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系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是当前教育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精锐科研力量，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求，在纸媒、电视、网络等平台开展阐释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现摘取部分优秀成果，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一、引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部出台了“一体、两翼、五重点”的战略举措。其中“两翼”之一为市域产教联合体，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载体。2023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全国共有21个省区市的28个项目获批。江苏省共获批3项，位居全国之首；上海、天津、安徽、四川、广东分别获批2项；北京、浙江、河北、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黑龙江、吉林、辽宁、福建、陕西分别获批1项。我国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部地区与大西南地区，且28个项目全部位于胡焕庸线之内。沿海地区获批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三个沿海地区获批数量总和为14个，与其他5个地区的数量总和相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为进一步落实总书记指示，提高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水平，教育部于2024年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布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试行标准，明确要求以产业园区为基础，聚焦区域主导产业，着力加强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建设，统筹规范现有市域产教联合体，有序培育建设新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把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成为产教融合新形态、区域发展新机制。同时，该通知公布了第二批产教联合体名单，新增5个省份6个项目。其中，浙江省2项，江苏、广西、四川、新疆地区分别获批1项，新增联合体涵括了更多西南与西北地区。
与另外“一翼”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相比，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城市内职业教育与产业资源融合共享的载体，突出强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空间属性和区域内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产教融合设定了更加清晰明确的空间范围和实施主体。面对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新生事物，管理者和相关从业者还普遍存在概念理解不清、实践路径不明等现实困惑，特别是理论指导匮乏，相关研究滞后。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概念来看，其涵盖了教育、产业以及空间等多重属性，因此它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要契合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规律，更要遵循空间发展规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既是教育问题，同时也是多元主体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如何高效配合、实现共赢的经济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都有自身独特的经济体系，多年来均以非均质空间分析方法指导实践，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多重属性决定了非均质空间理论的适用性。用聚集经济理论指导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可以有效弥补产教融合空间化概念不足、理论指导适应性不强的缺憾。鉴于此，本文从空间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即聚集经济的视角阐释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机制，剖析首批立项的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优势及现存问题，从非均质空间视角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提供更为科学有力的指导。
二、聚集经济理论及其适恰性
聚集经济理论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也是解释经济体空间分布的经典理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与区域发展息息相关，从聚集经济视角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主体关系和运行机制，有助于解释概念、指导实践，有利于释放职业教育的“空间红利”。
（一）聚集经济：非均质空间经典理论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shel）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开创性地研究了产业聚集这一经济现象，从生产要素的角度解释聚集经济内在机制的微观基础，首次阐述了厂商聚集的三个优势，分别是共享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和知识溢出。聚集经济理论层面的研究始于韦伯（Web），其后胡佛（Hoover）、艾萨德（Isard）、阿伦索（Aloso）进一步发展了聚集经济理论。艾萨德把聚集经济划分为大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理查德森（Chalisen）将聚集经济从生产活动扩展到其他领域，将聚集经济分为社会聚集经济、家庭聚集经济和企业聚集经济。进入21世纪，聚集经济又被一些学者重新重视，认为聚集经济是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主要原因，可以影响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动。例如，赫克曼（Hickman）通过研究认为，拥有较好教育政策的地区将影响人们对教育的选址和毕业后的定居选址，这些都是影响聚集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必然产生外部经济，就是聚集经济。聚集可以通过相同行业内部的专业化和不同行业间的多样化等促进聚集效应在企业、行业内部及企业和行业之间产生。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在各层面都表现出明显的聚集趋势，这是普遍的经济现象和产业发展的典型空间特征。未来一段时间，聚集仍将是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利用空间聚集力量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发展的主旋律。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产教融合在非均质空间的创新型实践
