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采輯遺書目録》版本源流考
——兼談預刊增訂本系統的重要價值*
爲回應乾隆皇帝的征書之令，各地均專門設立書局以处置此事。與他省僅設立一書局不同，江蘇省分設江寧、蘇州、揚州三處以統書，究其原因，與管轄之範圍及征書之方便有關。由於兩江總督高晋駐南京，江蘇巡撫薩載駐蘇州，故於二地分別設立一書局。又因揚州有藏書甚富的鹽商馬裕，高宗以爲“至馬裕家查借書籍，前已諭令李質穎辦理，莫若令該鹽政就近借抄，於事更爲便捷。其中或有不用者，即可隨時檢還，亦不致於散佚”[4]。故“所有高晋等原發蘇州書局之六十八種及交揚州府檢閱之六十五種，並著歸還李質穎處，一併匯辦”[5]。因此馬家等揚州地區藏書家的書籍專由兩淮鹽政李質穎辦理。除揚州以外，“所有附近蘇州各府州，就近齎送蘇局，由撫臣薩載核定匯總，同自購各書會奏。其附近江寧各府州，就近齎送江寧”[6]，從而劃定了三處的采書範圍。江蘇進呈書籍總量達4808種，高於浙江所進呈的4600種，何故《蘇録》所載書籍1700餘種，僅爲《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總量的三分之一強？據常熟圖書館藏瞿鳳起舊藏本《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凡例》云：“江浙並書籍薈萃之區，浙江進書至四千五百餘種，今目只及其半，匪關遺漏。浙江系全省進書之目，而江南之書分而爲三。使相高公設局江寧、鹽政李公設局淮上，兩處進書亦不下幾千種。茲所録者只開府薩公設局蘇州所購之本，凡兩處移知書目有從同者，即不復采，故所得止此。若合全省計之，亦當與越中相埒。”[7]由此可知，《蘇録》僅著録蘇州書局采進之書，且已經除去與其他兩處重複的書籍。就地域而言大約包括“所有蘇、松、常、鎮、太五府州屬續購之書，並委員暨山塘書賈購得書籍”[8]。
蘇州書局依託紫陽書院設立，於乾隆三十七年九月開局，除派官吏收掌校録外，“並請院長在籍侍郎彭啟豐總理其事”[9]。據《蘇録》前列銜名，有大總裁高晋、薩載、彭元瑞；提調增福、胡季堂；總裁彭啟豐；總校賈景誼、儲寶書、魏嗣洛、陸鴻繡、顧宗泰；分校顧維城、淩魁炳、黃烈、朱邦瑾、潘元揚；謄録殷家望、陳基福、陳立功、顧存約、邵曉、錢煥、蔣棠、嚴麟、盧元珩、汪慤[10]、湯玉臺[11]，共二十七人。其中高晋爲兩江總督，主要負責江寧書局事，未直接參與蘇州書局之工作，此處因其爲當地最高長官而掛名。同時其所列總裁以上，均當地之高官，總校有蘇州府教授、訓導等，分校爲廩生、舉人，謄録則多爲生員。故實際參加工作是的紫陽書院的相關人員。
書局工作人員采訪遺書頗勤，不僅於坊間購買，“遴委教官，給發銀兩，隨處購買”[12]；又向藏書家徵求或抄録，“有藏書稍多之家，先將目録送局，俟擇定後將書送到奏進”[13]，“給印票，將所繳之書，令其親填卷數，繕録已畢，即行照票給還”[14]；還采用書院自身藏書，“令院長率同在局各官，逐細校閱，䌷釋要指，開明節略，以備進呈”[15]；甚至利用收賣舊書的賈客，“山塘書賈鋪內，屢經向其購覓，而不知其能悉古書存佚之原委。今蒙聖慈提命周詳，益知有所遵辦”[16]。通過不遺餘力地蒐訪，蘇州書局共獲得清內府所未藏的重要典籍一千七百餘種。
對於進呈之書，乾隆帝尚有撰寫簡單提要以供選擇的要求。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云：“但各省搜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鑑別，悉行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録，注系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17]由此待書籍進入書局後，由局員“將繳到之書，擇其要旨，摘敘節略，注明著書人姓名、年代及卷帙若干，由藩臬兩司查核申送”[18]。蘇州書局所進呈遺書提要最終被彙集成《江蘇采輯遺書目録》。《蘇録》由何人所编纂？各圖書館館藏目録著録人名間有差異，就其原書而言，國家圖書館藏姚覲元咫進齋抄本、浙江圖書館藏黃烈抄本等均題“上海縣學廩生臣黃烈編”，而常熟圖書館藏瞿鳳起舊藏本、上海圖書館藏張國淦舊藏本則未提及。而據各本均有的《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序》云：“予忝蒞其事，爰屬與校諸生，匯其目録，標其卷帙及著書人姓名，得若干卷。”[19]同時在該序之後的纂録職名表中分校一欄有黃烈，正与序言相對應。由此可知《蘇録》提要當成於眾手，而黃烈在書目編輯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將進呈書籍提要彙集成書的，除了《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僅有浙江省《浙江采集遺書總録》。《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經過刊刻，版本形態得以固定，而《蘇録》僅存有抄本，版本狀況較爲複雜。《中國古籍總目》僅著録有國家圖書館藏歸安姚覲元咫進齋緑絲欄抄本、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兩種版本，在這兩種版本之外，筆者又查考出現存於世的九種版本，現就筆者知見的十一種版本略叙於下。
1.國家圖書館藏歸安姚覲元咫進齋緑絲欄抄本（索書號：目40/844）
按：此本二冊，不分卷，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黑口雙魚尾，左右雙欄，書口處有“咫進齋抄本歸安姚氏藏”十字。首頁有滿漢朱文大方印“學部圖書之印”，每冊首頁及尾頁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另有佚名朱筆校，對文字面貌是正尤多。然此本從子部儒家類《性理大中》至小説類《弇州山人讀書後》共八頁半內容的字跡與他處不同，顯非一人所抄成。姚覲元《咫進齋善本書目》卷二著録此書曰：“《江蘇采輯遺書總目》二冊，傳抄本。清兩江總督高晋、江蘇巡撫薩載設局采書，得書二[20]千八百部，照經史子集編目，未刊行。”[21]此外北平圖書館的前身即清學部圖書館及京師圖書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亦著録《江蘇采集遺書總目》二冊，提要文字與《咫進齋善本書目》基本一致，其後所録序亦與國圖藏本文字同[22]。另汪康年《汪穰卿筆記》卷七云：“近學部得歸安姚氏藏書，得江蘇采進遺書之寫本。書中有云，彼時江蘇進書分三處：一兩江總督，一江蘇巡撫，一兩淮鹽運使。此僅裒集江蘇巡撫所進，故只二冊，書僅二千餘種。”[23]2006年張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據此影印，故最爲通行。至於此本抄成時間，姚覲元生於道光三年（1823），卒於光緒十六年（1890）。其避“弘”“曆”，改“弘”爲“宏”，“曆”爲“歷”，卻不避“琰”“寧”，可見此據一乾隆時期抄本傳抄而來。然避“淳”而改作“湻”，或抄成於同治年間。
3.上海圖書館藏1943年合眾圖書館抄本（索書號：線普長439294-97）
