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美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
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国效力，积极投身于中国的近代化建设。
他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美幼童，这些幼童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如詹天佑、蔡绍基、唐绍仪等。
他还参与了洋务运动，创建了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画像被耶鲁大学挂在名人展厅，和耶鲁大学毕业的美国总统们以及诺贝尔奖得主们并列。
他是容闳，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原名光照，字达萌，号纯甫，1828 年11月17 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容闳家贫上不起学，但是他父亲说：“吾家虽贫，以农耕为业，然使儿辈得读西人书，通西人事，他日或能得一翻译之职，不致终身穷困。”
当时的澳门马礼逊学堂作为教会学校不收学费，容闳父亲决定将其送往澳门读书。
1835 年，7岁的容闳跟随父母来到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纪念学校就读。
容闳学堂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掌握了英语等语言技能，还对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制度有了初步的认识。
他的勤奋和聪慧在学堂中崭露头角，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1847 年，马礼逊纪念学校的校长赛缪尔·布朗离职返回美国，决定选拔三个学生去美国留学，容闳与另外两个同学被选中。
1847年4月12 日，容闳等三人到达纽约，进入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这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之一，为容闳进一步深造做准备。
在孟松中学，校长查理·罕蒙对容闳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立志要进入全美最好的耶鲁大学。
1850年，容闳从孟松学校毕业，准备考大学。
当时同行的同学黄胜因病已经回国，黄宽则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只剩下容闳独自一人留在美国。
布朗夫妇为他申请的资助经费只够读完预科学校，读大学的费用成为难题。
布朗先生和罕蒙校长建议他申请资助贫苦学生的助学金，但申请的条件是毕业后要回中国当一名传教士，容闳坚决拒绝，认为这会限制他为中国谋福利的机会。
后来，布朗牧师向乔治亚州萨瓦那“妇女协会”的会员介绍了容闳的情况，协会成员答应无条件资助容闳的学费。
最终，容闳成功被耶鲁大学录取，成为第一个进入耶鲁学院就读的中国人。
1854 年，经过四年的寒窗苦读，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文凭。
在西方的学习过程中，容闳亲身体验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和教育制度，深刻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这种强烈的对比使他萌生了用西方的知识和理念来改变中国的想法。
所以毕业后，容闳毅然决定回国，希望将自己所学奉献给祖国，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先进的教育，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
容闳回国后，当时的中国正危机重重，太平天国建立了政权，占据了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与清政府对峙，国内频繁战乱、社会动荡、百姓困苦。
容闳决定尽自己的力量去救国救民。
1860 年，容闳出于对新政权的好奇和对国家变革的期望，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南京考察，向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
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内部存在诸多问题，不可能将容闳的建议付诸实践。容闳短暂停留后离开了南京。
从太平天国失望而归后，容闳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必须从实业入手。
1863 年，他经人介绍进入曾国藩幕府，后来受曾国藩委派，前往美国采购机器，用于创建江南制造总局。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为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江南制造总局的建设过程中，容闳还建议在工厂里附设机械学校和兵工学校，培养了一批实用型人才。
同时，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一直积极推动选派青年往外国留学的计划，希望通过培养留学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储备人才。
1868 年，容闳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
1870 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
1871年8月，清政府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
1872 年 8 月中旬，第一批官费幼童赴美留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容闳任留学事宜的副委员，直到 1881 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1872年～1875年，容闳一共组织了四批留学生赴美，每批30人。
这四批留学生被称为“留美幼童”，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12 岁，但是天资聪慧，勤奋好学。
据不完全统计，留美幼童考入耶鲁大学的有 22 人，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有 8 人，考入哈佛大学的有 1 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有 3 人，考入伦斯勒理工学院的有 5 人。
这些官费留学生学成回国后，都成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在工程技术、外交、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不过，1881 年清政府以美国出现排华风潮、不许中国留学生进入西点军校学习等为借口，下令召回全部留学生，留美幼童计划因此夭折。
尽管如此，留美幼童计划在中国留学生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并且，容闳还在这一期间邂逅美国妻子，结婚成家，获得美国荣誉。
容闳的妻子是美国人——玛丽·凯罗克。
1874年，47岁的容闳与23岁的玛丽初次相遇，当时容闳正在避难山教堂拜访朋友杜吉尔牧师。
尽管两人年龄差距显著，且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感情的发展。
1875年，在杜吉尔牧师夫妇的见证下，容闳和玛丽在哈特福德市的避难山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6年，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这是为了表彰他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
当年，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者有中英美三国各一人，
容闳能与美国南北战争一代名将沙曼将军、英国伯爵琳列先生同台接受这一荣誉，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是极大的荣誉与鼓舞。
留美幼童计划中断后，容闳没有消沉。
随着对中国社会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容闳意识到仅仅依靠实业和教育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还需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
因此他又回国参与了维新变法，制度改革，后来转而支持革命，走向共和。
1902 年5月16日，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化，容闳被迫离开香港前往美国，从此永诀故土。
在美国的最后十年中，他一直为革命事业给予支持，如提出“中国红龙计划”，为孙中山的革命筹集资金和物资等。
1912 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容闳致函祝贺，并对新政府表示支持。
但遗憾的是，同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病逝，终年 84 岁。
容闳以其卓越的贡献和影响力，被中美两国共同铭记。
有史学家总结: 容闳以一人之力带动一批，以一批影响一代，以一代造福一国的留学教育，为封闭的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开创了百年留学教育的先河，培养了一批批富国强兵的栋梁之才，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人民网 评）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之际，为了纪念他，美国康涅狄格州将 9 月 22 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之日期）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