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的概念是随着人们对战争现象及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提出来的，它的产生晚于战斗和战争。作为描述作战行动等级和规模的概念，战役所指的作战行为介于战争与战斗之间，外延相对宽泛，从而决定了这个概念有一定的模糊性。通常说来，一场战役应该具有三个基本要素：①为达成战争局部或带全局性目的的作战企图和计划；②一定的作战时空；③紧密联结的一系列战斗。对任何作战行动而言，都必然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进行，因而作为衡量标准意义不大。所以，判定一场战役，主要应当看它有没有统一的作战目的，以及前后发生的多个战斗是否服务于这个共同的作战目的，这些战斗之间有无紧密的内在联系。
四渡赤水作为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而载入史册。在长征亲历者的回忆与有关党史、军史论著中，大都把四渡赤水之战视作一场战役。《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就将四渡赤水定义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的赤水河流域同国民党军进行的运动战战役。”不过，也有研究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四渡赤水并非是一场完整的战役。上述意见孰是孰非，关系到如何看待四渡赤水在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地位作用，确有必要结合相关史料和史实作进一步的考察。
经由军战史学者多年的深入研究，四渡赤水不是一场事前预设好战役目标的作战，已成为普遍看法。然而，没有战前的想定和预案，不等于说四渡赤水没有总的作战意图。以往的研究论著，多侧重于分析每一次渡赤水和各个作战行动的具体目的，但对演变脉络的内在逻辑与深层原因则往往注意不够，从而在理解和把握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部署和指挥四渡赤水的总的战略意图上，就显得力不从心或不得要领，进而否定对四渡赤水的战役定性。
战争的军事目的包含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两个基本的方面，它们互为目的和条件，相辅相承，并且其主次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认识四渡赤水的作战目标变化，也应该从战争的这一根本矛盾出发。众所周知，中央红军的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遭受严重挫败、在根据地内部战胜国民党军的进攻已无可能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实施的战略转移。正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长征是“被迫的”，“被敌人追得不得不走”。踏上艰苦征途后，中央红军前有劲敌，后有追兵，且战且走，处境危殆。由长征初期被动的战略态势决定，保存自己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红军一切军事行动的首要目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如何带领中央红军走出绝地危境，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的损失，尽可能多地为中国革命保存骨干力量，成为他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最为重要和急迫的任务。这既是毛泽东部署和指挥四渡赤水作战的基本出发点，也理应是研究这场战役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保存自己这个总目标下，依据作战目的和任务的不同，四渡赤水战役的全过程实际上可以区分为下面两个阶段。
△ 四渡赤水示意图
二、第一阶段的转战以寻找落脚点、创建根据地为目的
对于失去了苏区的各种有利条件，在极其艰困的环境里流动作战的中央红军而言，保存自己谈何容易。最好的或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可靠的落脚点，把队伍安顿下来，重新建立根据地。依靠根据地休养生息，蓄积力量，然后再与敌人展开大规模军事斗争。依照“三人团”制定的初始计划，长征的目的地是湘鄂川黔边界地区，中央红军将沿着红6军团西征的路线，到达那里与在该地区活动的红2、红6军团会合。
事实很快证明这一设想是行不通的。中央红军刚出发，蒋介石就判断出红军的行动路线，在红军前进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16个师，专任“追剿”中央红军主力，另以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截击，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在广西西北湘江两岸防堵，黔军王家烈部在湘黔边堵截。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伤亡严重，兵力由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蒋介石又在湖南武冈、城步、绥宁、靖县等通往湘西的路上，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张网以待。
察觉到眼前的危险，毛泽东从通道会议开始便力主改变行进路线，转进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贵州。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作出决定：“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1935年1月1日，政治局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强调首先占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会议还对创建根据地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在官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作战意志与胜利信心。