目标。爱德华•巴兹•帕赛尔中尉驾机在攻击中国军队的一座补给仓库时被地面防空炮火击中发动机。据他后来在美联社记者的采访中回忆：“当炮弹爆炸时，他看到一个巨大的橙色火球瞬间包裹了他的“海盗”机头，紧接着火焰从发动机罩下方喷涌而出。大约15或20秒后，火焰熄灭了，螺旋桨也停止了转动。他第一次注意到螺旋桨上那黄色的“汉密尔顿”字母。当我的“海盗”在天空滑翔时，周围变得异常安静。幸运的是，当时离海岸不远，可以滑翔到海上。不久，我在距离海岸大约半英里的海面上空跳了伞。
座机的前倾滑翔姿态导致它直接钻入波涛之下。几秒钟后，飞机完全沉入水里。这时我想起了在彭萨科拉海军航空站接受的海上救生训练场景。落到海面后，我解开了降落伞，正准备给救生筏充气时，突然听到附近海滩上传来明显的自动武器射击声。
我立即放弃了充气的打算，拼命向远处游去，机枪子弹在我身后噗噗作响。好在不一会，1架负责掩护“海盗”飞来，赶走了袭击者。随后救援直升机放下吊索将我救起并送回了航母。”
就在“普林斯顿”于1953年初开启其最后一次巡航时，美国海军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放到了扫雷以及在黄海、日本海的水面和空中巡逻上。由于北朝鲜可攻击目标越来越少，舰载机部队的空袭次数随着战争的进行也逐渐减少。由于中国人将行动时间大多限制在夜间，因此攻击任务转移给了远东空军的B-26“入侵者”以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F4U-5N。
尽管在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前，“海盗”战斗机部队的任务节奏有所放缓，但在战争最后12个月里，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中队仍然因地面防空火力的打击损失了170架飞机。总之，在整整37个月的战争中，美国海军因各种原因损失722架飞机（包括389架“海盗”），其中358架是在战斗中损失的，而且大多是地面防空火力的受害者。根据统计，在朝鲜战争中，航母舰载机大队在一次战斗部署期间通常会受到10%人员伤亡的几率基本保持不变。
虽然损失惨重，但海军航空兵舰载机部队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在29个参战“海盗“中队中，有不少参加了多次战斗部署。其中VF-63和VF-64中队分别完成了4次战斗部署，VF-24中队完成了3次，另有9个中队分别完成了2次。
战争中，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共出动255545架次，投掷炸弹163062吨，发射火箭弹267217枚。此外，还消耗了6860.8万发20毫米机炮和.50机枪弹药。在这些数据中，大部分都是由美国海军的“海盗”中队创造的。
图为1架VF-113中队的“海盗”在完成任务安全降落在“菲律宾海”号航母的甲板上，飞行员已经启动了机翼折叠装置，可见机翼挂架上空空如也
图为1952年春夏之交，1架VF-113中队的“海盗”正在“菲律宾海”号航母甲板上滑入起飞位置。请注意该中队所属的CVG-11下辖各中队垂尾都有大写字母“V”。
美国海军“海盗”战斗机飞行员在实战中可以选择佩戴硬质头盔或者皮质头盔。图中这些来自VF-113中队的飞行员们戴着各式各样的头盔，准备从“菲律宾海”号航母上出动，最左边这位就是朱厄尔少尉。
图为来自VF-74中队的“海盗”在袭击了北朝鲜的目标后正向母舰“好人理查德”号返航，这也是其所在的CVG-7下辖的唯一一支昼间“海盗”中队，大队识别码为大写字母“L”。
图为VF-152中队的飞行员爱德华•巴兹•帕赛尔中尉。他在1953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座机被高射炮严重击伤，他本人左臂也负伤。在绑上止血带后，他设法将残破的“海盗”降落到了南朝鲜境内的一个机场上。
图为在“埃塞克斯”号航母进行第2次战斗巡航期间，部署在上面的唯一一支昼间“海盗”中队（VF-871)的飞机
图为在“埃塞克斯”号航母第2战斗巡航期间，部署在上面的VF-871“海盗”中队（隶属于ATG-2)飞机正在做起飞前准备。该中队也是航母上唯一的一支昼间“海盗”中队，尽管当时VC-3的一支夜战“海盗”分队也在船上。
图为1953年初，VF-152中队随“普林斯顿”号航母重返战场前，队员们在寒冷的日本北方海域的海水里测试新型防寒连体飞行服。
