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历朝历代的变法，各个时期的变法主要是由于外因起作用，而使得内部进行变革，以便于适应现在的环境，否则，朝廷都有颠覆的可能性。
战国变法
首先说下战国变法。从三晋分为魏、赵、韩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战国时代。这个时代有别于春秋时期，不再讲仁、义、理等，以兼并其他诸侯国为首要目的。首先是政治上，各国统治者感受到了贵族阶级的威胁和礼乐制度的过时，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系来维持政权的稳定。在经济上，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在军事上，一方面是战争越来越残酷，造成大批贵族子弟的死亡。另一方面是更为灵活的步兵取代车兵成为主力，而步兵是由平民组成的。
首开战国变法是魏国。三晋之中，魏国立国初期的形势最为不利。魏国本身就是晋国相对落后的地区，在经济上不如韩国。在军事上，魏国又不如赵国。更不幸的是魏国摊上了一个极差的地缘位置。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被齐、秦、楚、赵包夹。国土又被韩国拦腰斩断，分为东、西两部分。根据春秋争霸的经验来看，魏国就是一块挨打的料，处境极其不妙。但国难兴邦，恶劣的环境使新生的魏国成为战国最早开始变法图强的国家。魏文侯，姬姓魏氏，名斯，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在位期间求贤若渴，极其重视人才的培养建设。子夏是孔子的学生，是“孔门十哲”之一。魏文侯听闻其才，以隆重的礼节迎请子夏请到魏国的西河讲学，并拜子夏为师，以示尊崇。子夏到西河后开创了赫赫有名的西河学派，为魏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其中就包括首开战国变法的李悝。李悝变法最重要是‘尽地力’、‘废功勋制’、‘举贤任能’，使得魏国经过变法，成为了当时第一强国，称霸战国半个多世纪。魏文侯去世后，魏国宗室迅速开枝散叶，贵族势力逐渐膨胀，逐步挤占了平民的空间，变法也逐渐废止。
魏文侯死后，由他提拔的吴起、乐羊、西门豹等便不得到重用。李悝死后，论功劳吴起理应继任相国。但魏魏文侯之子武侯却走回了贵族政治的老路，让贵族田文为相。田文死后，魏武侯又任命公叔痤为相。公叔痤自知才能不及吴起，怕有朝一日被吴起取代，就陷害吴起。吴起恐惧，逃到了楚国。吴起投奔楚国，开启了楚国的变法“吴起变法”。在政治上，解决楚国"封君太众"的顽疾，"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吴起列传》)，逐步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同时加强君主集权，削弱大臣威权，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禁止结党营私，倡导尽忠守职，禁止越权逾规。在军事方面，更是吴起的强项，通过整编军队加强训练，短时间内就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楚军。吴起变法，使楚国国力短时间内得到显著提升。楚国向南攻打百越，将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向北出兵援助赵国，大败吴起的老东家魏国。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的去世。不满变法的楚国守旧贵族发动政变，吴起惨遭杀害。吴起变法轰轰烈烈推行的一系列强国举措，也就付诸东流了。
魏惠王九年（前361年），公叔痤病重，此时距吴起出走魏国已有二十六年。魏国已不复当年强盛，人才凋零。将死之际，公叔痤再也不用担心会有人取代自己，向前来探望魏惠王推荐了一位被自己埋藏的人才——公孙鞅。但是魏惠王对于公叔痤推荐的公孙鞅不感兴趣，使得公孙鞅出奔秦国。在秦国，公孙鞅得到秦孝公支持，颁布相关法令，开始“商鞅变法”。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而死，但是“商鞅变法”却使得秦国走上耕战的道路，以至于最终灭六国，完成了大一统。
由于魏、楚、秦等变法的影响，使得其他诸侯国也竞相开始变法，余者变法如：韩国申不害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国邹忌变法、燕国乐毅改革等。
齐国邹忌变法核心是发挥‘举贤任能’作用，继而进行‘强军振国’、‘农商并进’的策略，使得齐国也是迅速成为了战国中期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邹忌变法毕竟只是在‘管仲变法’基础上表面动刀，强君权，因此太过依靠君王个人治国能力了，导致齐国在齐湣王时期差点亡国。
韩国申不害变法要求国君用术，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级，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目的主要还是防止臣下篡夺大权。主要是加强君权，而非鼓励民众，使得申不害死后，韩国就走下坡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表象上是服饰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由赵武灵王发起的变法运动，整个赵国从军制、行政等方面都采区有效的革新。同时抑制削弱老氏族势力，做到中央集权。主要政治方案业有了明确的目标与秦国竞争，最终目标一统天下。
燕国乐毅改革主要是燕昭王针对燕国内政、军事、法度、选官用官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燕国得以国富民强，步入了黄金时代，跻身战国七雄之列。
整个战国期间，变法开端于魏国，但魏国由于内部自身原因未能坚持，楚国变法动机明了但内部贵族势力强大、使得变法全靠君主能力，秦国由于远离中原变法最彻底，其他变法都是以跟随潮流、装样子、变法未深入。变法的最终结果，就是秦国兼并其他诸侯。
王安石变法
战国时期变法说明了，除非非不得已，没有人想变法，尤其是进入了大一统朝代后，由于内部没有威胁（战国的七国相互兼并），外部的威胁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使得大一统朝代缺乏变法动力。但是历史上从王安石开始，也有几个变法。
唐末以后的诸藩镇成为朝廷尾大不掉势力，朱温建立后梁后，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北方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相继建立，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被拥立为帝，建立北宋开始，北方才逐渐稳定，而后通过战争，重新将南北统一，但是由于石敬瑭为称帝，而割让了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使得北方无险可受。同时，由于建都东京（开封），一马平川，对于北方的骑兵无法对抗。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便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并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冗员”）。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同时，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朝廷内外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请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没被仁宗采纳。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希望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统治危机，遂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并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王安石认为：北宋国家贫苦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农民之所以贫苦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财富国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劳动力去开发自然资源，是积极开源，而不是消极节流。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