同时，“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红军总政治部也发布布告，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的纪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在党和红军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在结束博古、李德错误军事指挥的同时，也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战略方向的决定。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等提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是因为，四川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条件都比黔北要好，能与红四方面军形成更好的配合。随后，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这样，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落脚地的选择由湘西一变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再变为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地区。土城战斗和一渡赤水就是在北渡长江、进军四川战略方针实施过程中发生的。
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继续寻求渡江北上机会。一渡赤水既是在被动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可也原本就是计划中的事。军委1月20日作战计划明确说：“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此，目前初步任务，我军“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军委也设想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后一种情况果然出现了。
得知红军已入境，川军首领刘湘一边全力加强长江沿岸防务，一边令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以主力五个多旅向古宋、叙永地区集结，阻止红军北进，以郭勋祺部3个旅向古蔺疾进，尾追红军。担负北上先头的红1军团攻击叙永不克，后卫部队接连遭敌袭击，红3军团亦在天堂坝遇敌阻击。后来陈云分析渡江计划受挫的原因说：“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毛泽东也曾说：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随即，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等地集结。
行进途中，军委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重新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2月7日，中央和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提出“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同日，军委命令各军团向云南镇雄（后改为扎西）集中。蒋介石侦知红军动向后马上调整部署，以中央军薛岳部和滇军、黔军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以滇军首领龙云为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由周浑元暂代），令川军潘文华部自北向南、滇军孙渡纵队自西南向东北、中央军周浑元部自东南向西北分进合击，企图围歼红军于扎西地区。中革军委判断，敌军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地区防守兵力只有兵力较弱的黔军，于是决定二渡赤水河，再入黔北，寻求歼敌与发展机会。
为此，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2月16日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对此解释说：“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中央和军委了解部队经长时间行军作战，十分疲惫，减员严重，急需“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否则将“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强调“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河后挥师南下，攻占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取得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的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官兵的士气。朱德指出，遵义大捷“开展了黔北的新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红星报》也发表社论称：“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3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整理、扩大的可能。”提出要把“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作为当前的中心口号，“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这已是关于落脚点提法的第三变。这表明，当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有把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作为落脚点的计划，继而扩大到贵州全省，再与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发展为包括云贵川和湖南在内的广大苏区。
△ 娄山关大捷纪念雕塑
