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故宫的恩怨情仇

1949年8月，王世襄结束赴美博物馆考察后，回到北京，继续留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1947年3月，王世襄正式就任此职）。

从此，将故宫博物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美好愿望就成为他追求的梦想。

王世襄

当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许多基础性工作亟待筹划和展开：“清理修缮闲置院落，开辟库房，制造庋藏架柜，研究文物分类，编印藏品簿册，文物登记卡片，以及制订提取陈列、送还库房等规章制度”，等等。

王世襄积极拟定工作计划、方法步骤，精心测算费用。

但是，这些计划、申请送到党代表处审阅批示时，却被一再拖延，甚至再无下文。王世襄非常着急却又十分无奈。

故宫博物院创建时全景

文献馆库房内文献、档案堆积情形

1950年，王世襄出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一天，他突然接到上级布置的一项政治性任务。

为了宣传苏联“老大哥”与中国的深厚友谊，苏联文化机构派遣专家来北京拍摄纪录片。上级要求故宫博物院必须全力予以配合。

苏联专家拍完了宫殿建筑，又将镜头转向院藏文物。为了拍摄到文物全形及周身纹饰，他们要求将文物包括易碎的瓷器放在能旋转的工作台面上。

这让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王世襄和朱家溍感到非常为难。

朱家溍

总务处人员从当年溥仪遗留物品中找到了一具西洋老留声机，拆掉喇叭，用一块挖洞木板垫在机盘上作为简易的“工作台”。

不仅木板不平稳，留声机的旋转速度也忽快忽慢，很难保证文物的安全。

王世襄和朱家溍提出改进，可苏联专家不同意。向院领导汇报后，得到的也是“专家工作不能延误，更换设备免议”的严肃指示。

无奈之下，王世襄只能紧张地站在临时工作台旁，竭力避免瓷器被摔。拍摄期间，一件瓷瓶幸亏被王世襄及时抓住，才幸免“粉身碎骨”。

王世襄吓出一身冷汗。然而，还是出事了。拍摄过程中，王世襄忽然听到窗外“当”的一声。

原来工人从筐中取一件盖罐时不慎将盖子滑落，正巧砸在旁边的一摞瓷盘上，将瓷盘砸掉了拇指大一块瓷片。

按照规定，出了事故，作为负责人的他必须作出书面检讨。王世襄写出检讨后，先后两次修改也未能获得通过。直到他表示承担一切责任并请求处分，最终才算勉强过关。

事后，京剧造诣颇深的朱家溍见王世襄满脸委屈的模样，脱口而出《群英会》中的一句台词：“这曹营的事难办得紧呀！”

王世襄听了表示抗议：“你不该把我比作蒋干。我可和他完全不同。”

朱家溍遂又缓和气氛说：“咱们且不说蒋干、曹瞒，故宫的事难办，你总该同意吧。”

又过了几天，生性幽默的朱家溍见到王世襄说：“我编了一个歇后语：俄罗苏（sù）拍电影——砸瓷儿”王世襄听后不禁一笑。

那时，故宫博物院工作之难办程度是王世襄所意想不到的。

1950年的一天，文化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来到故宫博物院找到王世襄，郑重地下达任务说：“太和殿抗美援朝展览两日后到期，你必须动员古物馆全体人员，在三天内完成该展的撤陈并布置好‘伟大的祖国’展览，把院藏的精品尽量陈列出来。”

对于负责人亲自布置的这一任务，王世襄犯难了。要想两天内在偌大太和殿内布置好一个足以显示伟大祖国风采的艺术展览，简直是太难了。

王世襄先生在美国博物馆库房鉴定漆器

为了完成任务，王世襄组织调动了五六十名馆员和工人投入到这场布展“战斗”。

在从未安装过电灯的太和殿里架设了临时照明设备，吃饭喝水也指定专门人员负责送到工作现场，就连大小便也得在现场一个圈定的应急厕所内解决。

就这样，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奋战，终于按期完成了名为“伟大的祖国”的展览布展任务。

王世襄在捧着国宝放入展柜时，“腿发软，心发慌，手发抖，生怕万一闪失”。

1952年，在广西南宁参加土改工作已经两个月的王世襄等人被紧急电召回京，火车一到站，便被早已等候的卡车拉进了故宫博物院，暂住院中不得回家。

第二天凌晨，全院人员被分作两组送往东岳庙和白云观两处，开始了一场以反贪污、反盗窃和反浪费为主题的“三反”运动学习。

名为学习，实际上就是要求从旧政府过来的他们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所采取的审查方式是“疲劳轰炸”——不许解释、不准分辩，夜以继日地进行突击审查。

“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在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的王世襄，成为有诸多问题的“大老虎”，是审查的重中之重，被单独监禁一室。

十多名审查人员对他轮番“轰炸”。

他们审查王世襄的理由很简单：“你是坐飞机来的接收大员，连副代表都没有来，有这样的好机会，哪能不伸手捞一把，所以我们百分之百地断定你有盗宝行为！”

