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论 | 健康行动过程方法 HAPA

文摘   2025-01-07 11:00   马来西亚  



健康行动过程方法


健康行动过程方法(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 是由心理学家 Ralf Schwarzer 提出的一个健康行为改变理论,用于解释从健康行为意图到实际行动的转化过程。HAPA 强调行为改变是一个动态过程,分为多个阶段,每个阶段受到不同心理机制的影响。该理论适合研究如何设计干预措施来帮助个体完成健康行为的改变。


如何使用健康行动过程方法?


健康促进干预措施

HAPA 模型通过针对行为改变不同阶段的特定社会认知结构,用于指导健康促进干预措施的开发和评估。干预措施可以量身定制,以满足处于不同变化阶段的个人的独特需求,从而提高成功改变行为的可能性。

评估健康行为改变过程

研究人员和从业者使用 HAPA 模型来评估不同人群和环境中健康行为变化的潜在过程。通过了解影响采用和维持健康行为的因素,可以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政策。

了解健康差异

HAPA 模型可用于探索不同人群之间健康差异的原因,通过检查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如何与个体心理因素相互作用以影响健康行为改变。

评估干预效果

通过使用 HAPA 框架,研究人员可以评估健康促进干预措施在改变有针对性的社会认知结构方面的有效性,这反过来又可以深入了解干预是否可能导致持续的行为改变。


HAPA 的核心结构


1. 动机阶段(Motivational Phase)

目标:形成行为意图。

关键因素:

风险感知:感知到健康风险(如“我可能有患病的风险”)。这是远端因素,主要触发反思过程,但不足以单独形成意图。

结果期待:对行为的积极结果进行权衡(如“运动可以减少疾病风险并带来幸福感”)。

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有能力执行行动(如“即使有干扰,我也能按计划锻炼”)。

结果:形成行为意图。

2. 意志阶段(Volitional Phase)

目标:将意图转化为具体行动,并维持行为。

关键因素:

行动自我效能:执行行为的信心。

维持自我效能:在挑战中维持行为的信心。

恢复自我效能:失败后重新开始的信心。

行动计划:制定具体计划(如“每周一、三、五下午6点锻炼”)。

应对计划:预见潜在障碍并制定应对策略(如“如果下雨,我会在家锻炼”)。

自我效能感的动态作用:

社会支持:来自他人或环境的支持,促进行为的维持。

行动控制:通过自我调节维持行为(如监控进度、克服分心)。

结果:行为启动和维持。

3. 模型的阶段性特点

动机阶段和意志阶段分别涉及不同的心理机制和干预重点:

动机阶段干预:注重增强结果期待、传达健康风险、强化自我效能感。

意志阶段干预:注重行动计划、障碍应对、自我调节技能和社会支持。



五大原则


原则 1:动机和意志。 健康行为改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当人们从深思熟虑转变为行动时,心态就会发生转变。首先是人们发展意图的动机阶段。之后,他们进入意志阶段。

原则 2:两个意志阶段。 在意志阶段,有两类人:那些还没有将他们的意图转化为行动的人,以及那些已经将他们的意图转化为行动的人。因此,在这个阶段有不活跃的人和活跃的人。换句话说,在意志阶段,人们会发现意向者以及具有不同心理状态特征的行为者。除了健康行为改变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外,还可以根据他们在行为改变过程中的当前位置,创建三类具有不同心态的人:预示者、意向者和参与者。

原则 3:有意识的计划。 处于自愿行动前阶段的意向者有动力去改变,但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可能缺乏将意图转化为行动的正确技能。在这一点上,规划是一个关键策略。它充当意图和行为之间的有效中介。

原则 4:两种心理模拟。 规划可分为行动计划和应对计划。行动计划与预期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有关。应对计划包括预测障碍和设计替代行动,尽管有障碍,但仍有助于实现目标。

原则 5:特定阶段的自我效能感。 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感知到的自我效能感。然而,自我效能感的性质因阶段而异。这是因为当人们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时,会面临不同的挑战。目标设定、规划、主动性、行动和维护都会带来性质不同的挑战。因此,我们区分了行动前自我效能感、应对自我效能感和恢复自我效能感。有时,首选任务自我效能感而不是行动前自我效能感,以及维持自我效能感而不是应对和恢复自我效能感。

结构评估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可以通过以下项目来衡量:“您认为您患以下疾病之一的可能性有多高:(a) 心血管疾病(例如心脏病发作、中风),(b) 肌肉骨骼系统疾病(例如骨关节炎、椎间盘突出)?如果与研究背景相关,可以添加任何其他健康风险。

结果预期。 积极结果预期 (pros) 和消极结果预期 (cons) 可以进行评估,例如,使用词干“如果我每周至少进行 3 次 20 分钟的体育活动......”其次是诸如“然后我之后感觉好些”或“然后我遇到了友好的人”之类的优点,然后是诸如“那么每次都会花费我很多钱”或“那我就会经济耗尽”之类的缺点。

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分为三类,分别适用于动机阶段和意志阶段:

动机性自我效能感(Motivational Self-Efficacy):“即使需要额外的努力,我也能定期进行身体活动。”“即使有困难,我也能坚持完成锻炼计划。”

目标:建立行为意图。

应对性自我效能感(Coping Self-Efficacy):“即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养成习惯,我也能坚持定期锻炼。”“即使需要多次尝试,我也能做到。”

目标:应对行为实施过程中的障碍。

恢复性自我效能感(Recovery Self-Efficacy):“即使多次中断,我也能恢复身体活动习惯。”“即使因生病感到虚弱,我也能恢复我的锻炼计划。”

目标:在行为中断后恢复健康行为。

意图。反映个体执行某种健康行为的意图强度。

测量示例:“我计划每周至少3次、每次20分钟进行高强度身体活动(如心跳加快、出汗)。”“我打算进行中等强度活动(如轻微出汗)或轻度活动(如轻微体力消耗)。”

计划:计划分为两类:行动计划(Action Planning):计划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我已经计划好哪种身体活动(如散步)。”“我已经计划好在哪里进行身体活动(如公园)。”“我已经计划好每周的哪些天进行锻炼。”

应对计划(Coping Planning):为可能的障碍制定解决策略。“如果我的计划受到干扰,我该怎么做?”“我如何应对潜在的挫折?”“在困难情况下,我该如何按照意图行动?”

