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2024（第十二届）新西兰中国电影节开幕式暨首映式在奥克兰市举行，由威海本土导演井建民执导的远洋渔业题材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荣获最佳纪录片金厥叶奖。该电影同时入选电影节展映影片。
2024新西兰中国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驻奥克兰总领事馆联合主办，新西兰太平洋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承办，致力于促进新中两国电影交流与合作。此次电影节共评选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纪录片等12个奖项。
为了理想：抛家舍业，远涉大洋
《大洋追鱼记》于2019年底开拍。摄制组将镜头对准鲁荣远渔267、268号渔船和船员，记录在印度洋区域的远洋渔民捕捞金枪鱼的艰辛，并以细腻的视角呈现了远洋渔民的无畏和担当。
从实现梦想的角度来看，井建民的人生从不惑之年才拉开帷幕。43岁从电视台辞职，放弃了编制和优渥的生活，开始经营山东火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年后，公司凭着一些作品接连斩获各项大奖，在业内声名鹊起，经营走上正轨。做海洋题材的纪录片，这个一直萦绕于井建民心头的梦想，又一次破土而出。
威海是渔业强市，渔业既是传统产业也是优势产业。眼见着远洋渔业发展日新月异，但远洋渔船上的渔民却被忽略，井建民最终决定“用镜头关注远洋渔民这个群体”。
远洋拍摄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而且风险巨大。在此前的纪录片领域，反映渔民生产的影视作品也仅限于近海捕捞作业。“不是我迟迟不敢迈出这一步，而是根本就没有渔业公司愿意配合我们。”井建民说，他不得不把这个想法压在心底，“反复畅想，憋得难受”。
2015年的一天，威海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到火龙传媒考察时，与井建民畅聊一番。出乎井建民的意料，他的这个畅想得到了宣传部领导的重视。“没多久，就给我们联系了一家远洋渔业公司，让我们双方谈一谈。”
导演井建民介绍海洋主题系列影片。
支持大洋之旅的公司是威海荣玛渔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的远洋鱿钓船“鲁威远渔979”在当年10月份即将前往南大西洋作业。商谈异常顺利，荣玛渔业全力支持，双方很快就确定了往返路线、时间、拍摄内容。踌躇满志的井建民，马上着手准备，“先是从公司的摄影师里挑了4个勇敢的大小伙子，然后一起研究远洋渔业，对困难进行预估，写脚本……”
先期拍摄已经开始，噩运却接踵而至。弟弟因工伤住院，最终不治身亡；老父亲因阑尾炎住院，此时妻子也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大洋之旅是否还要继续？井建民犹豫了。病榻上的妻子说服了井建民，“去吧，机会难得”。
万里行程：海陆之别，生死一线
2016年1月21日，井建民一行在北京乘飞机，经法国、阿根廷辗转，最终抵达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拍摄对象“鲁威远渔979”已经于2015年10月30日从威海石岛港出发，历时两个多月抵达南大西洋作业区。摄制团队要在蒙得维的亚港搭乘荣玛渔业的“鲁威远渔919”，待驶抵作业区后再到“鲁威远渔979”上拍摄。
南半球的夏天绚烂多彩，异国风情令人目不暇接，看到70多米长、11米宽的“鲁威远渔919”停在岸边，井建民一度觉得之前对困难的预估有点过头了，“那时候，就感觉要坐游轮出海玩一圈一样。”上船几小时后，井建民就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愚蠢。
渔船都是成对出海，远洋渔船也是如此。当地时间1月28日11点半，“鲁威远渔909”和“鲁威远渔919”结伴起航。仅仅半小时后，海呈现给人的不再是岸边驻足时看到的梦幻之美，而是深深的恐惧——一面天四面水，脚下的船就是世界的中心，“再大的船，在大洋深处也是沧海一粟”。