按：此本破損，未能出庫閱覽。《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有顧廷龍跋云：“二十五年（1936）春，余爲燕京大學圖書館向北平圖書館傳抄得此，旋爲潘景鄭內弟再傳一本,今又從潘君録副矣。余物色廿年，竟未見一刻本。它日當謀廣其流傳,書此以爲息壤。卅二年（1943）十月十七日記。廷龍。”[25]可知此本亦當源於國圖藏本，且通過書影的比對，行款亦與國圖藏本完全相同，內容亦當差別不大。而潘景鄭藏本現則未知下落。
4.北京大學圖書館藏1936年燕京大學圖書館抄本（索書號：北大圖NC/9538/4813）
按:此本二冊，見其上顧廷龍先生的跋語可知，北大本亦爲國圖藏本的傳抄本，同屬於一個版本系統。
5.重慶圖書館藏抄本（索書號：sb/214.3/4232）
按：此本四冊，據重圖古籍書庫管理員代爲比對，其文字行款以及朱筆校勘之處均與國圖藏本基本相同，亦當同屬於一個版本系統。
6.杜澤遜槐影樓藏抄本
按：此書不分卷，一函二冊。潘素雅《槐影樓藏書經眼録》：“是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此本盡餘子部、集部。正文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26]字，書名頂格，按語另起一行低一格。每書名下記著者、卷數、簡單提要。”[27]據董國慧目驗“其本實存史、子、集三部，其中史部被置於子部之後（子、史部一冊，集部一冊），當係裝訂錯誤。”[28]同時該本文字行款與國圖藏本基本相同，亦吸收國圖藏本的校勘成果，故亦應源於國圖藏本。
7.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緑欄抄本（索書號：A 014.3 461）
按：此書爲緑欄抄本，二冊，不分卷，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左右雙欄，黑口，雙魚尾，有朱筆校，鈐“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中有其提要[29]。其文字行款與國圖藏本基本相同，特別的是抄寫字體和所用紙張亦頗爲接近，但書口處並無“咫進齋抄本歸安姚氏藏”字樣。僅朱筆校勘之處略有小異，如書前所録《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十日臣永瑢等謹奏爲請旨事》中“王受”之名，傅圖本“受”字有誤，並用朱筆校改，國圖本不誤，則未有校改。總體上看二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8.靜嘉堂文庫藏陸心源舊藏抄本 （索書號：一〇函 三七架）
按：此書二冊，不分卷，半頁十行，字數不等、約二十二至二十三字，白口、單魚尾、四周雙欄。每部之首均有“靜嘉堂珍藏”印，爲陸心源十萬卷樓舊藏本。書根處標有“乾、坤”字樣，但坤本在上，封面題有“江蘇采集遺書目錄”，乾本在下，封面則無題字。該書前後字跡不一，非一人抄成。其中“江蘇采拾（輯）遺書目錄序”、官職銜名、集部等較工整，史、子二部尤其潦草。有不少抄錯出欄處，如《禹貢正義》提要甚至抄至書口處。間有朱筆校正，但與國圖藏本不同。此外長澤規矩也在《中國版本目録學書籍解題》中對此書有簡單的介紹：
該本明確題曰“上海縣學廩生臣黃烈編”，《靜嘉堂秘笈志》即著録爲“清乾隆黃烈編”[31]，而長澤氏著錄爲“彭啟豐編”。可能是因爲總裁爲“彭啟豐”，且《浙江采集遺書總録》即以總裁沈初爲作者，長澤氏由此才作出的推測。
9.浙江圖書館藏黃烈抄本（索書號：7509）
按：此本凡六冊，書根以“禮、樂、射、禦、書、數”分，首爲乾隆上諭一冊，後經、史、子部各一冊，輯（集）部二冊，每半葉十二行，字不等，無欄。首有黃烈侄孫黃鈐道光二十年（1840）手跋：
跋末有黄钤“守卿”朱文印。此本文字行款與國圖藏本不同，筆跡出於一人之手，又避弘、曆，改“弘”爲“宏”，“曆”爲“歷”，“琰”“寧”“淳”字均不避，應是乾隆間黃烈自抄本，由道光二十年黃鈐重整裝訂。然裝訂亦有失誤之處，如總集類《歲時雜詠》提要至《滄海遺珠》書名的部分，錯頁至國朝專集類《西澗初集》提要後。童正倫先生曾考此書流傳，道咸間爲鎮海姚燮所得，其《大梅山館藏書目録》卷三總目類中録有此書：“《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六卷”[32]。姚氏身後，其書爲寧波蔡鴻鑑所得，每冊首頁鈐有“墨澥樓珍藏書畫鈐記”“坐花醉月”印記[33]。後蔡氏書又售與同郡李氏萱蔭樓，五十年代李氏書歸浙江圖書館[34]。
10.上海圖書館藏張國淦舊藏抄本（索書號：線普502741-42）
按：此本二冊，分爲十卷，經部三卷、史部二卷、子部二卷、集部三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字數不等，無欄，天頭處有佚名批注。爲張國淦舊藏，卷首有“無倦齋”“蒲圻張氏所藏”朱文印，內夾一紙條云：“張國淦家屬贈”。張國淦（1876-1959），湖北蒲圻人，爲清末民國政治家、史學家。此本改“弘”爲“宏”，“曆”爲“歷”，而“琰”“淳”字不避，應來源於一乾隆抄本。此本與上述諸本差異均夥，顯非同一系統之抄本，具體於後文詳述。
11.常熟圖書館藏瞿鳳起舊藏抄本（索書號：015795）
按：此書二冊，共十卷，經部三卷、史部二卷、子部二卷、集部三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字數不等，無欄，天頭用簽條的方式進行批註，正文亦有較多黏貼紙片式的修改痕跡。前有瞿鳳起（1907-1987）“舊雨重逢”朱文印、“別來無恙”白文印，“上海圖書館歸還圖書章”朱文印。正文首頁鈐“常熟縣圖書館藏”“上海圖書館藏”二朱文印，可知其本爲瞿氏舊藏，因故入藏上海圖書館後，又退還瞿氏。據《常熟縣圖書館古籍部圖書登録冊》，此書於1983年12月由瞿鳳起捐贈於常熟圖書館[35]。此外首冊卷前的襯葉中有“張敬裕號”印記，應爲造紙的商號。書內另有一簽條，當爲後人所寫，其云：“《江蘇采集遺書總録》[36]十卷，國朝彭啟豐撰，乾抄本，二本，無套，經目。”“乾抄本”或是乾隆抄本之謂，同時直言“國朝彭啟豐撰”，或有其依據。此本文字行款與張國淦舊藏本幾乎相同，也有相同的避諱現象，而與其餘諸本差異均夥，將於後文詳述。
對於一部未有刻本的古籍而言，每一部抄本並不會完全相同，因此釐清各抄本之間的源流關係，是判斷其價值的關鍵。據上文的版本述略可知，現存《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有四個重要的版本，即國家圖書館藏姚覲元緑絲欄抄本（通行本，簡稱“姚本”）、浙江圖書館藏黃烈抄本（簡稱“黃本”)、上海圖書館藏張國淦舊藏本(簡稱“張本”）及常熟圖書館藏瞿鳳起舊藏本（簡稱“瞿本”），其餘抄本多由此衍生而來，故探究四個版本之間的關係對還原《蘇録》的原貌和編纂過程頗爲重要。
對於浙江圖書館藏黃烈抄本，浙江圖書館童正倫先生已寫成《〈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校考》一文，認爲其爲黃烈手稿，並指出此本可補正姚覲元本及《四庫全書總目》之處。今各取一例如下：
