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
文摘
2024-09-30 18:30
北京
为反映中国历史学研究前沿，构建权威、科学、公正的历史学评价体系，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自2020年开始推出年度报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旨在梳理研究进展、盘点研究热点、评选好书好文。通过专家推荐、大数据采集、课题组筛选、问卷调查、专家审定等程序，我们评选出2023年度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五部好书和十篇（组）好文。现予发布，敬请关注。![]()
点 评：中国现代化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近代的中国在沉疴中猛醒，开始了复兴过程。到21世纪，中国已摆脱积贫积弱的状态，在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自我方式，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实行现代化，开辟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对这样一件大事和这样一条路，学术界当然会跟踪、研究和阐释，因此在2023年再次掀起研究高潮乃是意中之事。目前的研究重点，较集中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解释上，这方面研究是必要的，因为人们一度对现代化的共性比较关注，西方学者也强调现代化的共性，甚至以西方的模板为标准，为其他国家设“标杆”。但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和各国的独特性是不争的事实，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遵循各国独特性而寻找自身发展道路，是完成现代化的不二法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证明。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仅仅在理论上诠释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仍不够，需要在全球视野下理解世界现代化的大格局和细过程，把中国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方位下观察，从而说清楚它的目标、特点、过程和发展方向，此系当下这一波研究高潮应完成的任务。点 评：自202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热点。2023年度，聚焦关键时间节点相关核心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学界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具体节奏，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具体过程，中华文明特性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起源理论。不仅如此，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围绕发掘和阐释，实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证实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具有文化上的突出统一性，而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就具有政治上的突出统一性，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性促使其对社会秩序和稳定有强烈的追求，因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崇尚礼制而不尚扩张。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的物质、精神、制度文化以及族群主体、语言文字前后相承，中华民族内部多支系文化和人群密切交融、多种文明起源路径汇聚融合，形成当代中国坚不可摧的文化根基。但是，当前关于中华文明探源与文明史研究的认识仍有待深入，关于文明起源进程、文明形成机制、文明比较研究等重大问题，还要通过更多的实证工作和研究才能达成共识。点 评：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被正式确立为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当代中国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2023年，学界对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划分、人才培养机制以及课程与教材建设等关键问题。学者们认为，应基于本学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目标等根本性议题，以构建该学科的学术体系。同时，需要概括和提炼党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发展中的核心概念和标识性元素，明确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构建学科的话语体系。除此之外，学界还在党史和党建两个重要领域取得显著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以及党的自身建设，还涉及“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党建研究理论与方法”等议题，对于深化党史党建研究、促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在学科发展、学术积累方面尚存在不足，这是学界的共识。为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一方面需在专精研究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学科间的融合与交流，不同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多掌握一些其他学科“另外的知识”，反而可以收到“触类旁通”的效果。点评专家：左玉河（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点 评：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赋予中国史学的艰巨使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必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必须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以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以中国知识深化中国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要围绕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文明的治乱兴衰、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发出中国声音；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贡献、发展机制、当代价值，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展现中国风采；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深入揭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必然和潮流趋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构建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也是一盏照亮未来的航灯，必将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走向更加繁荣的明天。点评专家：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点 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形态，留给后人丰富、独特而又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和丰厚的历史积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基于此，2023年，学界围绕“穷变通久”的革新精神、“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协和万邦”的“天下”传统等一系列课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研究。通过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发掘其文化内涵，继承其精髓，同时又结合时代发展，融入时代精神，我们才能更好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引领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作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点 评：一部中国史就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历史。近年来中国历史研究，坚持中华民族史观，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含《中华民族史》《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2023年，上述两大工程不断推进，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阶段性成果；同时，学界结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推出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一是对各民族间经济联系与交流研究的加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古代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客观趋势。二是从大一统视角深化思考，通过历代边疆开发与民族发展、地方民族政权与王朝国家治理等重要议题的深入探讨，揭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三是从民族迁徙分布、社会互动演变、文化交流交融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探讨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发展的重要作用。四是充分利用多语言、多形式历史记述，挖掘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揭示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点 评：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我们深刻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纵观世界历史，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印加文明等，尽管都曾盛极一时，但最终都没能逃脱湮灭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延绵不断，薪火相传，历久弥新。鉴于此，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运用扎实的史料和考古发掘资料，对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进行了实证，同时细致解读每一个突出特性的内在特质，深入剖析其形成原因。相关成果阐明了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揭示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体现了新时代历史学、考古学的使命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我们深入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赓续、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点 评：2022年底大语言模型发布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提升到全新高度，也让AI技术在学术领域的应用进入新元年。人工智能、大数据对历史研究的冲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来袭。在历史学经历“语言学转向”、“空间转向”等诸多转向后，终于走进“人工智能转向”。在方法论层面，人工智能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更称手的工具，在多模态史料的挖掘、利用、识读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数字技术高效率处理海量史料的能力；在历史书写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历史学家的私人学术助理，以人机协同的实践方式，为历史创作者提供灵感、创意，完成文字润色、翻译等工作；在历史知识生产环节，随着知识库技术的进一步本地化，将为学者搭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便利；在历史知识传播维度，多模态的内容生成（如视频）进一步增强了历史模拟的效果，历史学家出于研究或课程讲授目的，对历史场景进行重建的需求将更易得到满足，让元宇宙概念充分融入历史研究，为历史的公共表达提供更多契机。但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历史研究仍然存在大量的开放议题，例如人工智能在多大程度、在哪些实践环节可以参与历史研究，如何批判性使用智能生产的内容，如何在保持历史学科属性和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规避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等等，值得历史学界大力探索。![]()
点 评：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极大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这是“第二个结合”的新发展，为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研究指明了新方向。2023年，史学界在研究阐释“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方面成果迭出、亮点纷呈。一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继续注重从大历史视角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不断利用新发现的文献史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方面内容和各类显性、隐性要素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二是以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为基点，用更宏阔的学术视野看待中华文明发展，在中华文明起源、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近现代中西文明交往交流历史的阐发方面，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运用的历史总结方面，都取得诸多新进展。三是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从思想史、文化史视角入手，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的探索研究。总之，“第二个结合”在历史研究领域已结出丰硕果实，但仍需不断探索，如更翔实的文明互鉴的历史实证、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和各民族具体文化符号的关系等问题，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点评专家：卜宪群（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点 评：战国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地方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所在。一般来说，地方治理主要是指以县乡里特别是以乡里为中心的治理，向来是史家关注的重点之一。2023年，在以简牍为代表的出土文献推动下，这一研究又取得新进展。一是经济职能认识的深化。关于战国汉唐户籍演变、赋税体系、役制等经济问题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地方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二是组织结构与功能认识的加强。关于县的行政运作及其特点、县乡里的吏员设置与三老、父老、典老的教化功能与差役性质分析，丰富了地方治理研究的内涵。三是基层社会身份秩序构造的推进。关于爵制与身份、家庭结构、社会阶层的考辨，推进了国家秩序构造及其如何与地方社会秩序相结合的研究新路径。四是村落形态历史演进的考察。关于秦汉村落形态与商周、汉唐村落形态历史发展关系的研究，明晰了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治理上的历史继承性与创新性。总之，出土文献极大推动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深化与细化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但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科学认识地方治理中的阶级关系与社会关系，特别是地方治理能力的研究，仍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
历史中国
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