“你在短短两年内收回七批文物，还从东京运回善本书。如果没有好处，你岂肯如此日夜操劳，尽心尽力？！”

面对这一极为荒谬的逻辑，王世襄刚解释几句，便被喝令停止。

王世襄明白，他的任何解释都毫无用处，于是干脆一言不发。

王世襄本人交代不出问题，本来就让审查人员恼火，可他还“阻挠”别人“交代”问题，就更让他们大动肝火，决定“判处”王世襄死刑并宣布立即执行枪决。

对此，王世襄后来回忆说：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王世襄觉得，“倘为了如实汇报而被处死，官方必将承担误判之罪，被批斗者自杀，不仅白死，还犯了‘自绝于人民’之罪，故万万不可”。

抱定了绝对不能自杀之念，王世襄反而变得坚强了。

之后，即便受到更严重的诬蔑，他也表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审查人员见王世襄如此“顽固不化”，便转而采取了迂回策略。

他们想通过寻找院长马衡的盗宝证据来打开王世襄的缺口。谈到此事，王世襄回忆道：

他们先逼问马院长如何指使我为他盗宝并设法潜移院外。

 

我说：绝对没有。

 

又追问马院长可曾指使我拿文物给他。

 

我说这倒有过。他们一时兴奋起来。

 

问：你给他拿的是什么文物？

 

我说：宋代名画。

 

他们更兴奋了，又问：随后又怎样？

 

我说院长命我送往陈列室展出。

王世襄的“供述”令他们气急败坏，而王世襄却坦然地说：“不是开玩笑，是事实，而且是你们要我讲的。”

那个时代容易产生荒唐的事情。王世襄就曾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当时和我同关在东岳庙的有金毓鋆先生，满清宗室，北洋政府时期曾在驻挪威使馆任职，年逾六旬，是一位胆小怕事的好好先生，因对古玉有研究，受聘故宫而卷入运动。

 

他受不了无休止的逼迫，只好胡编乱造，说偷了若干件玉器。经查明故宫没有此物，打虎英雄们认为他用假交代来掩盖真盗窃，斗得更狠。

和金老关在一室的有科员张宗良，是个真盗窃犯。因交代材料都核对属实，并从家中起出赃物，所以受到表扬，命他仔细回忆，继续交代。

 

金老看在眼里，十分气愤，认为太不公平：小张真偷了，反倒有静坐思考、喝茶抽烟的时候；我清清白白，竟整天挨斗，真是岂有此理！

 

受审者每次去厕所都有人跟随，以防串供。

 

一天张宗良在前，金老在后。事有凑巧，尾随者失职，没有跟上。

 

金老加紧几步，小声地对张说：“二哥！二哥！救救我吧，把您经手（此二字妙）的匀我两件好交代，要不实在活不了了！今后如能活着出去一定好好请请您！”

东岳庙四个月“学习”结束后，大多数人员都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即便是真有盗宝行为但交代彻底坦白者也依然留用，而“拒不交代”的王世襄在回到家中仅两天后，派出所便要他前往问话。

当他心怀忐忑地迈进派出所大门时便被铐上手铐，随后，三辆三轮车直接押送他到了前门内路东那朱红大门的公安局。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个月的铁窗生涯。

初进监狱，王世襄成了“38号”。每当听到这一吆喝，他都必须高声答“有”。

在看守所的十个月里，“38号”“享受”了犯人应有的一切“待遇”，比如手铐脚镣等。

除了接受审讯，王世襄还要参加一些必要的改造性劳动，比如糊火柴盒等。每日两餐窝头咸菜的饮食和劳累，使身强力壮的王世襄逐渐感到乏力。

王世襄出狱时步履踉跄，还未走出监狱大门就已气喘吁吁。到医院检查身体才知道被传染上了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

伴随结核病而来的，是国家文物局发给他的一纸公文，上面写着“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

其实，后来王世襄还是有机会重返故宫博物院的。

党代表被调离，院长马衡因肺癌去世，接替院长之职的是吴仲超先生。

这位院长是极为爱惜人才的。上任不久，便想将已经就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世襄重新调回故宫博物院。

但该单位不同意，王世襄本人也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就此搁浅。

吴仲超院长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聘请王世襄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希望他每周能到故宫博物院协助工作一两次，为此还专门在御花园西南角为王世襄设置办公室和午休床榻。

此后半年间，王世襄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加过几次会议和文物鉴定工作。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王世襄又被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划为“右派”。

因此，他不宜到故宫博物院参加这类工作了。

1966年，摘去“右派”帽子的王世襄回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并再次被故宫博物院聘任为“非文物审查委员会委员”。

但是，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刚刚“归队”的王世襄又脱离了他魂牵梦萦的故宫博物院。

他与故宫的情缘阴差阳错，他的强馆之梦也终成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