图为美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唯一空战王牌飞行员盖伊•博德隆中尉。他同时也是唯一的夜战王牌，唯一的螺旋桨战斗机王牌。图中取材于1953年7月，他驾驶着编号为124453的F4U-5N夜战（隶属于VC-3中队D分队）在金浦空军基地期间
图为1951年2月，配属于“莱特”号航母（CV-32）的VC-4中队第3分队，编号为124691的F4U-5NL夜战
图为1951年1月，配属于“福吉谷”号航母（CV-45)的VF-24中队，编号为82084的F4U-4战斗机
5.海军陆战队下辖“海盗”单位的作战行动
二战刚结束后的几年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说是艰难的几年，国防军费缩减，航空科研和部队装备向海空军的先进喷气式飞机倾斜。尽管海军陆战队最终也得到了像F9F“黑豹”这样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它们的装备数量却严重滞后其他军种。朝鲜战争开始后，新型喷气式战斗机的缺点变得非常明显——航程短并且无法从简陋的野战机场起降。
接到参战命令后，海军陆战队迅速派出了MAG-33（海军陆战队第33航空大队）及其下辖的3个“海盗”中队（VMF-214、VMF-323和VMF(N)-513）。由于半岛局势迅速恶化，决定VMF-214和VMF-323中队从半岛沿海的护航航母上起降，这一举措使得它们不必过于依赖陆地上的那些有可能被占领和过于拥挤的机场。
1950年8月3日上午，当战争爆发6个星期后，VMF-214搭乘美海军“西西里岛”号护航航母（CVE-118)抵达了朝鲜半岛海域。当天下午4点30分，中队飞机满载燃烧弹和火箭弹对晋州附近集结的敌军发起空袭。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2架“海盗”还将驻扎在大邱基地的美国空军侦察机收集到的情报带到了航母上，这些情报后来在策划中队后续打击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VMF-214“黑羊”中队开始执行CAS任务3天后，VMF-323“响尾蛇杀手”中队开始在“巴东海峡”号护航航母（CVE-116）上执行作战任务。该中队首次作战任务是配合空军的“野马”战斗机使用凝固汽油弹攻击沿公路南下的敌军。袭击造成了北朝鲜军队惨重伤亡，并对该地区幸存的人马产生了重大心理影响。
这一段时间，由于陆战队的“海盗”战斗机以护航航母为基地，所以在出动率方面相比美国空军具有明显优势。空军的“野马”战斗机被紧紧地部署在釜山周边的狭窄地区，机场拥挤异常，以至于严重影响飞机调度和起降。与此同时，陆战队的2个“海盗”中队却可以在天气晴朗的8、9两月里从航母上自由出动，频繁地打击敌人。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北朝鲜人还没能领教到联合国军空中力量的威力，因此可供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们选择的目标很多。例如，在8月的一次任务中，VMF-214中队飞行员发现了一个大型补给车队。第一波攻击“海盗”包括2个小队，共8架飞机。几分钟内，他们就摧毁了超过24辆卡车。当攻击机群打光弹药向“西西里岛”号返航途中，他们沿途扔下了大量烟雾弹，用来向后续攻击梯队指示目标方位。
此外，在这时期，MAG-33唯一的“海盗”夜战中队VMF(N)-513也在执行昼间任务，因为天黑后几乎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目标。然而，这一状况即将改变。
8月12日，MAG-12接到命令，将其下辖的2个“海盗”中队（VMF-212和VMF-312）通过“巴丹”号轻型航母（CVL-29)调往远东。该大队还包括装备有F7F-3N“虎猫”夜间战斗机的VMF(N)-542中队。进入战区后，2个“海盗”中队于9月19日从日本的伊丹空军基地飞往刚刚被联合国军收复的金浦空军基地。抵达韩国后，MAG-12奉命转而去指挥最先抵达韩国的3个海军陆战队“海盗”中队，而自己下辖的2个新到“海盗”中队则转交给了给MAG-33节制。
图为在朝鲜战争中专门司职低空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海军陆战队“海盗” 的对地攻击利器——5英寸火箭弹。
仁川
