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北京时间11月6日，美国第60届总统大选即将揭晓投票结果。一方面，数据表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即将赢得大选，另一方面，评论普遍指出，本次大选对中美关系的长期格局影响甚小，两党对华政策路径有差异，但深层一致性越发趋于一致。美国发起的科技竞争是典型例子：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重新重视科技领域的投入，其任期内对中国5G技术的穷追猛打，明确把中国视为科技竞赛的头号敌手。拜登政府通过芯片、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对华新兴技术管制，强化了这一政策取向。争夺和维护科技进步的主导权，已经成为美国强化全球霸主地位的核心战略。 本汇编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技术创新众多领域的最新动向和科技政策的新发展。多份报告表明，中国逐渐成为技术领域的后发追赶者甚至是领先者，这些新兴技术领域包括电动汽车、核电、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工业机器人等等。为了应对中国在科技上的追赶，美国一方面在技术出口管制上不断升级，以限制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进展。另一方面，亦有智库提出要革新美国旧有创新体系，尤其是要重视中国创新的成功实践经验。 由于新兴技术的跨国界特征，它们难以被国家所完全控制，在技术治理上各国存在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局面。例如，作为技术基础设施的开源软件有可能打破技术地缘垄断，并限制技术“武器化”的空间。在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人工智能，也在挑战国家作为世界地缘政治主体的地位。尽管如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路线将使得技术战更具有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浓重色彩，不排除未来对华更极端的技术遏制政策。发挥新兴技术中共享的要素，强调技术治理挑战中合作的因素，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应对中美科技竞赛和顶住潜在的“特朗普冲击”的必由之路。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编译的系列文章，供读者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近日，韩国相关科研团队宣布发现全球首个室温常压超导体LK-99，消息瞬间引发全球关注：尽管实验结果遭到多方质疑，但是，超导材料如有希望实现技术突破，将在能源、交通、计算等多个产业引发颠覆性变革。近年来大国技术竞争引发的波澜，让我们对技术背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事实上，除了芯片这个广为人知的技术领域，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型能源、新材料和制造等一系列关键新兴技术上的全球竞争也已经愈演愈烈，有必要加深全球技术竞争格局的全局性认识。
澳大利亚政策研究所（ASPI）对44个关键科技领域进行追踪，并根据追踪结果，对美国及其盟友国家提出了推动科技发展的建议。该智库根据高质量论文数量、影响因子、高排名刊物发表量对各国先进科技水平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在航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已经占据了科研优势，在化学、材料、高标准制造领域稍逊一筹。为了保住美国及其“联盟”的科技优势，报告提出了4大类23条建议，包括增加对科技领域的投资，建立研发友岸计划，联盟人才流通，设立主权基金分配资源给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等等。从与中国竞争的角度，报告还强调要加强情报部门的协作，严密追踪中国的科技进展情况。报告中所谓的“联盟合作”依然透露着浓烈的由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分配科技和经济利益的味道，全面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立场也值得推敲。然而，其中设定的44个科技领域和着重关注的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先进材料三个领域，以及报告中提出的推进科技发展的资金、人才、交流的建议政策，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2 技术管制：中美科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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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William A. Reinsch, etc.今年以来，美国对华技术管制不断升级加码，从对华为的全面禁令，到6月的新一批31家“实体清单”，越来越多的技术、领域进入了美国“出口管制”的范围。为何“出口管制”成为美国及盟友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工具？“出口管制”是否有效，是否会产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效果？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近期刊发的一篇报告通过分析美国四个关键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号召出口管制的重点向“无形商品”转变。
