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曾在京住过一段日子的北大人民医院，没想到时隔八年后，再一次入院了。前一次是因为血压的问题，而这一次是为了检查治疗尿蛋白升高。
今年11月14日例行体检，尿蛋白3个加号，这倒并没有在意，因为2016年住院曾做尿检，数值就是这样。记得一天午间，护士摇醒熟睡的我，说要进行穿刺活检，并介绍了可能出现的种种可怕景象，虽然心知她这是意在免责的“丑话在前”，事实上出现那些后果的可能性并不大，但说心里话，自然是增加了忐忑，也使心中的抉择迅速向“不做”倾斜，于是，也就不了了之啦。如今，仍是3个加号，也就如故吧。谁知，一个多月后的11月29日，在哈尔滨医大一院群力园区的检查中，这“3个”竟然增加到了“4个”，不能再掉以轻心了。接着，遵医嘱前往南岗院区5号楼6层办理住院手续。由于当天早上已先去单位打了卡，以为一会儿也就回去了，没想到被“截胡”，只好和领导告了假，并中途回家取了些衣物、生活用品。当然，还有几本书，以慰寂寥。路上，理了理思路，首先决定就不告诉父母了，免得担心。而妻子，也要等入了院、一切稳定了再“稳稳当当”地告诉她……
因此前医生已电话联系过，有床位，所以到护士站办理手续时很顺利，交钱、办手环、打印床卡……只短短几分钟吧，就成为了0607室的一员，床号16——这也成了自己的“临时代号”。“16床，护士站领药……”“16床，量血压……”“16床，打吊瓶啦……”
一屋三张床，一边安顿，一边应对着另“三分之二”各种友好的询问，也通过三言两语的对话了解了同室病友的病情和家庭情况，此后几日了解也越来越多，虽然这“三分之二”都有“轮换”。
自己入院后的经历，大致罗列如下：
11月29日，抽血3管，打吊瓶。妻来看。接同事电话，询问病况。晚，没睡好。
11月30日，6:10，尚未起床，护士“小胖”来抽血，10管。后外出吃早餐，归后录信、翻书。9:30，实习护士“一阵风”来挂吊瓶，据说这药只有医大一才有。
12月1日，早，24个小时尿液称重2440.9。后按要求取一管送检。上午，打吊瓶。
12月2日，上午，彩超，后打吊瓶。医生查房，了解情况。
12月3日，上午，医生查房，量血压——158/100，不能做肾活检。联系护工事。午，同事来看，聊。下午，岳父来，长聊，儿子也与我通了话。岳父说儿子在家还说呢“爸爸喝水少，尿蛋白高，住院了……”，这里的“喝水少”是听他妈妈说的。晚，听同室护理老伴的老太太讲家史。
12月4日，上午，岳父来。后，接我先去活检操作室（六层电梯口对面）检查了一下，也让所雇护工来。后，下午，妻来。量血压，高，不能做，十五点多，让他们都回了。结果，医生又来量血压，可以做了，叫回了护工。三点半做，四点就做完了。又按压止血至4：20，推床回病房 ，八小时不能动。难受。要求48小时不能下床。
12月5日，昨夜未睡好。一日仍是在床上。
12月6日，联系工作上的一些事，报材料给省金融工会。下午，能下地了，好受一些。量血压，让留晨尿和24小时尿液。午后护工走。看书，写工会相关年度报告，2800多字。
……
主要说说病友及其家人们讲的故事吧：
对床初时是一位50多岁的外县老大哥，愁容满面，在我入院后的第二天他就出院转赴北京治疗了。他告诉我，自己的病被耽误了，听说南京有一家医院治疗肾病很是权威，而且还有特效药。他决定去北京看看，不行就直接转道南京。据同室病友讲，这位老兄肾病严重，肌酐数值高达1300多，已是很严重。他的妻子在家开小店，大儿子在京租房打工，二儿子尚在上大学，家庭生活负担较重。更令他苦恼不堪的是，半身不遂、体弱多病的妻子常来电话劈头盖脸地一顿数落他，诉说着柴米油盐的需求，这让原本就心事重重的他觉得“雪上加霜”。
“你看，老婆来电话安慰安慰他啥样？电话里这么诉一番苦，他的心情啥样？”住在病房门口这张床的万大爷说。想想也确实如此啊。“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古有名言。没有遇到知冷知热的另一半，于任何人来说，都只能是带来无尽的苦恼。
