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是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都紧密联系为整体，相互之间彼此影响着。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全世界涌现的难民潮，对很多国家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难民潮的产生

难民潮来源于战乱频繁的中东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地区长时期的地缘政治纷争、宗教矛盾的激化，自然引起了一系列战争，如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非洲索马里、南苏丹的内战和武装冲突等等。在战乱中，民众为了躲避战火，自然逃离了故乡，涌到其他地方，不得不成为了难民。

还有一些国家经济落后、就业机会稀少、民众生活贫困，为了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自然选择逃离自己的国家，成为难民。如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区，每年都上演着墨西哥的难民，跨越美墨国界，偷渡到美国的事。2021年，美国执法部门在美墨边境逮捕的非法移民高达170万人次，创下20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有14.5万名是无人陪伴的儿童，这些孤儿的命运令人惋惜。

又如2022年2月，俄乌战争的爆发。短短几个月内，有超过600万的乌克兰人被迫离家故乡，逃到异国他乡，成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潮。这些乌克兰难民，很多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为了躲避战乱和求生欲望，涌现了相对来说比较安稳的和平地区。这样，如何安置难民问题成为了全世界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

接受难民对接受国的消极影响

一些西方国家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宣称要接纳难民。但大量难民的涌入，给接受国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难民和接受国居民在文化差异、宗教上冲突，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同时，接受国在难民的安置和管理上，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会加重接受国的财政负担，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正所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对于接受国来说，难民的到来虽然为本国带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难民的存在也可能会影响社会治安，大量的烧杀抢劫的存在，犯罪率的上升，使得社会秩序混乱。

可以看到，很多国家都是不愿意接受难民的。我国国家在接受难民采取的政策，都是基于社会稳定、国家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考虑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国家，在接受难民上，鉴于考虑自身的承载能力和社会稳定，都是采取拒绝的态度。

除了国情，历史上惨痛的教训，使得我国必须对接纳难民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大规模的难民潮，大量的难民涌入扰乱了当时中国社会秩序，也令现代中国人深刻意识到难民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汉光武帝对匈奴难民的安置

东汉时期，北方的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在北匈奴强大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于是只能向当时中原王朝——东汉王朝寻找庇护。

当时，南匈奴的匈奴王右日逐王自称呼韩邪单于，对东汉朝廷上书中，表示要把东汉王朝当他的祖父一样，恭敬地侍奉。

南匈奴王的奴颜婢膝，也软化了当时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的心。于是，汉光武帝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意了南匈奴王的请求，并且将南匈奴部落安顿在河套平原上。

要知道，河套地区乃令人垂涎的肥肉，这一片土地西起甘肃庆阳，东至山西，北至呼和浩特，南近关中，是一个战略要地。关键这一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盛，足以够南匈奴部落安居乐业。此外，汉光武帝每年还提供大量的粮草、、牲畜和丝绸给南匈奴部落。

南匈奴部落的壮大

汉光武帝的安抚政策，本质也是希望匈奴和大汉王朝能够和平相处、民族融合、和谐相处。当时有人赞颂汉光武帝的仁慈之举，认为这是施以小利，却能安抚异族、稳定边疆的高明之举。但后人也万万没想到，汉光武帝安抚南匈奴难民的做法，却埋下了后来祸患的种子。

之后，南匈奴部落在河套地区繁衍壮大，东汉王朝也没有对其做严格监督和控制，这也造成南匈奴部落势力逐渐扩张，蚕食到中原洛阳一带。

之后，伴随着东汉王朝的外戚专政，朝廷势力逐渐衰弱，那些曾经被东汉王朝恩赐的南匈奴人势力却逐渐壮大。在南匈奴人的心中，也不再有当时被东汉朝廷接纳的感激和忠诚之心，这些匈奴人的野心逐渐膨胀，妄想征服中原王朝，建立属于匈奴人的天下！

南匈奴部落对东汉王朝的入侵

于是公元195年，当时南匈奴的单于呼厨泉积蓄力量，趁着东汉朝廷内乱的时机，率领大军直入了关中。这样，东汉王朝的和平岁月被撕裂，被卷入了战火之中。

当时，东汉百姓再也不能享受和平日子的岁月静好，曾经的家园变为满目疮痍。大量的汉族百姓被掳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东汉著名文学家，著名才女蔡文姬的人生遭遇，就是那时代普通百姓悲剧命运的见证。在蔡文姬的诗句“剧辛赴江汉，怨恨无穷已”，也道尽了对故国的思念，以及对南匈奴入侵给东汉百姓造成无穷灾难的痛诉。到了西晋时期，西晋朝廷的政治腐败，内部争斗频繁，社会矛盾尖锐。历史上盘踞在东汉王朝的南匈奴部落，长期与中原王朝接触过程中，逐渐吸收中原的文化和军事技术，实力不断增强，自然野心勃勃。