王安石变法核心如下：
增加财政收入：通过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和兴修水利法等措施，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兴修水利，全面清丈土地，均平赋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缓解社会矛盾。
加强军事力量：推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发、保马法、军器监法等，维护农村社会治安，提高军队士兵素质，提高战马和军械的数量和质量，增加军队战斗力。
治吏：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扩大科举考试名额，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有识之士，培养专门人才，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但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而这于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是大相径庭的，而且新法实行也过于急进。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宋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已成为各派系倾轧的工具。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如：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政策执行不力；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分裂；保守派强烈反对。最终王安石变法功败垂成，北宋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张居正变法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加强君权，相继废除了宰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为由，将其伏诛，并永久性地废除了宰相一职。同年（1382年），朱元璋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这就是内阁的雏形。明成祖即位之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在地方废除行省制，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但是后期地方权责无法统一，又相继有总督管理地方。在军事上，以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建立卫所制度，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和兵部互相牵制。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在户帖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黄册制度，规定以110户为一里，从中推选丁粮多的10户充当里长，其余100户为10甲。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理里甲的事务。朝廷把居住在城乡的每个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造册。每十年编造一次，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朝廷户部及省、府、县。因上报户部的册子封面是黄纸，故称为“黄册”。早期的黄册把人口分为三等：民籍、军籍、匠籍。凡各色人等均按从业类别登记户籍。
但是明朝建国200多年后，整个国家到了内部矛盾重重，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地步，这是封建国家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也就是说大明朝已经遇到瓶颈了。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
此时的大明王朝，沉疴顽疾太多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五点。一是宗室的供养使得王朝背负沉重的包袱，二是派系互斗导致朝廷人才匮乏，三是沉官冗员太多，朝廷政令难以有效实行，四是军备涣散，边防不堪，五是朝廷国库空虚，财政赤字由来已久。
张居正改革主要是从土地、财政、军事、人事等几方面改革。
首先是清账土地。以“黄册”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清账土地，通过清账土地结果进行相应的税收等。
其次是整顿吏治和考核制度。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并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考成法，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
军事上主要是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为此便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
最后是经济上的改革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整个改革来说是成功的，经过这次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就使得明朝政治，有了转机。但是由于严重影响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迅即病死，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并且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而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张居正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变法
最后来说说，戊戌变法。甲午中日战争以后，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但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先后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国闻报》、《湘报》。鼓吹变法，并组织强学会。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见《胶州湾事件》）。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寄希望于通过光绪帝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戊戌变法或者百日维新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派期望光绪能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帝位，但是现实情况是慈禧太后掌握朝廷的全部的权力，没有权力支撑，所谓的变法也好，维新也罢，都是空中楼阁。
“百日维新”使得国内对于清政府产生两极分化，一部分还期望朝廷能够改弦易辙，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已经希望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去实现国富民强的道路，这都是后话。
总结
历朝历代的变法或者变革都是迫不得已情况下，一般来说，很少有自动去完成变革的动力，毕竟利益集团强大。整篇文章没有去谈论王莽的变革，因为王莽的变革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使得其建立的”新”被农民军推翻。
整个历史洪流中，战国变法最厉害，是因为有外部压力，不变法，就存在被其他诸侯国的蚕食，在大一统朝代，变法都是由于内部积弊过深，不得已去变法，但这样的变法只能算蜻蜓点水，无法深入实质，也使得朝代更迭，这都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