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骗保案中涉案员工困境剖析与辩护要点探究——以阿斯利康所涉系列案为例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2]，2021年阿斯利康的部分医药代表为提高明星肺癌药“泰瑞沙”（奥希替尼）的销量，挣取公司业绩奖金，通过篡改患者的基因检测报告，使原本不符合医保报销条件的患者能够通过医保报销购买该药物，从而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2021年7月，深圳市医疗保障局根据举报线索，核查发现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涉嫌欺诈骗保，抓获涉案人员17名，全部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直至2024年10月30日阿斯利康中国官网宣布，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主席及中国总裁王磊正在中国配合调查。2024年11月6日，阿斯利康总部举行线上投资人说明会，其CEO苏博科表示大范围的“骗保案”调查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启动，曾卷入100多名阿斯利康前员工。这些员工来自不同的岗位，包括销售、市场推广、医药代表等。他们在公司的业务体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但却因公司整体的业务运作模式而被卷入刑事犯罪的指控当中。同时，阿斯利康CEO苏博科表示“在中国拥有超过16000名员工，不幸的是有些人会受到‘诱惑’，以最大化实现销售额”，意指其行为是员工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本律师团队以“案由：刑事；法院认为：骗取医保”作为检索条件，采用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统进行案例检索，截至2024年11月23日，共得到案件样本633件。

关于医保骗保犯罪案件主要集中于浙江省（124件）、河南省（58件）、安徽省（48件），分别占比19.59%、9.16%、7.58%。

在司法实践方面，关于医保骗保犯罪案件主要涉及罪名为侵占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渎职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进一步细化检索得涉及诈骗罪518件、贪污罪37件、扰乱市场秩序罪30件，分别占比为81.83%、5.85%、4.74%。因此在医保骗保犯罪案件中，定性最多的罪名为诈骗罪。

我国《刑法》规范体系以自然人犯罪为原则，单位犯罪为例外。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规定，并无单位可构成该罪犯罪主体的表述。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医保骗保指导意见》也进一步明确：“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由此得出，医保骗保犯罪中，单位并非适格的追责主体，而在单位中涉及组织、策划以及实际实施的工作人员则成为了承担责任的主体。

由于医保骗保犯罪多为有组织团伙式作案，因此涉案人数较多。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1054件，涉案1619人，提起公诉2037件，涉案3988人。[3]在这类案件中，在单位中涉及组织、策划以及实际实施的工作人员均会成为追责对象，甚至仅做一些辅助性事务的工作人员也会成为涉案人员。例如广东省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潮州法院2021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之四：谢某等人诈骗医保案件（潮州市枫溪人民法院（2021）粤5191刑初76号案件），黄某仅为医院的医生助理，在工作中被要求开具医保药品“日达仙”13支到患者处方中，涉及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仅5478.6元，但最终成立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再例如在阿斯利康案中，许多公司销售人员，仅为完成公司业绩要求，挣取公司业绩奖金，但最终也以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医保骗保指导意见》中提到“依法从严惩处医保骗保犯罪，重点打击幕后组织者、职业骗保人等”、“依法用足用好财产刑，加大罚金、没收财产力度，提高医保骗保犯罪成本，从经济上严厉制裁犯罪分子。”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起检察机关依法追诉诈骗犯罪典型案例之一：杨某某、黎某等3人诈骗医保基金案中，也直接提到“依法严惩骗取医保基金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基金安全。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民营医院通过非法手段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社会保障管理秩序，危害了人民群众医疗保障切身利益，依法应予以严惩。”不仅如此，根据样本案例分析可知，从主刑角度，最终判处有期徒刑案件488起，占比为77.09%，判处无期徒刑2起。从附加刑角度，最终判处罚金案件473起，占比为74.72%。可见国家对于医保骗保案件“零容忍”的态度，办案机关对医保骗保犯罪也持从严把控的态度。

综上，医保骗保犯罪呈现涉案人员多，办案机关持从严把控态度等特点。普通公司员工，甚至仅做一些辅助性事务的工作人员也会因实行了相应的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