此时，在仁川进行两栖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已获最终批准。当大多数美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活跃在半岛南部时，海军陆战队却在仁川和汉城周边地区猛烈地攻击敌军。在这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中，海军陆战队于9月15日在仁川投入数千人上岸，一举挽救了朝鲜战争初期联合国军节节败退的战略颓势。在空中力量的大力支援下，海军陆战队快速向汉城推进。参与仁川登陆以及而后进攻战役的VMF_214中队的约翰•佩林上尉在采访中回忆到：“我们的地面部队在汉城郊外的永登浦遇到了顽强抵抗。来自一座金属制品仓库到重机枪火力阻止了先头部队的前进。当天，我正好和中队指挥官沃尔特•利沙伊德中校（于1950年9月25日阵亡）一起执行攻击任务。我们刚从“西西里岛”号起飞，就接到了去永登浦支援海军陆战队的命令。攻击目标距离我们只有几分钟的行程。我携带了8枚250磅普通炸弹和1枚500磅带近炸引信的炸弹，而中校只携带了凝固汽油弹，因此只能由我来对仓库发起攻击。
在和FAC进行合作时，我最担心到是我们的地面部队距离目标太近（只有50码远），极易造成误伤。这座仓库在空中很容易识别，因为它是金属的，与该地区其他建筑截然不同。我将从友军方向进入，沿着往仓库的道路锁定目标投弹，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误伤几率。我打开减速板，从8000英尺高度开始俯冲而下，同时将目标捕捉进我的视野。随着速度的加快，视野里的金属仓库变得越来越大。我轻微操纵飞机，使得目标始终处于我的机鼻上方处。当飞机几乎以垂直角度冲向仓库时，速度已经接近400节。就在离地不足2000英尺时，我投下了那颗500磅的VT引信炸弹。炸弹正中仓库屋顶，瞬间将其炸成一团火球，里面的一切灰飞烟灭，地面部队的障碍被彻底清除了。”
由于海军航空兵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阻止敌军向南增援的行动上，北朝鲜人终于意识到在仁川登陆的美军正企图切断他们南北方之间的联系。于是，南边敌军开始从釜山周边仓惶撤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道路向北逃窜。由于北朝鲜军队处于运动中，因此“海盗”中队需要依靠F4U-5N和F7F“虎猫”战斗侦察机提供的最新航空情报来确认目标位置。对于敌军北撤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桥梁、隧道、道路十字路口、大型城镇，“海盗”中队以4机小队分批次出动的战术持续不断的予以打击，以求最大限度地迟滞敌军的撤退速度。
在执行打击坦克、火车车厢、火车头和弹药库的任务时，“海盗”战斗机通常会挂载2颗装有瞬发引信的500磅炸弹。具体攻击战术是先让2架“海盗”提前至少五分钟到达目标地域上空，除了寻找确认目标外，他们还要预先攻击进行火力侦察，因此他们除了携带2颗500磅炸弹外，还要挂载发烟火箭弹，以便标识目标具体位置，为后续主力攻击指引目标，同时减少了主力在目标上空的滞留时间，从而大大提高了“海盗”们的生存率。
由于数量少、目的明显，因此这2架前导机反而很少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关照和米格机的拦截。此外，在攻击水电站这样的能源基础设施时，“海盗”通常并不攻击坝体结构本身，而是集中火力摧毁和水电站配套的发电机组和变电设施。因为与大坝相比，后者更容易受到严重破坏。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虽然联合国军空中力量经常空袭鸭绿江上的水电站，但目的只是破坏电力供应，而不是将其彻底摧毁。
天气问题
从1950年8月到10月下旬，连续几个月的好天气使得海军陆战队的“海盗”中队日平均出动达到40多架次。不过时间来到11月后，却迎来了半岛第一次寒流。随着年关将至，天气状况愈发恶劣，频繁出现的冰冻天气给“海盗”中队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灾难。驻金浦的VMF-212中队的执行官沃尔特•E•格雷戈里中校在采访中为我们生动描述了在朝鲜战争中第一个冬季的低温条件下执行任务的情况：“在我的认知里，在寒冷天气下持续进行重大作战行动对海军陆战队来说还是件新鲜事，因为之前我们基本都是在太平洋地区的热带气候条件下进行作战行动。