门口这位大爷人很豪爽，家庭条件也不错。住院也是因为肌酐高，血压不稳定。他老伴儿不放心，跟了来照顾。老头也心疼老伴儿，特意出去为她买了被子、枕头来，以便陪护期间夜里睡得好一些。老两口两个儿子，老大工作忙，只来过一次，说是省里一个大单位的负责人。就来那么一次也是电话不断。老太太告诉我，大儿子不是开会就是下去检查，忙得觉都不够睡，她劝说儿子多休息时，儿子的回答是“没事，周总理不是每天也只睡几个小时……”，大儿子的女儿北师大硕士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工作，男友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很是优秀；二儿子和儿媳都在城管部门工作，来得多一些，孝顺得也具体，每晚下班都来坐一坐，每次也都带晚饭，有自己做的，有外面买的，都很和父母的口味。每次老太太和儿子、媳妇聊天时，都叮嘱忙就别每天过来了，也没什么事。可到了分别时，又叮嘱下次来时多穿点……老头说她说话矛盾，她笑笑，也默认了。二儿子家是个男孩，在外地上大学，也时常来电话，看得出，儿孙的孝顺很让老两口感到欣慰。
没几天，万大爷的老伴儿就感冒了，开始并没有多严重，可第二天就烧得有些糊涂了。儿子只得来接她出去治疗。可老太太就是不走，说要陪老伴儿。直到万大爷发了火，说了“快和儿子回去，别让我着急”，老太太才息了声、听了话。哎，两个人互相关切，感情深，一切都让人看得、听得真切。好在过了两天，万大爷也可以出院了，他激动的啊，看出着急了。本来上午九点、下午三点要打吊瓶，他特意央求医生把下午得吊瓶改在两点前打，好早一点出院。不仅如此，他上午就把出院手续办好了，还买了一个大布袋，一股脑将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结果，下午打过吊瓶后，他给二儿子打电话时，儿子说让他等着，下班开车来接他……他躺在床上一阵失落，喃喃道：“白让医生早打针啦！”直到天已黑下来，儿子下了班才驾车来接他，而他才摇动着双手告别后，和提着重重布袋的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背影透着轻松。
万大爷走后第二天，他原来的病床就住进了新人——一位72岁的吴大爷，他的夫人“老韩”和大女儿、大女婿陪护着住进来的。他们老家是鸡西的，不过很多年前（退休后）就卖掉房子搬来了哈尔滨。老爷子年初发生了危险，还住进了ICU，很是让妻女着急，好在后来转危为安，虽说除去医保外还花了十几万，但不管怎么说，人没事，就是万幸，全家也就很开心了。当时远在北京、河北的哥哥和在鸡西、牡丹江等地的弟弟妹妹等一众亲属都来了，还有人甚至劝说“准备准备吧……”，接着又补了一句“权当冲喜了！”由此可见当时病情的危重。但苍天护佑，竟然日渐转机，后来恢复得也很好，终于很快就出院了。这次住进来，还是因为血压高、肌酐也升高，所以住院诊疗一下。
这位“老韩”阿姨很健谈，讲了自己和两个女儿很多故事。
她是一位煤质检验员，算是技术工种。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同事搞外调，去了很多地方。据她讲，有一次在局里一位老头——王老师（其实，当时也就四十多岁吧）的带领下，和一位张姐一起南下搞外调，跑了上海、镇江、苏州、芜湖、南京等好多地方，留下难忘记忆。途中，她还花300多块钱买了一块手表。而买表前，王老师叮嘱她：“掏钱，别在外面，千万要小心，去洗手间里掏出来吧，外面贼多……”，很是谨慎。而每到一处，外调对象或是同事的亲属都很热情，悉心招待，让人暖心。
还有一次，她独自出差上海，事先将路上所需花费寄到了一位同事的老父亲那里。到了上海，她按照地址找到了老人家所在的上海木材厂。老头是典型的沪上老人家的谨慎细致，见面后让其手写了一遍他的地址，以对照此前来信的笔迹。接着，向她询问自己儿子（也就是韩阿姨同事）的名字、自己老伴儿的名字……对暗号一样地一番查对，终于确认来人，这才把此前寄来的钱如数交她。