大多数人在初次面对办案机关的询问，往往会出现紧张和不安，对于自身行为的陈述和辩解往往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有可能会导致办案机关对其行为的初步定性出现偏差，对之后的刑事诉讼流程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配合调查之前，涉案员工应当仔细梳理案件事实，咨询专业人员，对于自身行为进行准确的定性，在配合办案机关查清事实真相的同时，及时提出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在医保骗保犯罪中，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涉及到罪与非罪的界线。例如，实践中部分员工在疫情期间，为具有相应适应症患者便利，出具假处方，并联合药店向患者开具正常剂量内的药物，该员工便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实际亦未造成医保基金的损失，即不应当以诈骗罪论处。当然，该类员工和药店是否应受行政法方面的规制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在医保骗保犯罪中，员工的主观故意应当以“明知”为关键要素。但“明知”并非简单的知晓，而应根据员工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岗位职能以及公司内部的信息传达与培训情况等综合判断。例如，对于一些基层员工，如普通的医保报销数据录入员，若其仅按照上级指示操作，且公司未对其进行骗保行为的明确告知与培训，其可能对整个骗保行为的全貌缺乏深度认知。此时，不能仅凭其参与了部分数据录入环节就认定其具有“明知”故意。

部分员工可能存在受公司管理层误导或胁迫参与骗保行为的情况。比如，公司以工作岗位调整、辞退威胁等手段迫使员工配合一些看似合规实则违规的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主观意志受到较大程度的压制，其行为的自主性大打折扣。辩护时应充分收集相关证据，如公司内部的邮件、会议记录、员工与上级的沟通记录等，以证明员工在实施行为时并非出于完全自愿的主观故意，从而降低其主观恶性。

在单位组织的医保骗保犯罪活动中，多数员工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可能只是执行上级的指令，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起到辅助性作用。例如，负责收集整理医保报销材料的员工，其行为虽然与骗保结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相较于策划、组织整个骗保方案的核心管理层，其对犯罪的促成作用相对较小。在辩护时，应依据员工在犯罪组织中的层级、参与决策的程度、所实施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影响力等因素，积极争取从犯的认定。从犯在量刑上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对于降低涉案员工的刑罚幅度具有关键意义。

员工的日常工作职责范围与所涉骗保行为的关联性也是辩护要点之一。若员工的本职工作与医保骗保仅有微弱联系，或者在特定的骗保事件中其行为超出了正常工作职责范畴且是在他人指使下临时参与，那么在确定其刑事责任时应谨慎考量。例如，某医院的后勤人员被临时要求帮忙搬运一些用于骗保的虚假医疗设备，但对设备的用途及整个骗保计划并不知情，这种情况下其行为与骗保核心行为的关联性较弱，不应承担与主要骗保人员同等的刑事责任。

考察公司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医保合规制度以及员工对该制度的遵循情况。若公司本身具有健全的合规体系，但由于个别管理层人员的违规操作导致骗保行为发生，而员工是在遵循既有合规制度的前提下被卷入其中，那么员工的过错程度和主观恶性应相应降低。例如，公司规定了严格的医保报销审核流程，但部分高管绕过该流程指示员工进行违规操作，员工在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后被迫继续执行，此时员工的责任应与主动违反合规制度的人员有所区分。

量刑情节对于涉案员工的最终刑罚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辩护方应全面挖掘员工可能存在的从轻、减轻或免除量刑情节。例如，员工在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自己及他人的犯罪行为，具有自首与立功表现；或者员工系初犯，且在犯罪后积极退赃，弥补医保基金的部分损失，表现出良好的悔罪态度。这些情节均应在辩护过程中充分呈现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公正目标。

以上辩护要点仅是本律师团队根据办理和研究相关案件中总结得出，个案的具体辩护思路应当根据案件事实情况具体分析。

随着国家对医保骗保案件打击力度加大，相关案件的案发率也逐渐增加，但是从阿斯利康案可以看出“公司赚钱，员工坐牢”这种获利主体与责任主体的不匹配的困境也是我们值得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阿斯利康案以及633件案例，结合本律师团队办案经验，分析出医保骗保犯罪存在涉案金额大、涉案人数多、办案机关严格把控等特点。对此，本律师团队从涉案员工视角提出辩护要点，包括前期配合调查过程中准确的陈述和辩解、审查主观故意、剖析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考量公司合规制度及员工遵循情况、挖掘量刑情节等。本律师团队认为，在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需要依个案灵活运用辩护策略，以维护涉案员工合法权益与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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