在寒冷的冬季，发动机的机油会变得非常粘稠，以至于无法启动。机场跑道上的那些准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海盗”都各自用自备的加热器对引擎进行预热才能顺利起飞。朝鲜西部海域的海水非常寒冷，因此出发执行任务的飞行员都必须穿上一件非常薄的轻型防寒服。在往北飞行时，由于满载武器弹药，因此我们尽可能地选择海上航线，以免飞越地面上的友军头顶出现误投事故。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请求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可能是因平时时期训练时彼此配合默契，和其他空中友军相比，海军陆战队地面部队更加信任自己人，他们会允许我们攻击距离其更近的目标。当战况非常紧急时，其他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也会和陆战队一样，更加信任我们。通常，攻击机群会由1架在目标区域盘旋的指定FAC控制，他一边在空中观察，一边给机群做目标情况简报。之后，1架单独的“海盗”在和FAC保持联系的情况下进行预演。如果FAC感到满意，那么攻击主力就会按照预演的攻击航线进入，并对进行有效打击。
我们的整个攻击过程都由FAC协调和控制，我们这些“海盗”飞行员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即不讨价还价、不掉队。”
图为1951年初春，VMF-212中队的“海盗”飞行员们在浦项基地帐篷前展示他们新的围巾🧣
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一直被灌输为地面友军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普遍认为战列舰是唯一能为海军陆战队提供炮火支援的武器，但这种观点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了改变。朝鲜战争中，海军陆战队地面部队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在远离战列舰和重巡主炮射程之外进行的，因此，近距离空中支援成了削弱敌人坚固防御的关键因素。
海军陆战队第7团第2营E连1排长路易斯•伯特尔中尉向我们讲述了60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原州地区的一次作战经历：“我们奉命穿过山谷去进攻一处由敌军重兵把守的山脊。当时天寒地冻，地面都结冰了。就在我们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时，前面山脊上密集的迫击炮弹向我们飞来。
我们立即呼叫近距离空中支援，希望能看到陆战队“海盗”出现。很快，1架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出现在我们头顶，向炮击我们的山头阵地发起了攻击。第1颗凝固汽油弹错过了目标，飞行员驾机盘旋了一圈后，从更低的高度（不足100英尺）以更低的速度（150节左右）再次发起攻击。这次投下另1颗凝固汽油弹准确命中敌迫击炮阵地并点燃了旁边的避弹掩体，迫使里面的敌军嚎叫着，浑身带着火苗从里面跑了出来。随着障碍被清除，“海盗”向地面摇了摇机翼飞走了，我们也得以继续前进。我知道是他挽救了我们某些人的生命，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叫什么，但知道是陆战队就足以自慰了。”
狗斗
由于CAS任务是陆战队航空部队的重中之重，所以“海盗”飞行员遭遇敌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有海军陆战队昼间“海盗”中队都曾在韩国的陆上基地执行过任务，并至少在轻型航母上服役过一段时间。尽管北朝鲜空军战斗机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便不复存在，但这些平顶船能够让陆战队飞行员在距离北朝鲜海岸更远的地方飞行，并增加了空战的机会。截止1950年底，“海盗”们一直在鸭绿江附近执行任务，它们的主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来场酣畅淋漓的空中对决。
