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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习君语
佛门中人，也有“坐”的讲究
众所周知，佛教文化对中国古典家具的演变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而家具的诞生正是为了人的坐卧起居所服务，这不免让我们好奇，佛门中人的坐卧起居到底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又为何能从宗教走向世俗，受到广泛认可。
若以家具功能分类来看，佛教文化对家具的影响在“坐具”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对于佛门弟子而言，每日修行的主要方式就是打坐参禅，此外，佛门造像与图画中也常用坐姿来暗示人物地位和身份。
今天，我们就聚焦于“坐”，聊聊佛门中人“坐”的讲究。
从佛教传入开始，僧人们就习惯坐在“席”上，为了更好地减轻长时间跪坐导致的疲惫酸痛，又在其中加入了丝麻、毛絮等材料，薄席也就“膨胀”成了扁鼓状的蒲团，而因为轻便好用，蒲团至今还流行于各地寺庙中。
清 《无量寿佛会庆图·雪山修道》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佛门弟子不乏以帝王为代表的上层贵族，对于他们而言，若是使用普通的草席、蒲团未免“有失身份”，同时也是为了提升舒适度，一些更为柔软的精贵材料被引入了坐席、坐垫的制作过程，供其使用。
当然，草席、蒲团只适应于“席地而坐”，而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对家具演变最大的影响就是使“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流行起来，直白点说，也就是佛门高足坐具的传入。
古印度贵族有一种中部带束腰的圆形高足坐具，佛经中将其译为“筌蹄”（或“筌提”“迁提”“先提”“荃提”“筌台”），佛教传入中国后，南北朝时期的维摩诘居士就十分喜爱这一坐具，这一时代的石窟壁画中也能看出筌蹄的流行。
除了筌蹄之外，这一时期的壁画中还能看到佛门僧侣使用“凳”这种坐具，如敦煌二五七窟中的方凳，仅由凳面和四条凳腿构成，其余外无任何多余材料和装饰。这种使用方式已经与汉代刘熙在《释名》提到的“凳，凳床”截然不同。
北魏时期 敦煌257窟南壁壁画
同窟中的西壁壁画中，还有供两人同坐的长凳，而且这件长凳并非为四角各接一腿的结构，而是左右两端各用交叉腿足支撑的结构，这被认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胡床，这种胡床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创，因为便捷好用，也广泛地流传开来。
北魏时期 敦煌257窟西壁中层壁画
同时，我们还能在壁画中看到此时已经出现了带靠背的椅子，但当时还没有“椅”这一说，而是称其为“绳床”或“禅床”，既是高足坐具，可垂足而坐，也可供坐禅修行，结跏趺坐。
西魏 敦煌二八五窟壁画
唐代以后，因为称谓变化，僧侣们用来坐禅修行的坐具被称作禅椅，禅椅的一大特点就是椅面宽大，这样才能使僧人在其中坐禅。
随着家具文化自身的不断发展，宗教家具与世俗家具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只要具备基础功能，僧侣们也会选择圈椅、玫瑰椅等作为坐具。
莫高窟9窟壁画与法隆寺弘法大师像
清 《无量寿佛会庆图·龙宫默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古典家具中还有两种兼具坐卧功能的家具——罗汉床和弥勒榻，虽然名字的具体来源还众说纷纭，但与佛门的渊源应该不浅。
二十世纪 黄花梨独板三围屏罗汉床 研习社藏品
除了信众之外，佛门文化中地位较高的人物往往还有其独特的坐具（或者说是底座），来更好地彰显其身份和地位。
其中最通用也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莲花座，因为在佛教文化中，莲花象征着清洁无欲。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初出人世，行七步，步步生莲，净土宗还认为，佛国净土之人均为莲花化生而来。
清 《无量寿佛会庆图·无量寿佛》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铜观音像 研习社藏品
但莲座的宗教属性过于浓厚，也不够实用，对家具文化的影响其实十分有限，不如另一种底座——须弥座，这是一种中部带有束腰，上下叠涩层层堆叠的佛座。
因为造型优美，须弥座的设计被引入了建筑、家具等等领域加以改造使用，古典家具中的重要部件“束腰”几乎都仿此做成。
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因为佛家追求的是抛除肉体与俗世的极致的“无欲无求”，不应执着于外物，所以许多佛门人物画像的背景都设置在了露天山野之中。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精工匠作的家具难免显得格格不入，价值最低的草席、蒲团反而最适合这样的环境，还有不少直接坐在石台、树干上的，这也更符合人们对于得道高僧的想象。
清 《无量寿佛会庆图·文殊师利》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 《胤禛行乐图册·喇嘛装》 故宫博物院藏
可见在佛教文化中，无论是佛门人物，还是佛家信众，他们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坐具可供选择，这也是家具文化会与之形成密切联系的一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