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故乡,一枚沧桑的风铃

民生   2024-12-29 22:11   河北  

这些年,温柔地走过许多城市乡村,其中许多地方被自己倾情泼墨,纵使无甚特色的城市,也在自己手里遥想近思,涉笔成趣。蓦然回首,我把文字频频留给那些远远近近的风景,那是别人的故乡,却不曾回顾自己的来处——献县。


献县,成为我文字的空白。


当生我养我的献县成为“老家”的时候,无论疾走还是漫游,我都热衷于将自己搬运到一个个远方,津津乐道于“走得远,世界属于你”。当旁人在故乡的短笛长箫中兀自沉醉,我却在浩瀚如海的故乡文字里木无表情。


故乡,被我丢了。


尤其是每至秋末,我在一连串关键词里搜寻着久远的故乡记忆:纪晓岚,金丝小枣,献王,四十八村,古单桥,燕京啤酒,华北第一堂……这些又让我生发出关于对血脉、根基、乡情、乡音的反刍。多年以后,首次以这种方式眺望家乡,内心陡然生愧。


对家乡形成的“概念”已久远,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四十八村换新颜》。四十八村,那个时代的全国人民都知晓它所包含的特殊意义,幼年的我们却并不明白自己与这个曾经苦难的地方同处一阜。小升初的试卷里有一则填空题:河北省省会是——?回答这问题着实让像我一样的农家子弟费尽周折,简陋的教室里一阵骚动,监考老师也难以控制,混乱中,忽然,一个家人在外工作的同学失控般大声说出答案——石家庄。


石家庄。这在当时,让我们意外极了。那时的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没几年。我们足未出村,只偶尔听说“城里”——村民跟县城叫“城里”。一个小伙伴的家人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她被家人抱上一辆突突叫着的拖拉机去“城里”,伙伴们跟随那辆拖拉机跑出很远,很远……在我心中,这是一座远得像天边一样的大城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直到在淮镇读完高中,到献县一中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才第一次来到“城里”,看到那些区别于村里低矮土屋的二三层楼房,形状怪异的老教堂,一中学生宿舍里的暖气片……而“河北、沧州、献县”的概念,还是离开献县时才惊讶地形成:哦,原来,世界这么大!


之后关于这个地名的记忆就不甚体面,直至生出如潮的悲凉了。那时高考后来到石家庄读书,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商场、街道的随便一个地方,甚至参加工作后,人们自然地问及出生地,奇怪的是,那些五湖四海的人们,对“献县”二字的反应惊人的一致:贫穷、乞丐、落后,末了,再问一句:你家就在四十八村吧?紧接着,投向我的目光意味深长。这让我在相当长一段光景里,无比惊讶中,艰难地咀嚼着某种异样的况味,吃力地适应着那一束束射向我的目光。后来的后来,才得知,许多贫困县与献县旗鼓相当,但献县的“名声”却要响亮不知多少倍。


这样的心路,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所有离开献县的同代人共有的记忆。


由是,我和那时与我一同高考跳出农门的一代人并无二致:回顾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时,心情的复杂无以复加,大家在一边拼命地挣脱,其实在积聚内力,力图改变现状。在我们工作后十年,时光已经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的同学们一个个脱颖而出:医生、军官、官员、教师……犹记得,一位分配到省某要害部门工作的高中同学,工作不久就为家乡争得修路的资金,一条从307国道通往村子的公路让他的乡党骄傲至今。


是啊,自豪,是发自内心的。眼下的人们,在石黄高速上动辄时速120以上,有急事时一天轻松来回,可知彼时的交通有多尴尬!离开了,可以无病呻吟地吟诵黄昏、垂柳、池塘、蛙鸣,而身在其中的时候,那满街的泥泞,那遥遥无尽的土路,那费尽周折的返城和回乡路,拥挤破旧的长途客车,接站时因误点而久等不见的家人……终于,在一派泥泞跋涉中,那个昔日偏远贫瘠的小村子修通了一条宽敞的公路。虽未眼见,却可以想象同学的那个小村冲天的轰动。


偶尔,同学们聚在一起,也曾谈论纪晓岚何时归了沧县?质地成色无与伦比的金丝小枣为何敌不过赞皇、平山甚至山西的大枣?证据确凿的毛公墓为何成为河间发展经济的名片?……这些年走过全国许多地方,类似境况,比如襄阳和南阳、青田与文成等都为某历史文化名人的争夺而尴尬,我的家乡没有,纪氏的归属变故令各方相安无事。每每当自己心力不足的时候,就寄望于那些远比自己“出息”的同学能为家乡做些能够落地的实事。毕竟,献县成为“老家”这是每一个离开她的人躲不开的宿命,就在这样的畅想和期冀中,我们一个个人到中年,继而老年,而家乡,也闪亮地嬗变着:近处的风景,其实别有情味。