然而這兩條的考述顯然存在問題。今取姚本核對，發現其所著録《易象正》實爲十四卷，《周易時論合編》又確爲二十三卷。同時《易象正》一書，《四庫總目》著録爲福建巡撫采進本，來源不同，姚本怎會因《總目》而改。另據《中國古籍總目》，吉林大學圖書館、日本宮內廳、日本靜嘉堂均有明崇禎間刻本《易象正》十二卷初二卷終二卷，共十六卷，《四庫總目》著録之書或爲此本。此外《總目》之《周易時論合編》亦作安徽巡撫采進本，並非江蘇所進呈，無法考述源流。由此可見，童氏對浙圖藏本的研究顯未完備。
首先黃本、姚本版本差異較小，文字基本相同，亦有同樣的訛誤之處，具有較爲明顯的同源關係。通過黃本與姚本的細緻比對，發現總體上看黃本確實優於姚本，其訛誤、脱漏均較少。如在訛字方面，黃元吉《詩經遵義》提要中所提及《御纂詩義折中》，黃本、瞿本、張本均同，姚本“中”作“衷”。又郭忠恕《佩觹》提要中，黃本、瞿本、張本均作“極爲辨博”，姚本誤爲“辨駁”，等等。而脱文方面，姚本對《讀禮偶見》作者許三禮之名、《古樂圖譜》作者朱載堉之名、《左氏類選》作者樊王家之名均脱漏，郭茂倩《樂府詩集》後缺卷數，黃本均不脱。另潘士達《增訂論語外篇》，姚本作“編爲二十四卷”，黃本與張本同，爲“編爲二十篇，共四卷”等等。姚本更有整篇提要的脱漏現象，如脱漏《紀效新書》《二十九子品匯》《諸子品節》《子書十八種》《靜惕堂詩集》等，而這些提要在黃本、瞿本、張本、《四庫采進書目》中江蘇省部分均有對應。此外姚本更將下書提要闌入上書，如《廉吏傳》的提要實爲下書《事務內篇》提要。《太極圖説論》提要實爲後書《讀朱隨筆》提要，而兩書之間的《太極圖説論》《偶然云集》《正蒙初義》《考正晚年定論》提要均缺。由此可見抄手之拙劣。同時相較於黃本，姚本亦有其參考價值，可糾正各本的傳寫之誤，如《六樂説》作者，黃本誤作劉續，當爲劉績；又如《六書泝源直音》，黃本、瞿本、張本皆誤作“沂”。此外姚本另有佚名之朱筆校改，對董理文字面貌頗有貢獻。如《禹貢錐指》之作者，各本均誤作“吴渭”，姚本之校改則於行間改正爲“胡渭”。綜合黃鈐跋語及避諱等諸多現象可知，黃本與姚本文字上有明顯的淵源關係，且黃本爲這一系統的祖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靜嘉堂文庫藏陸心源舊藏本（簡稱“陸本”）。通過細緻的比勘，發現陸本的文字面貌介於黃本及姚本之間，總體上與姚本更爲接近。如上文所述，姚本中整篇提要的脱漏現象，陸本均與之相同。但與姚本之間也存在不少異文，而這些異文卻與黃本相同。如《易義隨記》提要中“《御纂周易折中》”黃本、陸本均同，姚本“中”誤作“衷”。《易通》作者“柏鄉魏荔彤”，黃本、陸本均同，姚本“鄉”誤作“薌”。又如《周易淺解》提要中“《蒙引》”，黃本、陸本均同，姚本“蒙”誤作“夢”。再如《易見》作者“貢渭濱”，黃本、陸本均同，姚本“貢”誤作“黃”等等。由此可見，陸本應與姚本同祖於一本，而陸本應爲早期版本。
接下来考察張本與瞿本之間的關係。兩書卷數、行款、文本內容幾乎一致，甚至有同誤異文，以及相同的批校內容，也是高度同源的關係。董國慧《〈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文獻研究》對此問題有所探討，其主要通過二者之間的異文判斷，舉出了十餘處異文[39]，並以之爲“文本流傳過程中無心的訛脱增衍，而非有意校改所致”並由此認定：“上圖藏本《蘇録》源出常熟藏本《蘇録》，且録副時間大致爲上世紀六七十年代。”[40]董氏將上圖藏本認定爲張國淦抄本這在情理上有相牴牾之處，上圖本舊藏者張國淦於1959年去世，故張氏絕無可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録副瞿鳳起（1907-1987）舊藏本《蘇録》。據張國淦女張傳璧《對先父愛護書籍的回憶》記載：
而上圖藏本內夾紙條“張國淦家屬贈”，與其女所書內容契合，可知張本《蘇録》當是張國淦1959年去世後捐給上海圖書館的。而在1953年以前，瞿鳳起並未主動捐書於上圖，也沒有任何史料記載他與張國淦之間有往來借抄書籍之事。
因此並沒有充分的理由認定上圖藏本爲張國淦本人所抄，僅可將其視爲張氏舊藏本。由此可見，董氏雖言張本抄自瞿本，但其判斷依據以及最終的結論，仍有未盡之處。
其中非常重要且被董文所忽視的一點是，雖然張本與瞿本之間在最終文字上的差異並不大，但瞿本中有大量的黏貼紙片式的修改痕跡。其爲何而改，原本爲何，對考察版本源流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張本源自瞿本的核心證據在於，瞿本的一些特殊的修改痕跡被張本所繼承，如空行、挤行等。如經部詩類《詩經圖史合考》處原爲《田間詩學》提要，共有三行，後用紙條黏貼改爲《詩經圖史合考》提要，僅有兩行，故與後書《詩傳闡》之間空出一行（參見圖1）。張本無修改痕跡，卻仍空行，這種特殊的書寫正是沿承底本而來。又如史部政事類《閱史約書》前曾誤抄爲《經濟文衡》，後用紙條將其黏貼，以至此葉前兩行均爲空白（參見圖2），張本亦襲之。亦如子部儒家類《吹劍録外集》書名處原爲其前書《源流至論》提要的版本標註“刊本”，但由於其越過該書直接誤抄後書《性理群書集覽》，以至其補抄的空間有限，僅能將刊本二字遮住，並縮小字距進行抄寫（參見圖3）。張本此處未抄誤，卻同樣縮小了字距，可見其十分注重與底本保持形式的一致性。
瞿本基於特殊原因才造成的改動，張本皆與之相同，直接證明了源流關係。此外從文本形態來看，瞿本的批語以粘簽的方式進行，且各簽條間的材質、形態，及批註的字跡有所不同。而張本過録於天頭，批註字跡相似，從抄寫的實際出發，也應是張本由瞿本過録。
另一類較爲特別的修改之處是經部通禮類《二禮經傳測》提要中“爲二禮正傳目録始於”，瞿本原文爲“爲二禮正傳始於”，後在“傳”字後用小字補入“目録”二字。這樣的話文字上並無錯誤，然而瞿本卻用新的紙條將其遮住，縮小字距進行補寫（參見圖4）。與此相同的還有子部儒家類《魯齋遺書》“自著義疏書狀古律”處，瞿本原文爲“疏狀古律”，在“疏”字後用小字補入“書”字。亦用新紙條遮住，縮小字距補寫。此種補寫現象較多，不一一列舉。還有如《包侍御集》，僅在行款上比他書高出一格，亦黏貼紙條將其改正。此類現象大概是出於美觀的考慮。同時瞿本簽條的批語中多有涉及具體的編纂方式，如集部專集類《駱賓王集》處云“唐人集遵《欽定全唐詩》編次，餘尚多缺誤，乞命同人詳加補正”等，共同反映出瞿本作爲一種最初的工作本性質，在抄錄過程中不斷修改至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張本、瞿本在經部儀禮類具備同樣的裝訂錯誤，誤將《儀禮彙説》提要直接置於《成均課講學庸》的書名之下。然瞿本在《成均課講學庸》書名處黏貼一紙條，並云“此頁當在後”，提示此處有裝訂錯誤，而張本無此注釋。又如經部樂類《樂府英華》提要重出於前書《樂府詩集》之上，且內容不全。唯瞿本用紙片部分遮擋之，點明了此處錯誤。這應該是後人在閱讀時所增加的標註，亦可見張本録副的時間應在這兩處貼條之前，否則不應在抄寫中沿襲這樣的錯誤。
釐清性質接近的黃姚、瞿張二本關係之後，將兩大系統進行比較，則發現兩者之間有非常大的差異。總體上來看，瞿本系統較黃本系統提要，幾乎每一條均有增補修改，提要面貌更爲豐富。現將其除提要內容外的重要差異一一列舉如下：