1951年4月21日，VMF-312“棋盘”中队搭乘“巴丹”号轻型航母来到朝鲜海岸。中队的每一架“海盗”战斗机都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早在当天天亮之前，飞行员们就从任务简报得知要执行远程空中遮断任务，打击有可能出现的敌方地面目标，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将要遭遇4架北朝鲜空军的雅克9战斗机的挑战。
在出击的“海盗”机群中，有一个4机小队是由菲利普•C•德隆上尉率领。他曾于1944年初，驾驶“海盗”战斗机在所罗门群岛上空和VMF-212协作共同取得击落日机11架的战果，是个有着丰富空战经验的老手。他后来对当天发生的战斗做了如下回忆：“上午5点40分，我率领着1个4机小队离开了航母甲板。我们当天的既定任务是沿着北朝鲜西海岸飞行，进行武装巡逻（这个任务就在指定区域低空搜索并攻击地面时敏目标）。当我们在大约1小时后快接近镇南浦港时，无线电传来了VMF-312中队另一个4机小队飞行员的求救声。他在无线电里说他即将跳伞，于是我立即联系航母，请求他们派1架救援直升机去营救。此外，我还命令本小队的2架“海盗”前去和直升机汇合并掩护后者营救，而我则和我的僚机哈罗德•戴格中尉继续执行既定任务。
就在我们刚刚爬升过2000英尺时，无意中发现有4架飞机正从西北方向5000英尺高度向我们接近。当时，我正在察看摊在腿上的地图，戴格中尉认为它们是空军的“野马”战斗机（都是液冷发动机，和雅克9远距离确实容易混淆），我也认为他们是友军，所以没太在意。可是当1发机枪子弹打进我的座舱并击中了无线电台时，我才意识到我们错了。我立即做了一个破S机动，以取得速度，可这样一来，先前摊在腿上的地图顿时在座舱里到处飞散，严重影响了我的视线。要知道我是在仅有2000英尺的高度，同时还是满载武器弹药的情况下做向下破S，如果不能迅速改出，很快就将撞到地面。我一把捞起贴在脸部的地图，迅速收油门，打开襟翼同时用力拉杆，“海盗”在离地面仅有不到200英尺处改出俯冲姿态。我随即打开加力，边拉杆边蹬左舵，做了个左上升转弯机动，同时观察进攻敌机位置。由于我满载武器弹药，转弯速率不如平时那么快，但正是这一失误，让攻击我的1架雅克9从右向左掠过我的机头前，我立即本能地开火射击，敌机立刻被密集的弹雨覆盖，冒出滚滚浓烟，一头向地面栽去。
我改平后立即扔掉了炸弹和副油箱，只保留了火箭弹，因为它初速高，可以用于近距离空战。当我重新环顾四周时，发现戴格正在追击攻击我的另一架敌机，不过他本人也被1架雅克9紧紧咬住。我立即用无线电通知戴格放弃攻击向左急转，同时在尾随敌机跟着转向露出大截面时对其猛烈开火，敌机座舱和翼根立刻开始冒烟。毫无疑问，我已经击中了它。戴格说了声谢谢，同时向企图俯冲北逃的1架雅克9追去。就俯冲和加速性能而言，雅克9战斗机完全不是“海盗”的对手，戴格很快就咬住了敌机，直到400米左右才开火，敌机应声坠落，机翼碎片四处飞散。
整个遭遇战过程不到10分钟，我和戴格共击落3架雅克9，第4架不知所踪（后发现受损残骸在海边浅水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空战也是朝鲜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取得首次空战战果。”
统计数据
记录显示，在战争的第一年里，海军陆战队共出动了34000架次。其中，15000架次是昼间对地支援任务，3000架次是夜间支援任务，剩余架次为武装巡逻、掩护搜救以及照相侦察任务等。在此期间，有48名飞行员阵亡，其中3名夜战飞行员。尽管海军陆战队的其他机型（包括“虎猫”、“黑豹”以及“天袭者”）的飞行员也为这些数据做出了贡献，但大部分出动架次都是“海盗”中队完成的。
进入1951年秋，虽然北朝鲜上空的天气时好时坏，但出动强度并没有放缓，已经驻扎陆地机场的VMF-312中队在10月～11月间尤其活跃。由于中国人试图为52年初的大规模攻势储备物资，所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海盗”部队一直忙于袭击战线以北的敌军目标。这意味着飞行员们必须在尽可能低的高度进行攻击，否则就会误伤近在咫尺的友军。
这段时间的记录显示，10月份损失26架“海盗”，其中5架来自VMF-312中队。11月份，损失下降到18架，VMF-312占2架。
