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经典特展图录「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集」48折特惠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集」

上海博物馆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三年前，一场书画大展轰动沪上。

继2015年“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8年“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后，2021年6月上海博物馆举办“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是为上博书画专题研究系列“海上三部曲”最终篇。这场特展集结146件/组作品，时间跨度从三国至现当代逾千余年，首次从学术视角对上海历代书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

展览以上博馆藏为主，除了传统的书画卷轴、册页、扇面、对联外，还包含拓片、经卷、诰命卷、稿本册、书册、画报等，及辅助藏品如顾绣、印章、印谱、说唱词册、县志等。具体包括，“法帖之祖”西晋陆机《平复帖》（拓本）；早期章草书体代表《松江本急就章》（拓本）；提出“墨戏说”的青龙镇镇监米芾的《行书道祖帖》；元任仁发《秋水凫鹥图轴》；顾园《丹山纪行图卷》；明初书法重要代表人物“云间二沈”；吴门画派先驱嘉定马愈，文人画史绕不开的人物董其昌，以及与近百年书画鉴定学形成和建立息息相关的吴湖帆等大家作品均在展出之列。近现代画史中黄宾虹、张大千、刘海粟、林风眠等名家的画学经历，也皆与上海密不可分。

今年11月，上海博物馆东馆书画常设展厅正式迎来全新、全面开放，开放历代书法馆、绘画馆、书画特型馆之外，更有全新的“海上书画馆”。展厅共计展出61件（48组）书画藏品，展览围绕“何以海派”进行上海书画溯源，藉“海上三部曲”特展之学术成果，尤在其中“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的学术架构上进一步延展，探究海上千年书画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融并蓄与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和人文精神。

首轮展出目前并未出版相关图录，但此前“万年长春”特展图录《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集》对于读懂这一主题而言，也是绝佳的欣赏、学习资料。

全书共有两册，以函套形式装帧。书中收录146件/组作品，上讫皇象章草，下及海派书画及新中国建立后诸多书画艺术家的作品，通过“艺脉/艺术成就”“人文/地区互动”“鉴藏/艺术影响”及“潮头/海上风华”四个部分予以呈现。同时收录上海博物馆凌利中先生《海上千年书画与文人画史的关系初探》、《〈畿甸观风图〉卷作者考：暨以马氏父子为例分析明初上海与吴门画家间的互动及影响》、上海博物馆李兰女士《多元化的演进：上海近代美术史钩沉》等3篇研究文章，全面解析海上千年书画。

本次特别为读者争取到四八折超特惠折扣，收藏从速。

唐宋时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艺的空前繁荣，中国画各科亦相继形成与成熟，登上了画史古典主义艺术的高峰。宋元以降，文人画渐为主流，其发展从初创、确立至别开生面，其间真正起到引领意义的人物并不多。其中董其昌以一己之力影响身后近四百年，倘若加上董氏之外的海上千年书画成就，则一部文人画史，可谓半部与上海相关。

展览第一部分“艺脉/艺术成就”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首先，海上千年书画之艺脉与成就，几乎伴随着文人画史各个重要阶段：

中国书法史上的“法帖之祖”——《平复帖》及其作者西晋陆机（261-303）；早期章草书体代表——《松江本急就章》及其作者三国皇象；元丰五年（1082）上海青龙镇监米芾（1051-1107）于前代画史中，拈出以五代董源为代表的江南画派作为继承与突破的对象，及“墨戏说”文人画理论，为文人画继而成为主流奠定基础；至元代，借其特殊的时势政局、人文生态诸因素，上海成为滋养文人画坛的核心地域之一；明初书法成就的重要代表人物中不乏松江书家；明初嘉定籍马轼、马愈父子，一为宫廷画家代表人物，一为吴门画派先驱；晚明董其昌以一己之力影响身后近四百年，更谓画史罕有。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海上画派；近现代画史中，诸如黄宾虹、李叔同、陆俨少、刘海粟等名家的画学经历，皆与上海密不可分。

其次，第一部分“艺脉/艺术成就”亦梳理上海画史个案贡献论，包括艺术创作、地区流派、画学理论、书画鉴藏、中西交汇和美术教育诸方面，皆不乏引领开风人物，可谓群星璀璨。 