首先瞿本系統較黃本系統多出了目録及凡例。在卷帙分合上，瞿本系統據目録可知其分爲十卷，而黃本系統爲不分卷本。十卷本則於經史子集下根據書籍之數量分爲經三卷、史二卷、子二卷、集三卷。另瞿本系統所載凡例共有三則，第一則言及目録分類情況，第二則言及此書範圍僅含蘇州書局進呈之書。而第三則凡例對於辨清此書版本源流尤爲重要，其云：“進呈書由務取簡約，今略爲增潤，俾閱者少爲了然。”顯然説明了此本乃增補之後的修訂本。同時黃本卷首均題“上海縣學廩生臣黃烈編”，而瞿本、張本則未有此署名。然瞿本卻有與黃本相同的序，説明其所源自的版本亦與黃烈有關。
其次黃本系統比瞿本系統多出上諭一冊。瞿本系統載上諭僅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一則，置於提名之後，凡例之前。而黃本系統所載上諭在此則之後又多二十八則，其所録上諭均無名稱。今求簡便準確，采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編者所擬標題稱之。依次爲：
1.《寄諭各省督撫學政速行購訪遺書並先將購訪情形奏覆》
2.《寄諭兩江總督高晋等於江浙迅速購訪遺書》
3.《諭內閣傳令各督撫予限半年迅速購訪遺書》
4.《諭內閣著總裁等將進到各書詳核匯爲總目並妥議給還遺書辦法》
5.《大學士劉統勳等奏遵議給還遺書辦法摺》
6.《諭內閣編〈四庫全書薈要〉著於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
7.《巡視南城監察御史胡翹元奏請停纂修提調等官自行保舉謄録等事摺》[42]
8.《諭內閣賞鮑士恭等〈古今圖書集成〉周厚堉等〈佩文韻府〉各一部》
9.《諭內閣著總裁等編刊〈四庫全書考證〉》
10.《諭內閣著派皇八子等分與應校之書同總裁一體校勘》
11.《諭大學士阿桂著充國史館及四庫全書館正總裁》
12.《大學士于敏中等奏請再添設總校辦理〈四庫全書薈要〉摺》
13.《諭嗣後總裁應議者仍令罰俸半年總校等止須罰俸三月》
14.《諭內閣辦理四庫全書並薈要所用謄録於京闈鄉試落卷中擇取》
15.《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多羅慎王永瑢等謹奏爲奏明請旨事》
16.《戶部左侍郎董誥奏請將已擺印各書每省發給一分摺》
17.《諭內閣嗣後阿哥等校書錯誤亦應一體查核處分》
18.《諭內閣嚴飭總裁等嗣後務宜悉心校勘毋再因循幹咎》
19.《諭內閣禮部尚書鐘音著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
20.《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臣永瑢等謹奏爲奏聞事》
21.《乾隆四十三年□月十四日臣永瑢等謹奏爲請旨事》
22.《乾隆四十三年□月十六日臣永瑢等謹奏爲奏聞事》
23.《大學士英廉奏遵旨派員檢閱各省解送明以後各書情形摺》
24.《大學士英廉奏復核各省應行抽毀各書情形並開單行知各省遵辦摺》
25.《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吏部爲請旨事》
26.《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十日臣永瑢等謹奏爲請旨事》
27.《諭內閣將來江浙文匯等三閣分貯全書許讀書者領出傳寫》
28.《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十日臣永瑢等奏爲請旨事》
黃本系統所録上諭奏摺，文字上與《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有所出入，且有六則未見於是書，分別爲《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多羅慎王永瑢等謹奏爲奏明請旨事》《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臣永瑢等謹奏爲奏聞事》《乾隆四十三年月十四日臣永瑢等謹奏爲請旨事》《乾隆四十三年月十六日臣永瑢等謹奏爲奏》《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吏部爲請旨事》《乾隆四十八年十月初十日臣永瑢等謹奏爲請旨事》，對進一步考察四庫纂修史事，有一定的文獻價值。僅最後的《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初十日臣永瑢等奏爲請旨事》與《質郡王永瑢等奏〈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書告竣呈覽請旨陳設刊行摺》略同，然置於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諭內閣將來江浙文匯等三閣分貯全書許讀書者領出傳寫》之後，可見編排較爲混亂。同時除前數則外，後與采輯遺書並無直接聯繫。而其收録上諭時間最晚已至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而黃烈歿於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43]，憑此可知，黃本的成書時間應在二者之間。
另《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存目二著録《三通政典》云：“江蘇巡撫采進本，不著撰人名氏，並不著書名。《江蘇采進遺書目録》題曰《三通政典》[44]，亦不知何據也。”[45]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亦同[46]。而據夏長樸的研究，天圖所藏稿本的編纂時間應可定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47]這説明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的纂修過程中，已經可以見到《江蘇采輯遺書目録》了。此外《四庫全書總目》子部五十七道家類存目：“《參同契注》二卷，江蘇巡撫采進本，國朝陳兆成撰。兆成字宜赤，上虞人。案《浙江遺書目録》載有兩陳兆成。其作《太極圖説注解》者，稱爲常熟陳兆成，康熙初人；作此書者，稱爲上虞陳兆成。然《太極圖説注解》末有乾隆戊辰兆成子魯附記，凡例稱是書與《參同契》互有異同，是刻可分爲二，可合爲一云云。則似乎二書又出一人，疑不能明也。”[48]然檢《浙江采集遺書總録》僅有：“《太極圖説解》一冊，刊本。右國朝上虞陳兆成撰”一則，同時《太極圖説注解》，《四庫全書總目》亦著録爲“浙江巡撫采進本”。可見四庫館臣在此處出現了混淆，應是見另一書將《參同契注》的作者陳兆成標注爲常熟人。而《參同契注》爲江蘇巡撫采進本，今檢瞿本系統，正著録爲：“《參同契注》，國朝常熟陳兆成注”。而黃本作“上虞”。可見四庫館臣所采用的《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應爲增訂本系統，此源流祖本的成書時間也應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之前。