报告指出：如今美国国家安全已经和经济发展紧密耦合，但这两个目标却非常难以调和。由于关键和新兴技术往往同时具备军民两用潜能，可能同时对安全格局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出口管制”问题更加重要。报告认为，对未来技术竞争最关键的五个领域包括：量子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无形商品。由于相关技术不再主要体现为“终端物质产品”的形态，如何在维护国际科研生态、保有技术优势的前提下，控制关键技术和知识的出口，成为最关键的挑战。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已经开始重视输入数据、知识和“视同出口”项目的管理，这种趋势将深刻影响技术的研究与国际交流传播。美国管制先进技术对华出口的成本扩大而导致效用下降，是相关美国智库转向讨论管制“无形商品”的深层动机。这意味着美国先进技术出口管制思路和体系的未来会持续升级。 3 开源软件：“数字主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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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发布首个独立开源桌面操作系统，标志着中国开源文化和开源生态建设迈出重要一步。“开源”（Open source）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软件开发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据估计目前市场上80%到96%的软件，其代码都是开源的。开源生态是激发自主创新能力的温床，也是芯片设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多领域应用和创新的支撑力量。但是，近年来地缘政治变化开始侵扰开源领域，在美国2020年加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时，就曾引发“开源是否有国界”的争论。本文指出，对开源软件的关注已经从经济逐渐转向地缘政治。起初，开源模式源自社区开发者的自愿贡献。大型科技企业在过去20年内逐步加大对开源项目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成为开源生态系统治理的支柱力量，并试图将“开源”逐步将其整合入“数字商业帝国”的一部分。近年来，各国政府也更加关注开源软件快速普及后的网络安全问题，尤其是意外漏洞的风险，以及犯罪分子和外国代理人对开源代码的操纵。作者认为，大国政府正在从一般的开发者和使用者，转变为开源生态系统的出资人和治理者。其中，中国开始加强自主的开源基础设施的建设，美国声称要“减轻外国对开源的潜在干预风险”，欧洲则探索其了一条介于“全球公域”和“国家主权”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此外，政府对开源生态的介入不仅是被动地应对现有问题，更体现了大国主动推进“数字主权”的雄心。开源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为各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互惠效应，其开放和共享的特征，也限制了美国在技术战中将开源软件“武器化”的能力。中国的开源生态发展，需考虑开源领域未来面临管制甚至制裁的风险，更需要思考如何维护开源软件的公共价值，并为全球科技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4 高性能计算：AI与算力竞赛的未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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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Chat-GPT公开测试，“人工智能”和下一个科技爆发点就成为各界密切关注的话题。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毋庸置疑，但大模型训练所需要的资金、设备、能源投入，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而人工智能训练的速度、可以解析问题的深度、广度，都与其背后的算力支持息息相关。本文较为清晰地梳理了高性能计算的行业价值和竞争情况，并强调：国家必须加大投入，保持领先地位。高性能计算不仅可以帮助人工智能实现快速训练、迭代，在几乎所有学科的分析、模拟、实验上，都可以提供高效、深入的支持。具体到行业，高性能计算可以支持甚至彻底改革的行业包括：飞行器、车辆、等高端、高精度工业设计，交通网络规划，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新能源开发和运维，天气、地震等气候预测，武器系统管理等等。在支持这些学科、行业之外，高性能计算自身也是一项大型产业，上下游涉及诸多行业，可以创造经济收益。在当下的高性能国际竞争格局中，中国拥有的高性能计算机数量和计算能力在2017年已经超越了美国，但在软件和针对性应用支持上有所不足，国内使用带来的经济收益较低。
本文作者从美国利益出发，呼吁美国一定要保障国家在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具体措施则在于加强经济投入、促进政府、学术、商业之间的互动，并留住相关学科的人才。在人才上，作者强调，美国电气和计算机两个学科中，有81%和79%是国际学生，美国应该给予特殊政策，把他们留在美国。本文中的信息和视角，对国内行业的发展也有重要提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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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于2023年11月1日至2日在英国举行，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在内的28个国家及欧盟共同签署了《布莱切利宣言》。峰会宣言指出，人工智能的许多风险本质上是国际性的，“最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成型，人工智能的潜在挑战也随之浮现。Eurasia Group总裁、政治学者Ian Bremmer就发文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速度超乎想象，国家试图控制人工智能并使其为己所用，但却远远跟不上人工智能的升级和普及速度。这一技术很有可能威胁民族国家作为世界地缘政治主体的地位，并将引发全球权力结构和平衡的地震式转变。