国家层面推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整体构想，是基于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是我国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也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举措。聚集经济理论视域下，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城市产业园区内企业和相关职业院校在实体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高度聚集，其要充分发挥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的优势，最终达到城市产业升级、人口扩容、可持续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聚集经济理论的适用对象高度契合。首先，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同一个城市内部职业院校和企业的联合，在空间上具有接近性，极易形成行业内规模扩大和行业间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性，属于聚集经济层面中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其次，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多个经济主体的联合，其目的是促进经济主体通过共享产业园区的设施，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内嵌于职业教育过程，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对工作场景的认同，熟知技术操作规范并结合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结果是企业、职业学院学生、城市三方受益，这契合聚集经济的受益者理论，即厂商聚集经济、人力资本聚集经济和消费者聚集经济。最后，聚集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活动部门的增多在地域空间上都表现为一种生产活动的综合体组织的形成。市域产教联合体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综合体组织，它在一个城市内部集中，为园区、企业和学校等主体实现最佳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务。综上所述，聚集经济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主体关系和运行机制，并从理论层面给出方向性思考。
三、聚集经济理论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主体关系与运行机制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核心是城市产教关系，理顺多主体之间关系是运行机制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聚集经济主要是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显现出外部性，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外部性主要源于多主体空间相互接近而产生的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引致生产中的规模报酬递增、技术外溢等综合效应，从而进一步扩散至生活等其他领域。
（一）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的产教关系演进
城市、企业与院校的关系经历过三螺旋、校城共生体等经典模型的讨论。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对城市、产业园区、企业与职业院校关系的概念化表达和既往模型的有效补充，更加凸显了职业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宏观载体和政策载体，通过城市政府的产业政策和物质支持为企业发展提供营商环境，为职业院校提供办学所需条件；产业园区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微观载体，也是物质载体，产业园区肩负着产业创新升级的重要职责，为企业提供生产空间和发展机遇，也为职业院校提供育人服务；企业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参与者，更是牵引者，是职业院校办学的方向之源，它决定了学生的就业和技术技能要求；职业院校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源动力，扮演着造血功能，为企业提供技术技能人才输出、知识扩散、智力支持、劳动力池，为城市提供优质消费者。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学校、企业、研究机构根据新质人才的成长规律，通过“耦合”“共享”“集聚”等方式探索互学互鉴、协作实践、联合攻关的多元汇通模式，为新质人才的团队发展创造机会。整体来看，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对产业园区主体功能的进一步强化，为联合体的产业升级和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明确了责任主体，并构建了更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各主体关系如表1所示。
（二）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的三种机制
本研究基于聚集经济理论，结合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特征，将理论的研究主体进行扩展，从企业、人力资本、消费者、政府的视角进行整体分析，基于经典模型的共享机制、匹配机制和学习机制等剖析其运行机制。
1. 共享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产生与发展的微观基础
20世纪初期，马歇尔（Marshall）阐释了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和共享劳动力池引致聚集外部性的过程，这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立的微观基础高度吻合。共建共享是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基本指标之一，体现了教育部对联合体建设格局的价值预期。结合市域产教联合体的个性化特征，本文提炼出以下三个共享机制。一是共享基础设施，即相同类型或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高度聚集于产业园区，与职业院校通过多种合作形式共享园区内的通信、交通、绿地、文化等基础设施，使大型稀缺性专业化生产设备和其他辅助行业所提供的专门性服务的共享成为可能，有效降低了生产和教学的单位成本。二是共享技能劳动力池，即厂商的高度聚集和产教的高度融合，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技能型劳动力蓄水池，对产教双方形成实质性利好，即职业院校毕业生在区域内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承担更小的失业风险，同时企业降低了搜寻成本，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三是共享市场多样性，消费多样性是聚集的来源之一，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良好运行不仅有利于人才培养，更能够产生强大的人才吸附效应，有助于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留在城市，成为城市中的新成员，扩大消费的多样性，提高消费者个人效用水平，提升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进而提升城市整体福利水平。
2. 匹配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动能迸发的原始起点