此外據書中提要對明代著作的稱謂來看，瞿本系統直接著録《大明寶訓》《大明集禮》《皇明政要》諸書名，而黃本系統則作《明寶訓》《明集禮》《明政要》，可見瞿本系統直接抄録原書書名，無所諱忌[49]。另如郭鈺《靜思詩集》提要，黃本系統作“明初”，瞿本系統作“明興”；郭子章《郡縣釋名》提要，黃本系統後注云：“直隸一門，語多遠礙”，瞿本系統無此注。而與《蘇録》性質接近的《浙江采集遺書總録》刻於乾隆三十七年，亦忠實原書的面貌，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如“《大明同文集》五十卷”[50]“《大明集禮》五十三卷”[51]“《大明官志》五卷”[52]“《大明通寶義》一卷”[53]“《皇明大政纂要》二十四冊”[54]“《皇明通紀述遺》十二卷”[55] “《皇明祖訓》一冊”[56]等等，可見最初征訪遺書之時，禁書之意還未顯。這就説明增訂本源流中的祖本，應形成於四庫征書之早期。而之後各省書局的主要精力已經由征訪遺書轉爲收繳禁書，故會出現對明代著作的稱謂改寫的情況。瞿本系統職名前又稱“江蘇采集遺書總録”，在書名上也有借鑒“浙江采集遺書總録”之意。結合瞿本系統凡例及更多接近已刻《浙録》的特徵，由此認定其應源自蘇州書局原欲效仿《浙録》進行刊刻之增訂本。
而瞿本系統中出現了不少批註的內容，爲黃本系統所無。而這些批註對了解瞿本之編纂狀態及增訂具有重要作用。如經部易經類末有陳鋐《周易疏義》，批註云“此書附《四書就正録》後，今分出。”而黃本系統正未著録陳鋐《周易疏義》。“今分出”也説明是當時的新調整。同時集部別集類《唐氏三先生集》處有一則批注云：“原本草体不識，須查”，由此可見此處底本或字跡潦草。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明明有具備目録、凡例，書籍體例與提要品質均遠遠高於初編本的增訂本出現，黃烈爲何不據其録副呢？較爲合理的解釋是書局最初由黃烈依進呈底稿彙編成一書，然主事者如總裁彭啟豐等並不滿意，隨即令他人參考已經刊行的《浙江采集遺書總録》進行增補重編，添加目録、凡例等，又刪去編者黃烈之名。但之後因書局的主要精力已從征訪遺書轉爲查繳禁書，故未及刊行，僅以抄本流傳。而黃烈在離開書局之前，或爲突出自己的勞動成果，又録副原編本於外，並將忌諱語句改寫，同時彙集書局內所見上諭於書前。之後經過姚覲元、顧廷龍、潘景鄭等人的傳抄，流傳更爲普遍，以致書局增訂本系統一直不爲人所知。今據前論，列《蘇録》版本源流於下：
由前論可知，瞿本、張本應源自蘇州書局原欲效仿《浙録》進行刊刻之增訂本，故書籍體例更爲完善。而以黃本、姚本爲代表的版本系統，雖經黃氏進一步整理，但僅於忌諱之處改動，大致仍爲書籍提要初稿的面貌。故依其實，分爲
預刊增訂本系統及黃氏整理録副本系統。今就提要內容將二者進行比較，以探究預刊增訂本系統具體的調整在哪些方面，是否具備更高的文獻價值。現擬從增補、改正、調整及所存在的疏漏等方面詳細考述：
（一）增補
預刊增訂本系統對原提要進行了大幅增補，如顧棟高《毛詩類釋》、姜兆錫《詩經集傳述蘊》、方苞《周官析疑》《周官集注》、宋征輿《左氏兵法測要》、婁機《漢隸字源》、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等等。今舉顧棟高《毛詩類釋》爲例，黃本提要云：
可見瞿本對於黃本中過於概括性的語句進行了補充説明。如“旁及宋元諸儒之説”，瞿本將其明確爲“宋元諸儒所撰的《名物疏》及《本草》諸書”。同時對《續篇》的內容及體例進行了相對詳細的概述，提高了此篇提要的學術性。
除此之外，黃本有大量的脱漏之處，瞿本均有補全。如書名的增補，瞿本《東萊左氏博議》《春秋左傳典略》之名均與《江蘇省第一次書目》合，黃本作《左氏博議》《左傳典略》。另補充著者名，如《詩書禮三經評》黃本僅作“孫”，瞿本補爲“孫鑛”。《簡端録》著者原缺，僅題“明南京禮部”，瞿本補爲“明南京禮部尚書無錫邵寶著”。又如作者籍貫，《周禮祿田考》補沈肜籍貫，吴江。《溫公書儀》補司馬光籍貫，涑水。亦對大量缺失的版本形態作增補，如《嚴氏詩緝》《春秋闕如編》後補寫“抄本”，《詩經通義》 補寫“刊本”等。還對概括性的語詞進行補充，如徐學謨《春秋億》提要中“諸家疏解”增爲“范、杜、何、孔諸家疏解”等等。
（二）改正
改正黃本的訛誤，主要涉及書名、作者、籍貫等方面。如呂坤“《四禮疑》”改正爲“《四禮翼》”。“蔡保楨”改正爲“蔡保禎”。“秦松麟”改正爲“秦松齡”。王應麟故里，“俊儀”改正爲“浚儀”。孫嘉淦籍貫，由“大興”改正爲“興縣”。“張尚瑗《三傳折諸》”，黃本誤爲“張南瑗《三傳折諸》”，姚本誤爲“張南瑗《三傳析證》”。
此外如《大政記》提要在黃本中出現錯簡，其題名爲《大政記》，而內容爲《明寶訓》提要，同時《明寶訓》提要則置於《明政要》後，僅云：“按此書共四十卷”。而瞿本提要爲“按此書系有明一代祖訓，自洪武至隆慶，共四十卷，刊本。”
同時部分版本狀況的標注與黃本有所不同。如林同《林同孝詩》，瞿本作“抄本”、黃本作“刊本”。又如彭叔融著《太平治績統類》，瞿本作“抄本”，黃本作“刊本”。《四庫全書總目》史部雜史類：“《太平治跡統類前集》三十卷，江蘇巡撫采進本，宋彭百川撰。……此本乃朱彝尊從焦竑家藏本抄傳，但有前集，不分卷數。”[58]可見《四庫全書》所收此書當爲抄本，瞿本所録是正確的。
此外亦有兩可的改動，反映其思路的變化，如易代之際作者朝代的改動，《左氏兵法測要》宋征輿的朝代由國朝改爲明，等等。
（三）調整
預刊增訂本系統在體例方面的調整甚多，現歸納爲以下幾個方面：
1.瞿本將作者後小字注明的內容，統一移至正文中，如《呂氏讀詩記》等。而小字部分若涉及另一書籍內容，則將其拆分爲兩篇提要，如傅遜《左傳杜注辨誤》《左傳注解辨誤》[59]。亦有將小字內容省去，未在提要中體現者，如羅汝房《近溪子明道録》，黃本後小字注明“樂安詹事編”，瞿本則無。這類現象在集部中尤爲突出。黃本的提要撰寫方式爲：在作者名後，用小字注明字型大小及生平軼事等等，正文僅書籍卷帙內容。而瞿本將小字部分中，有關書籍信息的多移入正文，而關於作者仕宦、生卒等相關信息多刪去。如王鏊《王文恪公集》後“內《講學》《親政》二篇，《邊議人事》《歷代職官考》皆經世鴻文，末二卷系鏊曾孫禹聲詩”則采入，提要文字略有調整，而“正德元年相四年四月致仕”等內容則刪去。
2.對於先後相承的同一作者的多部著作，黃本在後續著録時均省稱“前人”，然卻有不統一之處，如周伯琦《説文字原》《五音篇總》，黃本後書著録爲“元周伯琦著”。另吴元滿《六書正義》《六書泝源直音》《六書總要》，黃本分別作“明新安吴元滿著”“明吴元滿著”“前人”。又如陳鋐《四書晰疑》《四書就正録》，黃本分別著録爲“ 國朝鎮洋陳鋐著”及“國朝鎮洋陳鋐著”。可見其著録方式並不完全統一。而瞿本將後書的“前人”改爲“朝代+作者名”的形式。如：姜兆錫的《周易本義述蘊》《周易蘊義圖考》，方苞的《周易析疑》與《周易集注》，黃道周的《禮記集傳》《月令明儀》《儒行集傳》，方苞《春秋通論》《春秋比事目録》，陸隴其《困勉録》《續困勉録》等等。
3.關於作者著録項的內容，瞿本改動較大。瞿本統一調整功名在前、籍貫在後，如《史臠》“明進士晋安余文龍編”、《全史論贊》“明進士嘉興項篤壽輯”、《函史下編》“明舉人南城鄧元錫著”等。瞿本所列舉作者官職名，若爲大學士，前文淵閣、武英殿等皆刪去，如《奏對稿》張璁刪去文淵閣，《夏桂州集》夏言刪去武英殿等。黃本“不載姓氏”，瞿本改爲“未詳”，如《古音駢字》《古篆分韻》等等。黃本“不載著書人”“不詳姓氏”，瞿本改爲“不著姓氏”，如《資治通鑑後編》《寰宇通衢》等。然改動亦未徹底，如《嘉祐雜誌》《兩河觀風便覽》《神僧傳》等依舊作“不載姓氏”。《山志》《石鼓論語答問》等仍作“不詳姓氏”。可見其調整改動並非完備，亦或是抄手誤抄所至。