于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刘渊，以恢复匈奴昔日荣耀为口号，聚集了众多力量，在公元311年和316年，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两次攻破西晋都城洛阳和长安。

当匈奴大军踏入洛阳和长安时候，战火在中原大地熊熊燃烧，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繁华的的都城变为废墟，沦为人间地狱。匈奴士兵的肆意杀戮，令汉族百姓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之中。

西晋王朝就在匈奴的入侵下灭亡，由此衣冠南渡。在五胡乱华在灾难中，汉族文化遭受到严重的重创，许多珍贵的书籍、文物被损毁，学者、文人惨遭杀戮，文化的传承出现严重的断层，给中华民族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

东汉安置难民，埋下了祸根

看来，昔日东汉汉光武帝接受匈奴“难民”，却在历史的岁月中壮大为入侵者，加快了东汉的衰弱。曾经接受救济的难民对恩人不再怀着感恩之心，却是野心膨胀恩将仇报，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农夫与蛇”故事的上演。

实际上，西晋初年一位名叫江统的士人，早就预见这些少数民族对汉族王朝的祸害。如他在《徙戎论》中写道：“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关中地区很多都是戎狄等少数民族，这些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中原政权产生构成难以预估的威胁，必须尽早将其迁徙走。

可惜，西晋王朝的统治者对江统的警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到十年后，匈奴、鲜卑、氐、羌、羯五个少数民族一起进攻西晋王朝，五胡乱华正式爆发。从此，西晋王朝灭亡，开始了衣冠南迁。

唐朝安置难民沙陀部落

中原王朝曾经统治的北方，由此陷入了战火之中。戎狄部落大规模屠城惨案接连不断发生，汉人百姓沦为“两脚羊”。这一切如《晋书》记载：“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也就是说，北方的汉族人几乎濒临种族灭绝的悲惨命运。

类似于接受难民“农夫与蛇”的故事，在唐朝的沙陀人事件中又一次上演。唐朝的沙陀人，最初是一个游牧部落，与吐蕃部落发生多次冲突，处在下风。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沙陀人由于与吐蕃人为敌，最终遭遇追杀，部族一度只剩下了2000余人，可谓奄奄一息。

当时，沙陀人的领袖向唐朝朝廷求救，唐朝朝廷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和大国胸怀，把这些沙陀难民安置的宁夏的盐池地区。唐朝政府这么考虑，宗旨也是在于借助沙陀人的力量，稳固边疆地区，巩固在边疆的统治。

一开始，沙陀人和唐朝朝廷都是和谐相处，帮助唐朝抵御外敌，并配合唐军参与多次抵御敌人的军事行动。可是，伴随时间的推移，沙陀人接纳唐朝的先进文化，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形成了庞大的部落实力，对唐朝自然滋生了敌意。

沙陀部落反噬于唐朝

在黄巢之乱之后，曾经赢弱的沙陀部落却是羽翼丰满，不服从唐朝朝廷的调遣，居然与黄巢联手，共同参与反抗唐朝的军事行动。在唐僖宗时期，沙陀兵举兵攻入关中，逼迫唐僖宗仓皇出逃，在长安城内大肆屠杀、肆意劫掠，又是一部“农夫与蛇”故事的上演。

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封建王朝表面上出于仁慈和人道主义精神，接纳了异族的难民。短期内可能能稳固边疆地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长远看乃是对国家安全的漠视，最终危机本国百姓。

西方国家接受难民的教训

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西方国家的接纳难民经历也令人深思。法国在接纳前殖民地的非洲移民后，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再加上非洲裔法国人与法国本土文化的冲突日益加剧，造成社会分裂。又如大量中东地区的难民涌入欧洲国家，这也使得欧洲国家担心原本的基督教文化消失，国家被“伊斯兰教”化。

我国对难民问题的慎重考虑

从本质上来说，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盲目的接纳难民，却加剧了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2017年，联合国官方微博上发布关于接收难民的视频，引起了全世界网民的热议。对待难民，我国都持着谨慎的态度，多次强调“难民不是移民”，也就是重申了不接收大规模难民的立场。

这不仅是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也是考虑到难民的涌入，可能造成社会治安、文化冲突、安置难民的经济负担、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社会资源竞争对多方面因素。因为历史的教训都在教育我们，在善待他人时候，也要保护自身的安全，以及利益不受损。

结语

但这一切，不代表中国对世界难民问题置之不理。相反，我国配合联合国积极参与解决难民问题，采取积极行动，为联合国解决难民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如对难民问题严重的国家，我国都提供经济发展援助和物资支持。又如对非洲战乱的国家，中国企业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减少难民现象。

此外，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倡导和平发展，减少地缘冲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努力通过协商解决冲突，减少战乱的发生，从根本上降低难民出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