参与者要想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就必须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作的根本性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健康有序运行的起点是主体之间分工协作的高度匹配，寻找到各自最优的利益点。从聚集经济理论视角来看，众多主体聚集而成的综合体，各主体之间是互相需要的关系，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需要企业去吸纳，企业的发展需要职业学院的参与，这种互相需要能促使多方面的匹配。一是产教匹配。产教联合的空间聚集可以提高厂商的不同岗位与不同技能劳动力结合的概率，提高厂商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对企业产能、劳动力需求量、产业更新周期、新产业培育等进行总体把握，搭建联合体人才供需信息平台，帮助学校系统实时更新专业培养方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二是人职匹配。空间聚集使得学生和企业岗位有了空间上的接近性；校企的长期高频率交往，又增强了学生和企业彼此之间的信任感，更容易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学生在企业场域下接受岗位培训、掌握岗位技能、理解岗位职责、热爱岗位属性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学生能够较快发现岗位缺陷，适时调整职业选择，提升知识迁移和知识更新能力，提高人职匹配度，提升个人工作效能。企业也能够不断改善岗位环境，提高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吸引力，最大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匹配的稳定性，进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社会交往匹配。市域产教联合体中聚集了大量年轻有活力的各级各类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技术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显著增强，能够持续应对技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适龄人口更易匹配到事业伙伴、结婚对象等，提高其社会交往的效用水平，改善青年群体“宅”的特性，促进园区活力的增长和城市人口规模的提高。
3.学习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稳态运行的持续动力源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长期稳态运行需要学习机制持续运转。雅各布斯（Jacobs）等诸多学者强调了厂商聚集带来的多样性会促进思想、技术的相互交流，并因此导致创新和增长的重要性。市域产教联合体持续运行的动力源就是学习机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知识溢出提升技术水平。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超前于学校研究的，职业院校的研究围绕育人模式、课程改革、教学评价等展开，对高精尖技术的研究略显滞后。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企业之间、企校之间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交流可以传递隐性知识，提高各自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使学生在校内可以了解企业的运行模式、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使学校教师可以接触到更前端的技术标准。通过长期合作，企业和学校保持在一个良性互动、同频共振的发展节奏中，会使学校和企业的技术水平逐渐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实现产业、专业、就业的联动。二是“干中学”提高技能水平。市域产教联合体中职业院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干中学”不断深入企业实践，对自身技能水平进行实时更新；同时企业会观察新生代技术技能人才的价值实现需求，改进企业管理模式和考评方式，以产业工人的终身发展为目标进行人力资本管理，提高产业工人整体技能水平。三是思维碰撞提高创新水平。市域产教联合体中各主体在聚集中会通过非正式接触学习到隐性知识，比如培养消费习惯、改变文化观念，形成新业态，促使年轻一代形成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这些都是在人际交往不频繁的环境下很难产生的。市域产教联合体主体之间频繁接触，还有利于技能型劳动力拓宽认知边界，提高终身学习动力和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城市也会因为人力资本的高度聚集而实现快速增长。聚集经济理论下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运行机制框架见图1。
四、聚集经济理论下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优势与问题
鉴于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的现实，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也千差万别。本研究在搜集整理各方信息和充分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优势及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进行凝练。
（一）我国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优势
1. 所在城市组织管理强，具备释放聚集经济的制度基础
已立项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所在城市政府对利益共享机制的整体设计，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基础。登录相关省份的教育厅官网，梳理其政策文本发现，地方政府政策指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土地、资金、税收减免等方面的利好政策引导产业部门与职业院校进行合作；第二，为产教双方合作提供制度空间和信用担保，保护和监督双方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作；第三，对职业院校实施产教融合的绩效进行定期考核与评价。在教育部颁布《通知》后，部分省份已经着手构建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如江苏省教育厅、山东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厅近期分别公布了首批13个、26个、12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培育单位名单。
2. 依托园区聚集能力强，具备释放聚集经济的空间基础
市域产教联合体所依托的园区多为高新技术开发区，配套产业与企业集中在信息技术、装备制造以及现代服务业等国家重点产业领域。除四川成都青羊工业经济技术发展区为市级开发区和福建晋江经济开发区为省级开发区外，其余26个获批项目均为国家级开发区，区域内工业产值居全省前列，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人口劳动力池丰富。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拥有浙江省最大的高教园区，园区内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8所本科高校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6所高等职业院校已入驻多年。苏州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教联合体依托的吴中经开区，聚集了4957家中外企业，园区内企业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10多个省、市，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生物医药、精细化工、新型材料、新能源等为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强大的产业和教育资源在区域内汇合，促成了产教资源在产业链和教育链之间的共享。
3. 牵头企业经济功能强，具备释放聚集经济的产业基础