4.著述方式的標注更爲精確，如區分著者及校注者。《曾子全書》，黃本作“明五經博士曾承業刻”，瞿本增加“周曾子著”。《孔叢正義》黃本作“國朝丹陽姜兆錫著”，瞿本增加“漢孔鮒集”等等。同時作者更爲明晰精確，如《論語筆解》，黃本僅題韓愈著，瞿本題韓愈、李翱著。關於“編”“輯”“著”“撰”等，瞿本有所調整，如王應麟 《詩考》、郭凝之《孝友傳》作“輯”，黃本作“著”。潘士達《增訂論語外篇》，瞿本作“編”，黃本作“著”。范祖禹《帝學編》，瞿本作“著”，黃本作“輯”。吴棫《韻補》，瞿本作“輯”，黃本作“著”等等。
5.關於提要後書籍卷數的著録，將“計某卷”改作“共某卷”[60]，如劉績《六樂説》、許誥《春秋意見》等等。而對於黃本中“共□卷”的文字，因其無法提供信息，瞿本則多刪之，如《詞林海錯》《鍾鼎字源》《芥隱筆記》《林泉高致》等。
6.對提要順序進行調整，如雜史類，黃本是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在前，朱弁《曲洧舊聞》在後，瞿本將其互換，以符合其年代順序。又將黃本《孝友傳》《孝紀》位置互換。《孝友傳》據北京大學藏明崇禎刻本有癸酉孟冬自序，爲崇禎六年（1633）。而《孝紀》據安徽大學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中崇禎十二年自序，《鄭堂讀書記》亦云：“是編成於崇禎己卯。”[61]然此二人生卒年無定考，故此調整非成書之年月，當爲作者生卒年月，或登科年份。
7.集部別集類提要，黃本以“唐”“宋”等爲標題，之後每書作者名前不標朝代。而瞿本將標題刪去，各提要作者名前則加上年代。
8.瞿本爲反映書籍原本面貌，將同一作者，不同著作的提要合寫。如莫是龍《石秀齋集》《采隱草》當合刻爲一書，瞿本《石秀齋集》提要：“此集詩十卷，附莫秉修《采隱草》一卷，共十一卷，刊本。”，黃本姚本則提要分寫。同時核《江蘇第一次書目》：“《石秀齋集》，三本。”[62]，而未有《采隱草》。另外瞿本將同一人的不同著作的提要合寫，如楊維楨《麗則遺音》《復古詩集》，同時而《江蘇第一次書目》中只有《麗則遺書》，而無《復古詩集》。又如瞿本《洹詞紀事》提要云“按此書紀宋事及明事，間及經旨，凡一卷續抄一卷，附楊儀《明良記》四卷，共六卷，刊本。”黃本則爲：“按此書記宋及明事，間及經旨一卷，續一卷，共二卷”，後又有楊儀《明良記》提要。然其版本形態當爲同一冊，據《江蘇第一次書目》亦無《明良記》，同時《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九著録爲：“《洹詞記事抄》一卷附《明良記》四卷，江蘇巡撫采進本”[63]。
（四）疏漏
如前述，預刊增訂本系統在提要增補、改正訛誤、體例調整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然因抄手拙劣，其所存在的問題，亦複不少。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預刊增訂本系統存在較大脱漏，其集部別集類的國朝部分及總集類全部脱漏，使之成爲不全之本。而據瞿本目録所示，卷八集類上，著録有總集類八十六部，另卷十別集類下，著録國朝一百四十六部，黃本專集類國朝部分同爲一百四十六部，然總集類僅五十九部，可見其在總集類亦增加不少。
而其他方面的脱漏亦多，如《詩經集傳》不僅脱落蘇轍官職名稱[64]，還脱落卷帙與版本。又如黃、姚本《砭身集》提要：“按此書自爲難解，以發明天人理欲之旨，共六卷，刊本”，“難解”後的文字，瞿本均脱。《謝茅評檀弓》後有任大任《中庸解》一書提要，此書置於禮記類中與主旨不合，當系抄誤。另外子部儒家類的《紫陽通志録》誤入史部傳記類，且無提要。
同時任啟運《禮記章句》提要後當有缺頁，此後闌入四書類《成均課講學庸》提要及《鼇峰講義》的書名、作者、提要。集部的《緑滋館稿》與《訓忠堂集》提要之間，闌入明朝別集類最後的《全室集》《峴泉集》。在子部更有裝訂錯誤，子部小説類自《草堂詩話》至《柳亭詩話》提要，置於天文曆算類《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後。小説類《詞品》至《古今詞語》，置於類家類《皇宋類苑》後。天文演算法類《弧矢算術》至《皇曆經世》置於小説類《古今詞語》後。類家類《皇宋類苑》之後諸提要，置於兵家類之後。而瞿本提要中的版本狀況部分也有脱落之處，如《史通》《汪文定集》《四明文獻集》等等。此外瞿本醫家類置於子部最後一類，黃本置於仙釋類前。然據瞿本目録，醫家類亦置於仙釋類之前，更見其前後混亂。
就提要數量比較而言，瞿本較黃本多出的提要，多可在四庫進呈書目之中，找到對應之處。如《諸書字考》《愧郯録》《讀史商語》《讀史四集》《王荊公詩箋注》《補秘笈新書》，目前僅發現《石林居士建康集》一處例外。此外涵芬樓抄本《各省進呈書目》亦有脱漏之處，傅斯年圖書館藏《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就可補其中脱漏之處，故其脱漏亦有可能。如《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四禮初稿》，明吏部尚書商邱宋纁著。按此書以意酌定冠昏喪祭之禮分爲四卷，後附明新安呂維祺《四禮約言》，刊本。”《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存目三：“《四禮初稿》四卷，江蘇巡撫采進本，明宋纁撰”[65]，而《四庫采進書目》中卻並無此書。
黃本較瞿本多出的提要有《尚書古文疏證》《六書辨原》《貫珠集》《朱子五經語類》《經史全書》等。其中《六書辨原》《尚書古文疏證》 不在江蘇省書目中。而《高峰文集》《貫珠集》《朱子五經語類》《經史全書》均有著録。如《江蘇第一次書目》：“《高峰文集》，一本。”[66]《江蘇第一次書目》：“《貫珠集》，二本。”[67]《江蘇第一次書目》：“《朱子五經語類》，二十本。”[68]《四庫全書總目》經部五經總義類：“《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江蘇巡撫采進本，國朝程川編。”[69]另蘇軾《春秋集傳》瞿本無，而黃本有。然《春秋集傳》同名著作較多，蘇氏書前有陸淳《春秋集傳》，《江蘇省第一次書目》著録曰：“《春秋集傳》，四本。”[70]僅列書名而未有作者。此書至今似或已不存，由此窺其一旨。可見各本之間仍可相互補充。因此結合如前所述瞿本的工作本性質，很可能其本身就是增訂工作未完全結束的產物。
儘管現存預刊增訂本系統有所疏漏，但從總體上看，其反映了文字修訂後的最終面貌，依舊優於黃氏整理録副本系統，有無可比擬的文獻價值。而兩大版本系統間的差異亦可展現《蘇録》的文本流動，進一步還原其纂修的過程。此書與《浙江采集遺書總録》同爲四庫學研究的重要材料，《浙録》今已有杜澤遜、何燦的整理本於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蘇録》則仍付闕如。后欲整理《江蘇采輯遺書目録》者，應儘量尋找增訂本系統中的善本，若仍未見，則可用增訂本系統中的瞿本爲底本，據黃本補充其所缺失的別集類國朝部分以及總集部分，同時與張本、黃本通校，再參校姚本及其他抄本。此外亦可兼采《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四庫采進書目》、翁方綱撰《四庫提要分纂稿》劄記及《四庫全書總目》等文獻進行校訂，形成一個能准确反映江蘇蘇州書局進呈書籍面貌的《江蘇采輯遺書目録》的整理本。相信新整理本的出現對四庫全書纂修及四庫底本研究，会是一个有力的推動。