1951年10月11日，“棋盘”中队飞行员约翰•J•格斯上尉驾驶他的编号为97486的F4U-4B执行其在朝鲜战争中的第25次任务时，被来自初岛的敌防空炮火击落。他后来在美联社记者采访中回忆到：“当时，我正以高速接近位于前线以北的攻击目标，随后下降到10000英尺，然后以40度俯角开始俯冲。根据战前任务分配，我所在的小队负责压制地面防空火力。进入射程后，我打光了两边的所有火箭弹，随后又在1500英尺高度时投放了500磅炸弹。当我结束攻击撤离时，座机空速达到了320节。片刻过后，我在6000英尺的高度感觉到两下轻微的颠簸，但我以为是气流引起的。
攻击结束后，小队以240度航向返回集合点。10分钟后，我发现我的发动机油压降到了65 psi(约等于448千帕）。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小队长。当时，小队位于初岛以东10英里处。几分钟后，我的发动机油压再次降到50psi（约等于345千帕）。于是，我向小队长申请在岛上降落。由于此地上空有云层覆盖，因此小队长驾机下去查看可供降落地点。很快，他通过无线电通知，岛的西北角上空天气不错，有一处较为平坦的沙滩可供降落。此时，我的发动机油压已经降到35psi（约等于241千帕）。我围着海滩绕了一圈，途中听到我们小队有人在无线电里呼叫SA-16“信天翁”水上救援飞机。
当我下降到1000英尺并开始放下襟翼时，我注意到左翼根部附近的襟翼下有油流出。我再次瞥了一眼仪表，发现油压已经降到25Psi（约172千帕）。我驾机继续下滑，在越过了岛北端的一座小山后，降落在了海滩上。此时，附近聚集了一群平民，其中有几个人向我走过来。小队的其他“海盗”在我们头顶盘旋，随时准备在我面临危险时对敌人进行扫射。
好在他们并未显示出敌意，只是围着我的座机交头接耳。就这样，过了25分钟，1架“信天翁”救援飞机飞来救起了我，并把我送回了汉城机场。”
格斯上尉在朝鲜参战期间，共执行了78次战斗任务，消耗凝固汽油弹54颗（总计8100加仑），5英寸火箭弹257枚，100磅普通炸弹215颗，250磅炸弹21颗，500磅炸弹16颗，1000磅炸弹49颗。本人获得一次“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遭遇米格
1952年年中，海军陆战队的“海盗”中队的战斗任务已经从空中遮断转变到对地面坚守防御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集中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上。但随着双方战线趋于稳定，“海盗”战斗机在执行的大多数此类任务过程中，面临越来越猛烈的地面防空火力，其中不乏大口径高射炮，但基本不会遭遇来自空中的威胁，不过这一定律在9月份被打破。
1952年9月10日，当为最大限度地执行拦截和CAS任务，以“西西里岛”号护航航母为基地的“棋盘”中队进行了高强度战斗出动，杰西•福尔马尔上尉率领的小队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僚机沃尔特•E•丹尼尔斯中尉在当天的飞行任务中和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米格-15战斗机不期而遇并发生了激烈交火。福尔马尔上尉后来回忆了当天的情况：“那天，我们小队奉命执行武装巡逻任务。当我带领“海盗”们飞越海岸进入敌占区时，我们开始爬升到10000英尺进行战术编组。当飞抵任务目标区域上空后，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面活动迹象。由于油料充足，于是我决定继续沿着附近的一条河流边返航边进行侦察飞行。当我们飞临海岸边的一个小岛上空准备转向时，我突然瞥见2架米格-15正准备向我们开火。我立即扔掉了所有外挂弹药和副油箱，同时用无线电通知队友。
几秒钟后，我发现又有2架米格机从我的8点方向迅速接近，我猛地向左急转，试图和敌机对头，但由于敌机接近率太高，我来不及实施此机动。此时，敌机由于我的急转射击全部落空，于是向左侧拉起做上升转弯机动，我当机立断立即带杆蹬舵向右上方切米格机的半径，同时用20毫米机炮对射击线上的米格机进行了5秒钟的大偏角射击。只见米格机机身中部冒出白色烟雾，很快转成黑色浓烟，飞机一头向下栽去，但飞行员已经弹射跳伞。”（编者按：根据有关资料，中方当天没有和美军爆发空战，因此要么美方胡扯，要么可能是苏军）