依据公司简介，参照天眼查等企业查询平台，对企业所有权性质、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等特征进行分析。首先，牵头企业多为央企或国企，在28家牵头企业中，央国企15家、民企10家、中外合资3家，央企或国企占据一半以上，民企次之，中外合资排名最后。其次，牵头企业多为高新技术企业。28家企业中有22家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达78.6%。再次，28家牵头企业均为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龙头骨干企业，技术设施、服务管理等在本行业或区域内都处于领先水平。最后，从产业维度看，重点布局在信息技术和装备制造产业，分别获批8项。新能源汽车产业也是重点布局产业之一，获批4项。现代农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产业也得到了支持，分别获批3项。整体来看，牵头企业大多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为在一定范围内的空间聚集奠定了学习匹配机制的基础，更加有利于知识溢出，有益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
4. 牵头学校专业建设强，具备释放聚集经济的教育基础
依据《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与《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对高等院校的划分，结合学校官网专业介绍，对牵头学校特色专业和学校级别进行分析。在牵头学校中，本科院校共2所，其中一所为“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高职院校共30所，其中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A档）2所、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B档）5所、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C档）5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A档）3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B档）3所，由“双高计划”院校牵头的项目共8项，占总项目数的64.3%。同时，牵头院校的学校特色专业与产教联合体产业特征高度匹配，如天津大学和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的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信创产教联合体、天津科技大学与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牵头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产教联合体、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牵头的长春市汽车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
（二）我国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各主体处于磨合阶段，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尚未完整确立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事物，是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探索，目前尚缺乏成熟、系统的国际和国内经验借鉴。从现实情况看，市域产教联合体参与主体较多，各主体间还处于磨合阶段，配合度不高，权责范围不能完全明晰，主体责任需要进一步落实。各主体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加强沟通和联系，建立合理且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利益机制，保障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整体有序运行。在各级政府部门逐步完善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企业和职业院校需要在行动过程中逐步领悟和摸索新模式，产业园区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重要主体，也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找准定位、明确权责。当前，部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架构仍不完善，有关部门没有建立密切配合的协调联动机制，后期绩效考核、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细化。部分联合体内部只设立虚拟的组织机构，没有实质性的规章制度，也没有明确的任务分工以及行动时间表和路线图。在经费投入方面，部分地区没有落实地方政府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企业投入严重不足，资金到位率不高。部分学校的参与度不高，校领导认识不到位，合作形式和内容陈旧，“等靠要”的情绪普遍存在，过度依赖经费投入，忽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创新特性，发展缺乏整体性规划。
2.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尚未有效运行
我国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正处于建设初期，从聚集经济理论的视角来看，正处于“聚集不经济”向“聚集经济”逐步转化的发展阶段，需要认清现阶段面临的根本问题，进一步明确发展路径，才能真正发挥特定空间范围内各主体聚集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共享机制视角看，基础设施建设尚需时日，在部分联合体经费不能到位的情况之下，存在一定困难。此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以及使用的调整都需要周期，很难在短期内对技能型劳动力蓄水池以及城市消费产生根本性影响，即短期内共享机制的作用有限。从匹配机制视角看，多数联合体内尚不能做到各维度的高度匹配。产教匹配、人职匹配和社会交往匹配都需要在不断地调整和转换中进行，需要时间保障以及政策层面的不断完善。要建立完善的政策调整体系和信息发布平台。部分联合体动态调整机制仍未建立，尚未做到准确调查和发布各产业的技能人才供需情况，相关工作持续性不足。从学习机制的视角来看，企业和学校之间还存在明显的技术壁垒和对彼此的不信任，企业不愿意学校参与核心业务，学校不愿意企业参与教学工作，双方不能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很难形成有效创新。
3.缺乏系统性理论和实践指导，探索过程中易迷失发展方向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出现和发展具有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政府落实的鲜明特征，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较为滞后，且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地方各主体在具体落实过程中缺乏指导和借鉴，容易产生方向性的迷失。调研发现，部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实践缺乏创新意识，不能深刻理解联合体的本质，更不能准确把握发展方向。从本质上看，症结在于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层次探索，也缺乏实践层面的系统指导。此外，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缺乏具象化的发展目标或可供参考和模仿的典型案例。这不利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各级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工作的抓实、抓细，也不利于实践工作者在改革创新过程中走深、走实，导致工作极易产生表面化、虚构化的不利局面。亟须在现阶段遴选一批能够真正体现市域产教联合体本质特征、并在建设初期表现优异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推广，为建设中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提供方向性指引，形成互相借鉴学习、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五、聚集经济理论下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建议