附記：此文主體內容寫定於2021年初，後作爲重要章節收録於碩士論文《四庫目録學專題研究》中（南京大學2021年碩士論文），外審專家爲南京師範大學楊新勛教授，感謝他的審稿意見。又幾經修改，曾於2022年12月的“儒家典籍與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43届年會”上宣讀。楊教授之後指導碩士生董國慧撰寫《〈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文獻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23年碩士論文），該文在我碩士論文的基礎上發現了常熟圖書館藏本，並提出了部分新見，亦指出了文中的一些疏漏，然對其觀點尚有不同的看法，故於文中辨證之，讀者可參看。之後又獲見常熟圖書館、靜嘉堂文庫、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對舊稿重新修改寫定。感謝武秀成、張宗友、金程宇老師的批評指正。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韓所藏中國古逸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0&ZD273）的階段性成果。
[1]按：《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文中或簡稱《蘇録》。
[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寄諭兩江總督高晋等於江浙迅速購訪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0頁。
[3]此據黃愛平統計，見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5-36、39頁。
[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寄諭兩江總督高晋等善爲詢覓馬裕家古書善本》，第92頁。
[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寄諭兩江總督高晋等善爲詢覓馬裕家古書善本》，第92頁。
[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兩江總督高晋奏呈續購遺書目録摺》，第120頁。
[7]《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卷前，常熟圖書館藏瞿鳳起舊藏本、上海圖書館藏張國淦舊藏本亦同。
[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江蘇巡撫薩載奏再陳續購遺書並進呈書目摺》，第135頁。
[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兩江總督高晋等奏購訪遺書情形並進呈書目摺》，第28頁。
[10]按：此據常熟圖書館藏瞿鳳起舊藏本，上海圖書館藏張國淦舊藏本亦同。銜名各本之間略有出入。浙江圖書館藏黃烈抄本、國家圖書館藏歸安姚覲元咫進齋抄本，則僅以賈景誼爲提調，置於總裁彭啟豐之後，增福前空一行，陸鴻繡後空四行，並未有“分校”之名。而《浙江采集遺書總録》標有“纂録職名”下分“大總裁”五名、“提調”八名、“監理”三名、“總裁”一名、“總校”三名、“分校”十名、“繕録”十六名。據《浙録》，“提調”當在“總裁”之前，且亦有“分校”，故總體而言，瞿鳳起舊藏本的體例更爲完善。
[11]按：“湯玉臺”，瞿鳳起舊藏本、張國淦舊藏本並無，而黃烈抄本、姚覲元咫進齋抄本則於“謄録”末尾處列爲“吳縣歲貢生臣湯玉臺”。
[1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兩江總督高晋奏再陳續購書籍情形並開列書目呈覽摺》，第111頁。
[1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江蘇巡撫薩載奏遵旨辦理給還遺書情形摺》，第238頁。
[1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兩江總督高晋等奏購訪遺書情形並進呈書目摺》，第28頁。
[15]同上。
[1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兩江總督高晋等奏續得各家書籍並進呈書目摺》，第85頁。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諭內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第2頁。
[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江蘇巡撫薩載奏遵旨查辦遺書及違礙書情形摺》，第254頁。
[19]〔清〕黄烈《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張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第4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80頁。
[20]按：“二”當“一”字之訛，概皆沿襲《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序》中之訛誤。
[21]〔清〕姚覲元《咫進齋善本書目》，煮雨山房輯《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4冊），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3頁。
[22]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目録》，鳳凰出版社，2013年，第477頁。
[23]〔清〕汪康年《汪穰卿筆記》，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7年，第185頁。
[24]本社古籍影印室編《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第33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8年，第798頁。
[25]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第7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15頁。録文據陳先行，郭立暄編著《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録》，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275頁。