依据上述精神，政治局要求“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军委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方针，“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毛泽东等把能否歼灭周浑元部看作实现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关键之战。总政治部训令明确指出：在王家烈、吴奇伟惨败之后，周浑元纵队与川黔军配合向我们进攻，企图包围和消灭我们。现在我们必须消灭周浑元来彻底粉碎敌人的“追剿”，这是一个决战，或者是我们胜利，站定脚跟，消灭敌人赤化贵州，或者是我们不胜利，则不但不能保持遵义的胜利，而且将被迫再要转移方向。当时中央红军四面都是敌人，只有迅速消灭敌之一路，才能在黔北地区站住脚跟，不然又会陷入敌人的合围。
然而，诱歼周部的计划实现起来困难重重。蒋介石已命令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攻击，上官云相2个师为川军后援向松坎推进，周浑元纵队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西北地区取守势，孙渡纵队进至大定、黔西地区，王家烈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吴奇伟纵队留在乌江南岸，策应其他各部作战。红军主力转入遵义西南地区后，蒋介石接受吴奇伟部惨败的教训，命令周部在鲁班场一带和赤水河沿岸“构筑强固工事，取守势防御”，又命退守乌江南岸的吴部“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尽净”。红军几次引诱调动周浑元纵队，周部凭险固守，避战不出。红军在遵义西南地区活动将近一周，蒋介石判断，“匪尚欲盘据遵义西南地区，或不与我决战。刻正我聚歼该匪良机”，令“吴、周、孙、郭各纵队应对此匪分进合击，务将该匪聚歼于遵义西南地区”。各路敌军闻风而动，川军进占遵义，吴奇伟纵队一部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一个新的包围圈又将形成，形势再度变得严峻。
△ 四渡赤水纪念塔
三、第二阶段的转战以摆脱敌人追堵、争取战略主动为目的
经过第一阶段在川黔滇边区连续50多天的行军作战，中央红军虽然也取得了遵义之战那样的重大胜利，但始终未能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不待红军停下脚步，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便会从不同方向围拢过来。蒋介石还把“围剿”中央苏区使用的碉堡战术搬了过来，下令各地在城镇、要道、河岸大量修筑碉堡工事，构建封锁线，压缩战场空间。这不但极大限制了红军所擅长的运动战的施展，更难从容安顿下来展开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毛泽东不能不考虑如何为中央红军另谋生路。
恰巧这时红1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向军委提议，攻打由黔军据守的打鼓新场。在苟坝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中央和军委大多数成员赞同这个意见，只有毛泽东表示反对。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经过时说：“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不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3月11日，红军总部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黔军是围攻红军之敌中战斗力最弱的，看似比较好打，毛泽东为何如此坚决地反对打这一仗？从战场形势看，打鼓新场在西南方向约100里，红军赶到那里需要一两天行程，黔军筑碉固守、以逸待劳。在打鼓新场周围，不仅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有滇军孙渡纵队，且该纵队正由黔西、大定驰援而来。如果红军攻打打鼓新场，要对付的很可能就不仅仅是黔军1个师，还有中央军2个纵队加滇军4个旅。除了上述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已经有了另外的方案，“要到四川绕个圈”。多年后毛泽东曾这样说：“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经过这场争论后，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行动。苟坝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即是四渡赤水战役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标志。
3月13日20时，军委下达命令：“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为打开北去四川的通道，中央红军14日向鲁班场、三元洞之周浑元部发起攻击。然而，周部3个师麇集一处，互为犄角，依凭坚固工事顽抗，并出动飞机轰炸红军进攻部队，攻守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敌增援的吴奇伟纵队已进至枫香坝，黔军也在来援途中。苦战一日后，红军总部命令各军团撤出战斗。鲁班场一战，打掉了周浑元的锐气，困守在碉堡中三天而不敢轻举妄动。进攻鲁班场前，军委便派出小股部队和工兵营赶去茅台架桥，为渡河北进作准备。16日，红军总部下达三渡赤水的行动部署，指挥各军团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再次进入川南，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隐蔽休息。走过茅台渡口的浮桥，毛泽东特别交待刘伯承，要安排工兵营即刻前往二渡赤水的二郎滩、太平渡检修和维护浮桥。蒋介石以为，红军三渡赤水的目标是北渡长江，急令各路敌军向川南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一带。此时，红军总部以1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张扬其势，作出进攻古蔺县城的姿态，诱敌西向，主力则由镇龙山地区向东北方向疾进。