我国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涉及多种交叉复杂的主体关系，各级政府和产业园区管委会应积极发挥政策引致聚集经济的功能，搭建起更加方便城市内产教沟通融合的桥梁，发挥好城市聚集经济的匹配、学习和共享功能，更好促进产业升级迭代，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还要留住人才，共建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一）城市政府搭建政策体系激发聚集经济
市域产教联合体既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又是人才发展的依托，所在城市将充分享受外部正向性，成为最终受益者。因此，市级政府应将自身定位为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政策供给者、服务者、监督者和指导者。作为政策供给者，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系统梳理城市产业情况和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实地调研市场需求，在充分了解职业院校办学短板和产教融合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出台具有针对性和适恰性的政策文件，明确相关支持举措。作为服务者，成立专门性的协调机构，组织相关力量深入了解产业发展的需求、人才缺口情况等，即时共享企业对人才类型的需求和培育质量的反馈，为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有效引导，动员和指导高新技术企业组建产教联合的具体部门，使产教联合工作常态化。作为监督者，要明确园区、行业、企业、院校责任，邀约多元主体共创共建产教监督委员会，以多元协商的方式建立相关监督管理办法或制度。认真监督项目的具体落实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校企合作协议的实施计划、履行进展以及是否存在违法违规的现实情况或相关倾向，保证产教融合的效果和质量。尤其是，要制定针对性的考评指标和体系，将产教融合落实情况作为职业院校办学成绩的重要考量标准。此外，政府部门更应该成为指导者，在市域层面组织成立指导委员会，集合政府相关部门和科研系统开展调研和研究，切实深化“四个合作”，指导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落地落实。
（二）产业园区探索微观互利机制强化聚集经济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核心目标在于整体福利最大化，关键点在于正向溢出效应的发挥，要充分激发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空间价值，园区管委会是实践中的关键主体。产业园区要积极营造合作共赢的整体氛围，构建更加合理的互利机制，充分调动企业、学校等主体的合作意愿。园区内要设立实体性的研究和运营机构，联合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搭建共享平台、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扩散、开展核心问题研究和联合攻关、提供运营管理和服务等。高效的匹配离不开规划的重要作用，产业园区需要成立突破产教边界束缚的权威性机构或联盟，主持研制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规划，破解不同主体发展愿景不一和摇摆不定的问题，以市域产教联合体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设计更为完整的功能分工，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服务性保障和方向性指引。利用联合体的整体规划使学校和企业能够共享较多的基础设施，积极争取优惠政策填补企业因为校企合作而产生的沉没成本，利用招工政策保障学生在企业“干中学”的权益。引导企业和学校协同共创，理顺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尊重产业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用常态化制度促进合作行为发生，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行稳致远，达成产业与教育耦合依存、共享共创、协同演进的新态势。
（三）职业院校主动融入企业生产，助力聚集经济
当前，产业快速迭代升级，企业技术岗位动态演进，职业院校应当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与地方政府、园区管委会、行业、企业积极对接，包括但不限于产教联合体共享平台、企业教师聘任、教师企业实践、学生企业实训等。首先，职业院校需要不断调动教师积极性，参与到企业生产实践各环节中。基于岗位特性和人才需求特征，与企业工作人员共同开发新专业、新课程、新教材、新实训等，开发与岗位需求相适应的先进教学方式和方法。此外，职业院校应当和企业共同培育一支高水平的“双师型”团队，积极引进名师、巧匠、科研带头人、教育研究与管理领军人物等，发挥“头雁”效应，着力推进“五金”建设。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立企业和学校科研队伍深度合作机制，通过产教融合深度挖掘职业院校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职能，以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园区，形成良性互动局面。最后，充分激发数字资源效能。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之下，职业院校充分利用数字化人才和设备等优势，牵头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数字化调整，通过与企业的紧密合作，运用现代化的数字技术搭建公共数据平台，提供一个相对集中的知识和资源共享空间，以数字化手段拓展职业教育的空间价值。
（四）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育人过程，共享聚集经济
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企业是重要的牵引力量，企业的发展需求决定了学校的培养方向。然而，企业普遍存在着教育培养人才、企业使用人才的惯性思维，涉足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一方面，要鼓励园区内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和行业龙头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在产教联合体内共建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决定了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高质量标准，提升行业领军企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助力下集中力量，侧重国家优先发展的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方向，积极推动行业顶尖企业举办职业院校，让职业院校学生有更加明确的追求目标和清晰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权责共担，将部分责任和权力交给企业。职业教育面对动态、多层次的复杂经济体，难免困惑和迷茫，企业要担负起应有的责任。要从建立刚性、精准、精细的规章制度着手，构建科学投入和合理的利益机制，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进一步明确企业责任和权力，从根本上扭转困局，渐进打破教育培养、企业使用的路径依赖。
来源 | 《职业技术教育》 2025年第1期
作者 | 赵晶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钱净净（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