我的家在韩村乡韩村本村,为原建国县政府所在地。离家之前,“建国县”的名称也是老父亲经常讲到的,至今留有当年建国县的许多遗迹。韩村主街道就有一棵据说600年的古槐,这个村子的历史至少要长于古槐吧,有几次我站在这棵树下抚今追昔,慨叹几十年间,不曾被我注目的它已经老成标本……我也在最早的烈士塔下读完小学,经常爬到塔里抚摸石碑上那些烈士的名字,马本斋的名字赫然在列。后来,烈士塔随着光阴流转而破败,衰朽,孩子们经常从其间拎出几条蛇……于是国家拨款在村南重建,成为一处爱国教育基地。


父亲是老私塾生,算得上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凡村里的文墨之事都有他的身影。早年经常见他戴着老花镜捧着厚厚的书滋滋有味的读,他给我们讲过一部取材于韩村一带的抗日小说《战斗的青春》,这部书与我有着一种莫名的联系,父亲说告诉我们,我和两个姐姐的名字都来自这部小说里几个女子。父亲特别告诉我,这部书的作者雪克是献县人。离家读书后我曾在石家庄寻找这部书,遍寻不见,2007年我在清华大学进修一年,特意扑进清华朴雅的图书馆里苦苦查找,终于找到一本被人翻得发黄卷边的这部书,触摸着一个个被岁月尘封的人物:李铁、许凤、秀芬……终于圆了一个不甚久远的梦。


徜徉献王墓、古单桥、毛公墓等,我被深深触动着。尤其古单桥,它带给我的是深深的刺痛。我在桥头伫立良久,内心的某处隐隐作痛——它比我曾频频光顾的赵州桥、卢沟桥毫不逊色啊!桥栏的随便一个石狮子,都让我想起著名的“卢沟晓月”。有同学在县电力局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执意让他帮我找到一本1993年的《献县志》,在文物一章中,“单桥”赫然在首。后来单桥被评定为“世界最长的不对称石拱桥”,足见其价值。随着近年的山乡巨变工程,这座隐匿于小村一隅的“善桥”“画桥”一次次迎来新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爱好者前前来观光凭吊。


近年来,穿梭于至少扩大了十倍的县城,抚摸那些光阴的镂刻,感慨和唏嘘或许只能属于像我一样的回归者。


近乡情更怯。


置身县城一派乡音袅袅,我会在瞬间产生惮于张口的尴尬——我几乎不再可能与家人畅快地说献县话了。平时每遇乡音的场合,我也总有说话的顾虑,这曾经是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心结——我已可耻地抛弃了乡音。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身边大多江浙一带的吴侬软语,他们大多听不懂我的献县发音,为了适应沟通,我曾努力学说普通话。那时我的一个同处在石家庄的高中密友说一口“夹生”话:普通话和献县话极不自然的拼合,现在想来,她那时在试图学说普通话。像黎明前的黑暗,那样的夹生显得怪诞甚至荒谬,听后极不舒服,于是本已偏向普通话的我,立即让自己止步,我让自己保持一口纯正的献县话。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这种非此即彼不置可否。直到后来调到教师岗位,普通话成为第一要务,我让自己一旦站到讲台必须讲出纯正的普通话。奇怪的是,从此却忘却了献县话的发音。非常惊羡身边的某些同事和朋友,普通话与家乡话的切换就在转身之间。渐渐地,普通话成为我的“正餐”,有那么一天,我惊奇地发觉,自己再也说不回献县话……


走出去,是为了回来。不知谁最先发明这句话,是否代表了所有游子的心声?故乡是什么?故乡在哪里?这样的追问或许毫无意义,也曾下意识地为自己对故乡的疏淡寻找注脚。而今,故乡给了我响亮的提振,任何文字皆关联于彼时彼境,故乡,就是一枚任何高科技都无以抹除的胎记,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认同青年的自己对故乡的挣离和回归,并且一直热烈下去,因为我对自己的骨血和肉身的来路顶礼膜拜。


像风筝一样,我们的根被故乡牢牢掌控,飞得再高、再远,哪怕已经挣脱了地心引力,也不会飘离。有些执念,已经植入筋骨血脉,纵使让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使用最复杂的化学方程式,也难以溶解、分离。


看似飘忽,其实故乡让自己踏实、回归。


近乡情更切。


那些顾自高飞的游子们,之所以忘乎所以地飞,皆因为,他的身后,有一处恒久不变的、给予他殷殷凝视和托举的——故乡,于是他才飞得酣畅、无忧。


是啊,我以为故乡被我遗忘,其实,故乡一直就是那枚沧桑的风铃,被我挂在了岁月的风中……

刘世芬,笔名水云媒,1964年生于献县韩村,现居石家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石家庄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看不够的<红楼梦>,品不完的众人生》《毛姆VS康德:两杯烈酒》《无关颜值》等多部,作品被转载、入选全国各类文学选本、年选、排行榜,并被应用于各地中高考阅读理解及公务员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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