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动力既来自于商业利益，也来自于国家战略。主要技术大国在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全新技术时，仍然以传统的技术治理和监管框架来理解问题。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难以完全为国家所驯服。首先，人工智能模型非常容易传播，而当下互联网科技领域又恰恰是开源的，任何一点小小的破坏性进展，都可能迅速传遍全球。其次，由于当下人工智能的通用性追求，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是军、民两用的。而人工智能的实际管理权限和技术能力，则掌握在开发和运营它们的技术公司手中。最后，主要大国仍然在加速发展人工智能，并将其视为零和游戏，这可能继续扩大少数大型专业人工智能公司对人工智能技术浪潮的权力。强大能力、较难监管和加速发展之间的悖论，让建立监管机制显得尤为紧迫。作者建议：参考国际金融秩序安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建立三个人工智能国际监管机制，分别承担学术性分析和建议、国家间协调防危险扩散，和危机应对的任务。强大的人工智能治理不仅可以减轻其社会风险，还可以通过避免其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和工具，来缓解中美紧张关系。
6 芯片架构：全球半导体产业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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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nthony Frausto-Robledo当地时间9月14日，芯片公司安谋（ARM）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当日收盘价计算，ARM市值652亿美元，成为今年美股最大规模IPO。ARM是半导体行业非常独特的存在，它持续研发半导体知识产权（IP），主要靠收取芯片架构版权费赚钱，自己并不设计也不生产芯片。随着全球进入智能手机时代，ARM在移动芯片处理器设计领域占据90%以上的市场份额。值得注意的是，华为手机的麒麟芯片就采用ARM V8架构，但在美国的限制下，无法获得最新的V9架构授权。
本文从商业和技术角度进行分析指出，英特尔“芯片设计+制造”的一体化模式已经落后，而ARM公司则在全球半导体乃至整个计算机产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技术模式的迭代加速了整个产业格局的重塑。ARM架构的强势崛起已不仅局限于移动端设备的统治地位，更体现在（云）服务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广泛布局。作者认为，新旧半导体巨头的此消彼长，也为新公司崛起创造了空间和机会。例如，在ARM的基础上还诞生了苹果公司这个“半路出家”的芯片巨头，而从苹果公司出走的大量人才团队又继续为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带来活力。其中，芯片初创公司Rivos专注于RISC-V芯片平台技术，其目标市场也是数据中心。虽然与ARM一样都基于RISC架构，但是RISC-V从2010年发明开始，即以开源为最大特色，受到全球学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各国政府出台政策支持RISC-V的发展和商业化。回顾芯片架构的各种路线之争，可见全球半导体产业似乎正酝酿着一场开源新趋势。ARM崛起的根本原因是RISC架构更适应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趋势，而ARM架构授权的潜在限制，也将倒逼中国在开源架构RISC-V等新兴技术领域探索更多机会。
7 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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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上月，美国重要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在对中国11个高科技行业创新能力进行超过20个月的调研后，在美国国会大厦举办了一场报告发布会，受到欧美科技和对华政策界人士高度关注。报告指出，中国在核电和电动汽车（含电池技术）领域领先，机器人技术、显示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接近领先，而在化学制品、机床、半导体和生物医药领域则相对落后，半导体行业因出口管制而发展受阻。报告旨在纠正西方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偏见，强调美国在科技竞争中的胜出并非必然。作者通过大量证据表明，虽然中国尚未在整体上占据领先地位，但已建立了一个市场需求导向、正向循环的创新体系。正如过去的欧美跨国巨头，中国企业的巨大规模、全球战略和研发投入也帮助其成为创新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信奉“向科技无尽探索”的欧美，似乎越来越难实现“创新-市场变现”的闭环。因此，至少数百家在中国“卷杀”出的强势企业正意图“占领”全球市场，有望在十年内赶上西方领先国家。报告指出，“中国能创新”这一事实，比过去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更值得他们警惕：中国优势将因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而放大，不仅能依靠国内实现创新循环，还能通过“低成本”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和失去先进制造能力的发达国家推广，最终实现全球技术经济权力中心的转移——几十年内，可能会是中国对美实施出口管制。为应对中国的创新挑战，报告建议美国无论大选结果如何，都应超越意识形态之争打造“国家实力资本主义”（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借鉴中国创新模式的关键要素，加强国家间技术经济权力竞争，尤其是在对外政策上与欧洲盟友合作，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和投入，并限制中国创新产品在发达市场的利润，并推动“友岸/近岸外包”和“回流”项目将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值得关注的是，近来西方的一些主要智库和媒体似乎都在强调中国多个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一方面，这种对中国“全面领先”的夸大报道，可能是为严格的限制措施造势；另一方面，在西方日益强烈的反垄断浪潮中，这些报告似乎站在大企业的立场上，暗示要想竞赢中国，就需要发展类似中国的“举国体制”并改革现有的反垄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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