韩阿姨的大女儿在金融领域工作，夫妻结婚多年，但是没有要孩子，决意做丁克家庭，很是自由潇洒，生活条件也好。他们的孝顺更多地体现在大事小情的安排妥帖和物质上的所需相供；二女儿有点儿男孩子性格，过去在地下批发市场卖童装，后来生意日渐不好，便转行做了手机销售。她和丈夫的孝心主要是出力多一些，跑前跑后，出车出马。这年月，有两个女儿且都孝顺的人家是有福气的。两个女婿也来过，只是话不多，总是抱着手机坐那么一阵子，老人家问一句就答一句，不问，也就没了声音。
对床那位老哥走后，住进来一位74岁的老大爷，老伴儿也身体不好（据她介绍，从小就身体不好），好在丈夫有位虽已62岁但一直未结婚的妹妹，能陪护照顾，自己姐姐的儿子也每晚来替班。老两口的独子去年1月刚刚因糖尿病去世，才45岁。老来失爱子，病痛更缠身，这对老人的打击可以想见。儿子去世前几年，就与妻子离婚了，留下9岁的女儿跟了妻子。这位孙女是老爷子的心头肉，每周都通电话，也每周都给孩子打钱，二百三百不等，但总还是坚持。据说目前孙女和儿媳去了山东，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一天，孙女来电话关心地询问爷爷的治疗情况，得知透析后询问，“要透到什么时候……”，接着说：“那要一直透到死啊？”童言无忌，老爷子也并不觉得怎样，颤抖着嘴唇叮嘱说“爷爷想你，乖乖的……”话语中深情满满，挂断电话那一刻，本已几近失明的老人家已是满眼泪痕。
老爷子的妹妹当年接了父亲的班，在一所高校的体育教研室工作至退休。她腿上有宿疾，信仰基督教很是虔诚，遇人就讲耶稣的博爱伟大，向大家做着宣传推介。别人多是敷衍几句，抑或是转移话题。如她给“老韩”刚讲两句，对方就急忙说：“我信佛，家里供着菩萨，咱们是尊重彼此，信仰自由……”于是，这位叫“小梅”的阿姨也就笑笑转而再找其他人宣讲。不过，她确实在哥哥这次住院期间发挥了大作用，因为嫂子不久前也摔过，动作迟缓，浑身无力，这也就增加了无助感。更要命的是老太太的头脑因多年病痛折磨和儿子英年早逝的打击，已是早不如前了。一次，他测了老伴儿的血糖，接着出去到隔壁告诉医生，可刚走出门，那个简单的数字她已忘记了；还有一天，他花六元钱买了三只蚕蛹，回来后说自己“只捞出两个，脑子不顶用啦……”，逢人就讲这个故事，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老太太每晚来替班的外甥叫小凡，是她大姐的儿子，当年她帮大姐带孩子，如今借了力。他50多岁，瘦高个，做事很是勤恳认真。每次来，他见我几乎都靠在床上看书，一天晚上对我说：“我来过医院好多回，病人带书来还这么总爱看书的，还就遇到你这么一位……”这是他话说得最多的一次。每晚，他总是少言少语，尽心照顾着这位“三姨父”。“他爱人做教辅招生的工作，教育孩子有一套，一点一不溺爱，包饺子、干活，几岁大的孩子都参与”，老太太告诉我。他有个妹妹小华，也来过一次，很是活泼。据老太太说，这个外甥女比较活跃，头脑也灵活，两口子做旅游生意，能赚钱，常年往返于三亚和哈尔滨，一直也没要孩子，过着自由的“旅居生活”。
能下地行动后的一天傍晚，外出买饭。刚走出住院处的楼房，一个身着黑色羽绒服的女子边打电话边哭着，那种抑制不住的哭泣，虽然并不是声音特别大，但也是并不自我压抑着的“呜呜呜”的哭声，令人心里不是滋味。天已黑，看不清她的面目，但从声音辨别，似乎年龄并不很大。不知她是住院的“病友”，还是“病友”的家属；不知她是遇到了病情上的难题，还是经济上的难题。
古人说“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其实，不必“登高怀古”，身处这苦辣酸甜的人世间，“使心伤”的人和事很多。真是“一次住院，两个人生”，这里的“两个人生”并不是跨越生死，而是见到了很多“别样人生”的故事，这故事比小说真实，比小说更有嚼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