风浪渐大，晕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除了常年在大洋上漂泊的船长、大副等6名职业船员，28名船员都是首次到远洋上来的新手，且大多是内陆人。
摄制团队更是悉数难免，再也没人去甲板上看风景，况且除了云头就是浪头，也没什么可看。躺在各自的床铺上，每人把住一个桶，不时翻身起来哇哇地吐。“有的一晕就是两三个月，那滋味可不是人受的”。
16时许，船突然停了。见船员四处奔走着忙碌，井建民觉得“来戏了”，他喊起了同样头昏脑胀的同事们，拿起设备就拍。
多时后，井建民才知道，因为“鲁威远渔919”偏离航线，触底搁浅了，无法行进。“这么深的海里还能触底？”井建民诧异不已，他眼见着包括肉、菜等生活物资在内的很多东西被逐个抛进海里，更是感到不安和恐惧。船被减负，逐渐上升，才得以脱身。
同舟共济，在远洋渔船上根本不需要解释。井建民在恐慌的时候，忍不住去看船长，“他一脸镇静，我们就放心。”所有人都是如此，因为船长不仅是船上的最高统帅，更是船员们的主心骨。
而在当夜11时许，“鲁威远渔919”的发动机再次熄火。因为船触底时，泥沙进入冷凝系统，导致水流不畅，继而致使发动机因温度过高而爆缸。大洋深处失去动力意味着什么？
“如果海上起风，任何一个较大的浪，都会将渔船置于危险境地。”井建民和同事们一夜未眠，“周边全是未知的世界，一切都浩瀚莫测，感觉危险如影随形”。
“鲁威远渔919”发出了求救信号，次日早上，“鲁威远渔909”赶到，用一根粗壮的缆绳拖着“鲁威远渔919”继续前行，而“鲁威远渔919”边走边修，直到2月3日才恢复正常。
2月6日，“鲁威远渔919”终于与“鲁威远渔979”在大洋相会。在风浪的颠簸中，两船缓慢靠近，在相距不足10米后各自抛出缆绳相互靠船，船头高大的吊机探出长臂，摄影师们坐在一个大网兜里被吊上了“鲁威远渔979”。
初上“鲁威远渔979”，井建民说：“有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但在第二天，他和所有人一样，“想家想得想哭。”2月7日，是除夕。井建民说：“这是我第一次远离祖国，也是平生第一次没跟父母一起过年。”
这天晚上，大家一起动手，包了饺子，炒了几个菜，还搬出了啤酒。为了保证生产安全，船员只被允许在除夕当天适量饮酒，且只能是啤酒。举杯，唱歌，祝福，喧闹营造出热烈的氛围，谁都不愿停下来，一旦安静下来，肯定会有哭声响起。
远洋生活：只有“将就”，没有“讲究”
远洋渔钓的作业过程是极为劳累的，往往要持续整夜。船员们原本6小时一班，在渔汛好的时候，需要全员连轴转，休息也只能是就地歇一会儿。摄制团队成员的生物钟也随之处在相对混乱的状态。
“船员都是小跑着干活，空间有限，我们几乎没法跟拍，也没法按照设想的角度去拍摄；风浪声和机器声太大，拾音效果非常差；船一直在颠簸，镜头没法稳定……”困难太多，但拍摄不能停，井建民只能想各种方法克服，“让船员帮我们焊接了几个拍摄辅助工具，把摄像机伸到接近海平面的位置拍摄。风浪大的时候，要把三脚架用绳子固定，将摄影师捆在围栏上，还需要另外两人每人拴着一根安全绳抱住摄影师帮他保持平衡。”
南大西洋是地球上最为狂野的海洋，狂风巨浪三天两头就来一次。“站在甲板上，你会感觉船正一头向水下扎去，继而猛地一抬头，发现又在往天上冲。”
这也使摄影师们持续处于晕船状态。而很多场景都是摄影师在眩晕的状态下拍摄的，有时候为了拍摄效果，会选择一些特殊的角度取景，例如船帮外的镜头，这需要摄影师将身体探出船舷，虽然绳索可以确保安全，但这种危险动作考量的却是心理承受能力，“滔天巨浪翻滚而来，就像马上拍到头上一样……”
为防止摄像器材被海水腐蚀，拍摄时必须把摄像机包裹起来。三脚架三天两头需要修理，否则拉不动栓，“湿度、盐度太大”。
远洋渔船上的生活从没有“讲究”一说，一切都是“将就”。摄影师们的床铺跟船员们一样，不足6平方米的房间内要住4人，上下铺。房间下方就是冷库，原本就潮湿的房间更显阴冷。“下铺就是在地板上铺上泡沫板，直接睡在泡沫板上。如果不是每天拿电褥子烘一烘，就跟睡在冰块上一样。”船长有住单间的待遇，也不过五平方米，一床一桌一橱柜而已，且紧邻驾驶舱，便于他时刻去掌舵。
至于个人卫生，也没人在意，洗脸、刷牙这种日常生活程序，被很多人压缩成好几天一次。船上有海水淡化设施，淡化水不仅不好喝，还限量使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到甲板上洗澡，“都是老爷们，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从海里打海水冲澡，之后用淡化水一冲就完事。”洗衣服、洗被褥的方式更为奇特——用绳子拴住衣物，扔进海里，绳子系在船尾，任由衣物在海水里冲洗一两天，之后拿上来用淡化水一泡，再晾干即可。