书画创作方面，仅元代上海画坛，一时群星璀璨，如松江温日观的墨葡萄画，柏子庭的菖蒲画，释普明墨兰画，张中的墨花墨禽，马琬、沈玹、王立中、张观、张远等的山水画，浦东邹复雷之梅花画，青浦任仁发、任贤佐父子的人马画，曹知白、李升的山水画；书法则有松江陆居仁、钱惟善、杨维桢等，崇明秦约等；书画理论著述：宋末元初庄肃《画继补遗》，元夏文彦《图画宝鉴》、陶宗仪《画史会要》、曹昭《格古要论》，明何良俊《四友斋画论》、莫是龙《画说》、陈继儒《妮古録》和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清张照《天瓶斋书画题跋》及其奉命合编与主持的《石渠宝笈》，近代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等；美术教育方面，刘海粟等创办那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掀开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等等，不一而足。

饶有意味的是，在文人画史上，尤其自其鼎盛期之后的绝大部分文人画家，大都成长、活动往来于同为太湖流域的地区：如上海、苏州、湖州、无锡、嘉兴、常熟、太仓、常州等，这与语言学上操阴柔之美的吴语系范围几乎相似，此系偶然现象，抑或于文化意义上有潜在联系？地处太湖流域，风土宜人、水陆便利的重镇——上海于元末成为了文人画创作的中心地带，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之后本土书画的格局与文脉，更对其后的持续发展及画史地位的不断攀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期间发生的大规模聚“天下士”之人文迁徙，是继三国东吴后的盛况再现。

展览第二部分“人文/地区互动”以海上历代书画为线索，展现水系与文脉的交织与共融，关注上海自然风光、语言饮食、人文构成等风土人情于书画中的体现。从元代《淀湖送别图》至明代《曲水园图》，形象地勾画了一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这恰与明初以降上海地理环境，尤其是以黄浦江为主的水系变迁与形成几乎同步。太湖流域之水原经吴淞江、娄江、东江入海排淤泄洪，而元明以降，通过史上数次大规模治水，变迁为以黄浦江为主注入海水系的形成，恰亦和元明之后历代文人画家渐以上海为江南艺术活动中心的趋势一致，其中是否存在着政治、经济、地理与水路交通等外部环境历史变迁的因素使然？

一个有趣的客观事实是，有元以来的文人画史发展，不仅呈现出主要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地域性特征，且伴随着明清以来江南文化的两个重镇代表——上海与苏州，随着其水系生态、地理优势、经济地位等综合因素的不断变迁，于书画领域亦发生了两者间既共生一体，又有局部地区间此起彼伏的互动关系。

可以说 ，元末围绕上海所发生的文化大迁徙，是江浙地区的士人向上海地区的陆续迁移。海上书画无疑直接继承了元初钱选、赵孟頫以降至元四家的画学正脉，可谓嫡传。第二部分“人文/地区互动”亦梳理了继承元四家正脉又对“吴门画派”的开创产生深刻影响的上海“吴门前渊”和“吴门先驱”，其中以张中、温日观、马愈、金铉等最为代表。

继承与创新是中国画史得以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作为接过“吴门画派” 画学旗帜并得以超越，乃至引领身后近四百年画史的“丹青宝筏”——董其昌而言，这不仅展示了其于艺术史上勇立潮头的创新精神。若考察古代上海艺术家赖以孕育、滋养和生长的艺术土壤，画史研究中另一条暗线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他们离不开对古代艺术传统的全面继承，而其中的书画鉴藏文化，无疑不可或缺。

如清内府所藏包括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今英国大英博物馆藏）等在内的“四美具”四大名迹，以及乾隆于紫禁城专辟“画禅室”，这些藏品乃至斋名，皆出自明代两位上海鉴藏家——顾从义与董其昌；再如，百年来书画鉴定学的形成与建立，亦与“近现代书画鉴定学科的奠基者”——吴湖帆（1894-1968）息息相关。

展览第三部分“鉴藏/艺术影响”梳理元末至清末民初近七百年间上海书画鉴藏的四个主要阶段，即 “肇兴”（元末明初）、“四分天下”（明代中叶）、“高峰”（明末清初）及 “半壁江山”（清末民初）；同时，亦对包括上海历代书画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内，探讨与呈现两者对其它地区艺术活动的影响。

历史进入19世纪下半叶，纵观上海近代美术史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上海美术主要继承江南文人书画的传统余绪，并开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的新格局，是中国古典书画向现代美术转型的重要一环。

从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发展壮大的海上画派，到二十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再到三、四十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美术、抗战美术，上海美术始终在全国美术界起到引领的作用。上海近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血脉相连、息息相关。开埠以后的百年间，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上海美术界的繁荣景象是海派文化的体现和缩影，其焕发出开放、创新、包容的精神，成为上海城市品格的重要组成。

展览第四部分“潮头/海上风华”大致以时间为序，展品涵盖海上画派、洋画运动、对上海近代美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革命家及新中国美术作品，旨在较全面地展现海上美术的发展历程和艺术成就。

👇

影像｜上海博物馆官网、展玩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