[26]按：“二十二”原誤作“二十一”，今據抄本行款正。
[27]潘素雅《槐影樓藏書經眼録》，昝亮主編《藏書家》第21輯，齊魯書社, 2016年，第78頁。
[28]董國慧《〈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文獻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23年碩士論文，第38頁。
[29]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26冊），齊魯書社，1996年，第564頁。
[30]〔日〕長澤規矩也《中國版本目録學書籍解題》，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21-222頁。
[31]〔日〕河田羆撰，杜澤遜等點校《靜嘉堂秘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94頁。
[32]〔清〕姚燮《大梅山館藏書目録》，煮雨山房輯《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30冊），第220頁。
[33]按：第二冊“坐花醉月”印記鈐於經部正文前。
[34]童正倫《〈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校考》，《北京高校圖書館學刊》1995年第4期，第37頁。
[35]按：此書原藏於上海圖書館，索書號爲線善846330-31，2019年1月筆者至上海圖書館無法找到此本，詢問館員得知此本文革時期入藏上海圖書館，現已退還於個人，不知下落。後董國慧《〈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文獻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23年碩士論文）首次指出此本現藏於常熟圖書館，並進行了考察，然其結論有所疏漏，將於後文詳述。
[36]按：就其書名而言，卷首有“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序”，而職名前則云“江蘇采集遺書總録”，並未完全統一，張國淦舊藏本亦同。
[37]童正倫《〈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校考》，第38頁。
[38]童正倫《〈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校考》，第40頁。
[39]按：董氏言“將此本（上圖藏本）與常熟藏本通校後，發現二本文本內容近乎一致”，僅於其後列出了二本正文中的十四處異文及校勘部分的四處不同。（詳見董國慧：《〈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文獻研究》，第50-51頁。）
[40]董國慧：《〈江蘇采輯遺書目録〉文獻研究》，第52頁。
[41]張國淦著，杜春和編：《張國淦文集·附録二》，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第693頁。
[42]按：此則有刪削，黃本字體較小，似附於前摺之後。
[43]黃士煥纂《重輯黃氏雪谷公支譜》卷六，三鑫印務局校印，1948年，第84頁。
[44]按：《江蘇采輯遺書目録》子部類家類有《三通令典》，提要云：“不詳姓氏。按此書依三通門類，核有明一代令典，起天文迄功臣，共二百五十三篇，不分卷數，抄本。”《江蘇第一次書目》：“《三通彙典》，四本。”（《涵芬樓秘笈》本，第23頁。）與《三通政典》或爲同一書。
[45]〔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第1815頁。
[46]〔清〕紀昀等《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６冊，第153頁。
[47]夏長樸《重論天津圖書館藏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的編纂時間》，《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第6期，第20頁。
[48]〔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1957頁。
[49]按：瞿本系統在《大明寶訓》處有批註云：“大明、皇明，或可但稱明否？”，仍是尚未確定的語氣。
[50]〔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7頁。
[51]〔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第205頁。
[52]〔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第212頁。
[53]〔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第216頁。
[54]〔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第160頁。
[55]〔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第160頁。
[56]〔清〕沈初等撰，杜澤遜、何燦點校《浙江采集遺書總録》，第206頁。
[57]按：實線表示較爲明確的版本繼承關係，虛線表示暫未明確的版本繼承關係。
[58]〔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718頁。
[59]按：此二書疑爲同一書，據《四庫全書總目》。
[60]按：僅少數書未改。
[61]〔清〕周中孚著，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1412頁。
[62]〔清〕佚名《各省進呈書目》，孙毓修辑《涵芬樓秘笈》第十集，1921年，葉22a。按：吴慰祖《四庫采進書目》雖經校訂，然錯訛甚多，其用《四庫全書總目》補充改動原書，已失其原貌，故本文以《涵芬樓秘笈》本《各省進呈書目》爲主，兼參考吴書。
[63]〔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1744頁。
[64]按：前未出現蘇轍著作，當未是省略。
[65]〔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324頁。
[66]〔清〕佚名《各省進呈書目》，葉35a。
[67]〔清〕佚名《各省進呈書目》，葉33b。
[68]〔清〕佚名《各省進呈書目》，葉13b。
[69]〔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438頁。
[70]〔清〕佚名《各省進呈書目》，葉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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