在远洋渔船上，笔记本电脑是必需品，不论新旧，不讲配置高低，只要硬盘足够大，能看视频即可。硬盘里堆满了下载或拷贝来的影视剧、小品、相声等一切可以缓解精神压力的视频。
吃，在船上也只能发挥它的基本功能——“饱了就行”。为了便于保存，船上吃的都是冻菜，蔬菜被切碎装进筒状塑料袋内再冷冻起来的那种。“炒、炖都一个味，做熟了就吃，更何况这里除了鱼腥味也没有别的味道。”井建民说，他们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C的办法就是泡茶吃柿子，“柿子是冷冻保存的，拿出来就吃，一个能啃半天。”
船上唯一的绿色来自后甲板的一个“蔬菜大棚”，这是轮机长用泡沫箱种的“自留地”，一共也没成活几棵菜，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嘴馋的时候才有权薅几根绿苗吃，“青菜在渔船上是奢侈品”。
除了承受劳累和艰辛，远洋船员也跟社会隔离。“鲁威远渔919”的二副徐龙已经在远洋渔船上干了9年，“人都锈住了”，30多岁的他连微信都不会用。
远洋渔船上的高薪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促使他们涉足茫茫大洋。“鲁威远渔979”上有对双胞胎兄弟，弟弟已经在远洋渔船上干了7年，哥哥却是大学生，因创业失败跟弟弟到远洋渔船上来“挣大钱”。而船长于传荣已经在远洋船上干了十几年，他的两个哥哥则在另一艘远洋渔船上谋生活。
“他们是在狂风巨浪、无常天气、摇晃世界里生存的劳动者，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我们一样丰富，他们对生活和我们一样抱有美好的期待。在他们身上，勤劳、勇敢、坚韧这些优秀品质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愿意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去从事这样一种超乎人们想象的艰辛工作。”井建民说，“平凡和伟大并不矛盾，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这个时代最普通的样本，我敬佩他们。”
理想未竟：从“打死不去”到“必须再去”
渔汛极差，“鲁威远渔979”在南大西洋作业5个多月，才打了150吨鱿鱼，而这个数字是2015年两三天的渔获量。这也使得原定的返程计划一拖再拖。
2016年4月16日，10级强风裹挟着7米巨浪而来。“鲁威远渔979”不得不全速北上，以躲避风浪。借这个机会，摄制团队将被送回陆地。5月13日，“鲁威远渔979”驶抵乌拉圭的一处外锚地，当看见陆地的那一刻，井建民兴奋地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环顾四周，他发现所有人都是如此。此时，井建民内心又重复了一遍“打死也不会再去大洋上了。”
摄制团队如愿回到了陆地。而“鲁威远渔979”上的船员们不能靠岸，渔船再次起锚，前往秘鲁附近海域继续作业。按照劳动合同，这些远洋船员必须要在海上工作满两年才能上岸。在南大西洋漂浮4个月，井建民瘦了20斤，在无尽的恐惧中他也多次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值得。
回到威海后，井建民像是得了抑郁症，经常关掉手机把自己锁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就是发呆，什么都不想干。”他原想尽快把片子剪辑出来，但一看到那些画面就忍不住哭，其他摄影师亦是如此，井建民说：“零距离接触对这帮船员的感受太深了”，剪辑工作不得不在三四个月后才展开。每当有朋友前来探望，井建民会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念叨“好好过日子”。
对于这部《大洋追鱼记》，井建民很有信心，“我们纪录片记录的就是真实，所以每一帧画面都弥足珍贵”。井建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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