行动控制。目标:自我调节和行为实施的持续监测。

包含三个方面:

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我是否持续监控自己的锻炼频率?”“我是否持续监控锻炼的时间、地点和时长?”

意识标准(Awareness of Standards):“我是否一直清楚自己的锻炼计划?”“我是否时常提醒自己锻炼的目标?”

自我调节努力(Self-Regulatory Effort):“我是否非常努力地坚持定期锻炼?”“我是否尽力按照计划完成锻炼?”


https://psychology.iresearchnet.com/sports-psychology/sport-motivation/health-action-process-approach/#google_vignette参考网址


案例分析



论文应用了健康行动过程方法(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来研究在COVID-19疫情早期阶段,中国湖北省居民佩戴口罩和洗手行为的预测因素。HAPA是一个社会认知框架,用于解释健康行为的动机和执行过程。该模型将行为改变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动机阶段和意志阶段。

动机阶段(Motivational Phase)

在动机阶段,个体形成行为意图。HAPA认为以下三个信念变量可以预测意图: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个体对自己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的认知。

结果预期(Outcome Expectancy):个体对执行健康保护行为的益处的态度。

行动自我效能(Action Self-Efficacy):个体对自己能够执行健康行为的信念。

论文中,研究者假设行动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能够预测佩戴口罩和洗手的意图,而风险感知则作为意图形成的远端前因。

意志阶段(Volitional Phase)

在意志阶段,个体准备执行和维持行为。HAPA假设以下两个因素可以填补意图与行为之间的差距:

计划(Planning):包括行动计划和应对计划。行动计划涉及对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执行行为的心理模拟,而应对计划帮助个体预测可能的障碍并采取相应的策略。

行动控制(Action Control):在目标导向的行为开始后,行动控制通过监控、评估行为标准以及投入努力来维持行为。

论文中,研究者假设意图能够预测计划和行动控制,而计划和行动控制则作为意图与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预测佩戴口罩和洗手的行为。

研究设计

样本:229名居住在湖北省的个体,数据收集时间为2020年1月30日至2月16日。

测量工具:使用问卷调查法,分别在基线(时间1)和一周后(时间2)测量相关变量。

数据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测试理论驱动的决定因素,并分析计划和行动控制在意图与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

行动自我效能显著预测了佩戴口罩和洗手的意图。

意图和行动控制显著预测了两种行为。

计划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计划对洗手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但对佩戴口罩行为没有显著预测作用。

中介分析显示,行动控制显著中介了意图与两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计划没有中介作用.

结论

研究结果支持了HAPA在解释COVID-19疫情期间佩戴口罩和洗手行为的动机和意志过程中的适用性,强调了行动自我效能和行动控制在促进健康保护行为中的重要性。




Using the 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to predict facemask use and hand washing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China---参考文献


如何设计问卷


1. 确定核心变量

HAPA 模型包括两大阶段:动机阶段(Motivational Phase)和意志阶段(Volitional Phase)。每个阶段包含不同的心理变量:

动机阶段: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结果预期(Outcome Expectation);自我效能感(Motivational Self-Efficacy);行动意图(Intention)

意志阶段:行动计划(Action Planning);应对计划(Coping Planning);自我效能感(Volitional Self-Efficacy,包括应对性和恢复性);行动控制(Action Control);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行为(Behavior)

2. 为每个变量设计题目

每个变量使用 Likert 量表或频率量表进行测量。

动机阶段问卷设计

(1) 风险感知

目标:评估个体对健康风险的感知。

示例题目:“我觉得自己可能因为缺乏锻炼而面临健康问题。”

(2) 结果预期

目标:评估个体对行为结果的积极预期。

示例题目:“规律锻炼会让我感觉更加自信。”

(3) 自我效能感

目标:评估个体在克服困难情况下完成目标的信心。

示例题目:“即使天气不好,我也能坚持锻炼。”

(4) 行动意图

目标:评估个体计划采取健康行为的意愿。

示例题目:“我计划每周至少进行 3 次高强度身体活动。”

意志阶段问卷设计

(1) 行动计划

目标:评估个体计划健康行为的具体程度。

示例题目:“我已经计划了哪些天进行身体活动。”

(2) 应对计划

目标:评估个体应对潜在障碍的计划。

示例题目:“我已经计划了应对计划被打乱的策略。”

(3) 自我效能感(应对性与恢复性)

目标:评估个体在执行或恢复行为时的信心。

示例题目:“即使我因故中断了几周,我也能重新开始锻炼。”

(4) 行动控制

目标:评估个体在执行健康行为时的自我监控。

示例题目:“我是否监控了自己锻炼的频率和持续时间?”

(5) 社会支持

目标:评估个体在行为执行过程中是否获得支持。

示例题目:“我的家人鼓励我保持锻炼习惯。”

(6) 行为

目标:评估个体实际执行健康行为的情况。

示例题目:“过去 7 天,我每周进行了多少次中等强度身体活动?”

评分方式:填写具体数字或频率(如 1 次、2 次等)。







THE END




小琳的读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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