就在福尔马尔和丹尼尔斯重新恢复编队之际，又有4架米格-15加入战斗，它们排成一个松散的指尖队形袭来。瞬间，米格机数量对“海盗”形成了绝对优势，况且性能上也是碾压。在迅速评估了态势后，福尔马尔下令小队突围返航并率先向左下方俯冲加速脱离。上尉继续说道：“就在我加速俯冲时，看到一团团曳光弹从我左侧飞过。突然间，我感到左翼发生剧烈的颠簸和爆炸。随后，整个飞机开始抖动，并在高速失控。我迅速瞥了一眼，发现我的左侧副翼和大约4分之1的左翼都不翼而飞了。不仅如此，左侧翼根部位的20毫米机炮也被炸得粉碎。尽管我将驾驶杆完全扳向右侧，但飞机仍然有向左侧翻滚的迹象。这种情况下试图返回“西西里岛”号实在太危险，所以我决定跳伞逃生。 ”
福尔马尔上尉用无线电发送了求救信号，并重复了他的位置，接着准备跳伞。就在这时，1架米格机冲过来向他开火，但打偏了。他随即从驾驶舱右侧翻滚出来，四脚朝天往下坠落。当他拉开降落伞的D形环时，猛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巨响。他抬头一看，原来又1架米格机向他那失控的“海盗”战斗机开火了。此时，天空中有7架米格-15在盘旋，但当福尔马尔上尉落水后它们就迅速离开了。大约7、8分钟后，浸泡在海水里的上尉被赶来的“信天翁”救起。
记录显示，杰西•福尔马尔上尉的编号为62927的F4U-4B战斗机是1952年9月海军陆战队在战斗中损失的9架“海盗”之一，另有6架是VMA-212“魔鬼猫”中队的AU-1（海军陆战队的所有VMF中队在1952年底全部改名为VMA中队，AU-1就是F4U-6的别名），美国海军当月则损失了4架“海盗”（内含1架搭载在“普林斯顿”号上的VC-3中队E分队的F4U-5N夜战）。虽然在整个9月份一共损失了13架“海盗”战斗机，但还是略低于37个月的战争月平均值15架。10月份损失更少，总计只有11架“海盗”被击毁，其中6架来自海军陆战队。
截止到1953年7月，战争初期参战的4个海军陆战队昼间战斗机中队中，有3个仍在服役，但VMA-312中队是个例外。1953年6月8日，该中队在美国海军护航航母“拜罗科”号（CVE-115)停靠日本伊丹时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搭载在护航航母“克鲁兹角”号（CVE-119)上的VMA-332“波尔卡圆点”中队。该中队在登上CVE-119参战前，在日本接收了VMA-312中队的“海盗”。
紧接着，VMA-323“响尾蛇杀手”中队也撤离了。他们在伊丹空军基地做短暂停留后，转至厚木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并最终被运回美国本土。至此，该中队成为在朝鲜战争中参战时间最长的海军陆战队战术中队。自1950年8月进入朝鲜战场以来，VMF/VMA-323中队累计战斗出动20827架次，共48677飞行小时。
虽然海军陆战队在朝鲜战争中只派出了6支“海盗”中队，但它们在战争爆发后的头10个月里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堪称传奇。当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这些“海盗”中队又开始全心全意地保护地面部队，使得它们成了最受欢迎的CAS部队。当然，这些伟大成绩的背后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从50年8月～52年7月，陆战队“海盗”中队共损失了260架飞机就是明证。
图为1952年12月1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克利福德少将登上“巴东海峡”号护航航母，为上面的VMF-312中队飞行员授勋。
战争期间，许多“海盗”在完成作战任务过程中都遭受了重创。图中这架降落失败的“海盗”来自VMF-312中队，也是该部在1952年10月损失的4架之一。
图为1952年末，一个来自VMA-323中队的“海盗”小队前去执行CAS任务。该中队的识别码是垂尾上的大写字母“WS”。值得一提的是，图中“海盗”是其终极改进型F4U-6，又叫AU-1。
就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几周，VMA-332“波尔卡圆点”中队替代了VMA-312“棋盘”中队，并搭乘“克鲁兹角”号（CVE-119)护航航母前往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