敌军大举压向赤水河两岸，造成红军东渡赤水的有利时机。3月20日，中央决定：“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指出“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强调“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红军总部随即下达四渡赤水的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从追堵之敌的右侧分路南进，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等地区。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深感困惑：“匪素用曲线行动，是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不得而知。”24日，军委致电各军团：敌人企图连接遵（义）仁（怀）封锁线，阻我在其以北地区。“我野战军以遭遇敌人姿势赶快通过遵、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27日，朱德令红9军团暂留现地域箝制敌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箝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红9军团奉令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引敌北追。28日，主力继续向南突进，穿越鸭溪至白腊坎宽约十余里的封锁线缝隙，红1、红3军团按照军委命令派出先遣团在乌江上架设浮桥。31日，红军主力在梯子岩、江口、大塘等渡口南渡乌江。蒋介石闻讯恼羞成怒，痛斥部下“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红9军团完成牵制任务后绕道行进，因错过渡江时间，脱离主力单独行动，5月渡过金沙江与主力会合。中央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前锋兵临贵阳城下。
能否甩掉敌人追堵，打开西进通道，调动滇军是关键一着。三渡赤水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有王家烈的前车之鉴，龙云对滇军的使用有自己的盘算，那就是千方百计不让红军进入云南。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活动时，他再三督促孙渡“鼓励所部”，“放胆进剿”，无非是想把红军堵在贵州境内。一旦蒋介石要调动孙部远离滇黔边境深入贵州腹地，他则要孙渡设法拖延。直到蒋介石直接向孙渡下令开动，孙部才离开盘据已久的黔西、大定一带，向赤水河沿岸进发。待红军抵近贵阳时，龙云又连电孙渡将追击“暂行告一段落”，甚至以停发军费相要挟。守备贵阳的只有敌军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催促孙渡纵队驰援贵阳，同时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准备随时逃跑。孙部三天三夜赶到贵阳，因“救驾”有功，得到蒋介石重金犒赏。不容喘息，复被蒋驱往贵阳以东尾追红军。孙渡本人在黄泥哨与小部红军遭遇，侥幸逃命。后孙渡纵队一路尾追中央红军到昆明，却一直被红军抛在身后。云南境内只有小股敌军和民团防守，门户洞开。
趁敌军全部被吸引到贵阳以东和甩在乌江以北的有利时机，中央红军4月3日从息烽、扎佐之间东进，进抵清水江西岸。军委派出小部队东渡清水江，向平越方向积极活动，又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全军即将东渡姿态，以迷惑敌人。蒋介石又以为红军将东进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急令湘军3个师开赴余庆、石阡堵截，桂军1个军进抵清水江东的平越、牛场防堵，已到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第3、第1纵队和第53师分三路沿湘黔公路向东追击，第2纵队位于息烽以北的乌江北岸筑堡，防止红军再次渡江。至此，敌军或被抛在乌江以北，或被调到贵阳以东，西进云南的道路洞开。8日，中央红军转向西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间越过湘黔公路，经青岩、定番、紫云等地，日夜兼程，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
蒋介石急令第1、第2纵队和第53师掉头向西，在红军行进路线右侧沿滇黔公路追击，令第3纵队尾追，然距红军已有三日以上路程。毛泽东指挥红军先头部队占嵩明、寻甸，对龙云敲山震虎，在昆明外围虚晃一枪，向北直趋金沙江边。李一氓晚年回忆说，4月“这一个月全是行军，有时候还是急行军，争取先机，在排除敌情的情况下渡过金沙江。自从贵阳、龙里之间出发到金沙江边上，已经摆脱了川军、黔军、蒋军和滇军，因此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只是行军，不停地行军”。4月2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这是中共中央重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在禄劝县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直到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恰如刘伯承所言：“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等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中央红军在赤水两岸、乌江南北的区域内往返转战，实行了一系列远距离穿插运动，先后改变作战方向十余次，每改变一次作战方向，敌人就必须重摆阵势；不待其部署就位，红军又已转到新的地域或方向去了。敌人为此头痛不已，应对失据。蒋介石称：“匪之行动，常走曲线，乃其狡奸。”龙云称：“匪情飘忽无定，避实乘虚，是其惯技。”走打结合，以走为主，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这种不拘常法、不循旧规、变幻无穷的战法，鲜明体现了毛泽东灵活多变的用兵特点。陈伯钧把四渡赤水称之为“走出来的战役”，他说：这一仗完全是走出来的，一直走到金沙江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打不成就不要再打下去。那里没有办法建立根据地，即使在贵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也离进入抗日前线的中心过远。所以就走出一个“战役”来，把四川、薛岳的部队甩到后面，把云南的敌人引出来，过河以后又甩掉了。这个“战役”是很伟大的，既达到了战役的目的，也完成了战略的任务。作为这场战役的亲历者，这个认识是很中肯的。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转折点，实现了从战略被动向战略主动的转换，对完成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文原载于《军事历史》2022年第4期。《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