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廷当代纪实摄影收藏系列
做有意义的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多有说不清的责任感和情怀。既现实，又浪漫，如果没有严格的界限标准，那也可以这样说：这群人其实是一群本分又有内心追求的人。
他们躬耕于野，先把本分的事情做好，而一旦时代激荡，同样激荡的就是他们的浪漫想象，以及做事就要做到底的韧性。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种大自然的阔大时空感，他们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潇洒，他们也想象。这种责任和情怀，能够支持他们度过一地鸡毛的琐碎，日复一日的重复，但他们内心绝非纸扎泥塑，而是坚韧生动。
他们都有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执着。
那什么是有意义的事？他的标准又是什么？
2016年的一天，我跟刘树勇先生谈了很久江南的秀色，回忆北方的粗糙和质朴。
他停下来问我：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应该做，你想一下，因为做这个事情需要坚持。
那天说的就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纪实影像对我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我们随即对话题中的这个领域的选择标准，达成了一致。简单归纳，就是摄影师自己对自己内心的诚恳、坚持、付出，以及个体的天分和顺应时代变化的种种外因。
影像都是过去的事情。但于我而言，过去的我是当下的我，当下的我是未来的递进而已。小而大之，就是从个体不自觉的经历，组合自觉的先行者、践行者、努力者、坚持者。把个体的过去，尽量接近群体的过去，把群体的当下，尽量逼近递进的未来。我们不奢谈其他，我们用作品本身，做衡量选择的标准。
这就是芸廷当代纪实摄影收藏的初衷。
感谢那个年代群星闪烁的摄影家。能够让我们有扎实的群体展现，弥补个体创作的单薄和片面，也正是有了扎实的群体展现，才能更好的用更大的视野反应对应的时代，并使得这些作品，从单纯的艺术展现，成为群体不可或缺的整体组合。
从谈起这件事到今天，这项工程已经有些模样，他最终用什么样的形式展示，我想还是用时间去考核。
王 帅
芸廷文化发起人 教师 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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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怀旧，我只是要记得”
如果历史只是由无数漏洞百出的谎言书写而成，我们生活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的历史知识仅仅限于那些时间长河中的枭雄事迹，无数平凡之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成为这一历史新时期的大势与潮流。许多新闻工作者、摄影师开始反思和质疑既往那种歌功颂德式的宏大叙事的合理性。秉持新闻伦理，直面社会问题，向公众揭示真相，找回和彰显一个新闻从业者应有的良知和尊严，成为这一时期众多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现实焦虑和共同目标。
适逢此时，“社会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一概念从美国转译介绍到中国。这一概念的描述初期虽然粗略，但它摈弃宏大叙事的虚假影像，深入社会的层面，以现实各种问题为话题，进行长时间的影像采集和客观真实的视觉表达，并且在这种表达中显示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很快吸引了中国摄影师的注意，也让他们从过去那种虚伪的新闻摄影实践当中完成转向找到了依据和合法性。
以“纪实摄影”为名义的摄影实践很快在中国各地展开。整个20世纪80年代，纪实摄影师们的努力主要是从过去那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视角，转向对现实社会层面的关注，从而摆脱过去“红、光、亮”的视觉范式。具体来说，过去那些不曾进入媒体和摄影师视野的“阴暗面”，成为这一时期摄影师着力关注的内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林永惠的“东北人”），城市社区的现实景观（徐勇的“北京胡同”），进京的上访者（李晓斌的“上访者”），临终关怀医院中濒临死亡的人们（沈建中的“人道主义”）等，成为摄影师们探究和表达的对象。
大规模的中国纪实摄影实践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纪实摄影师们有意选择那些过去摄影记者从不碰触的话题，展开长时间的跟踪拍摄和深度调查，并发展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有关人群的影像描述，即针对某一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特别是过去新闻摄影有意忽略和回避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现实状况进行规模化和系统化的影像采集。这一方面的影像实践产生了大量重要的纪实摄影专题作品，如袁冬平和吕楠拍摄完成的“精神病院”，吕楠、杨延康和黄新利都拍摄过的“乡村天主教”，解海龙拍摄失学儿童的“我要上学”，孙京涛拍摄上访者的“幸福路”，侯登科拍摄季节农民工的“麦客”，张新民拍摄进城农民工的“包围城市”，于德水拍摄的“中原人”，王福春拍摄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刘铮的“国人”，于全兴的“贫困母亲”，彭祥杰的“流浪大棚”，肖全拍摄非主流艺术家的“我们这一代”，姜健的“主人”，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牛国政的“监狱”“练功者”，赵铁林拍摄海南风尘女性的“聚焦生存”，等等。
袁东平《精神病院》
解海龙《希望工程》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
于全兴《贫困母亲》
另一个面向是有关空间的描述，即对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区域进行结构化的影像描述，其中包含了有关空间景观、社会生态、生产方式及人群日常生活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一面向的影像采集产生的重要作品，如吴正中拍摄的“老青岛”、姜健的“场景”、陈锦的“四川茶铺”、陆元敏的“苏州河”、张新民的“流坑”、李杰的“布拖纪事”、王征的“西海固”、王玉文的“东北老工业”、黄利平的“黄河滩区”、蒋建雄的“尧告村”，等等。
吴正中《老青岛》
陆元敏《苏州河》
黄利平《黄河滩区》
还有一个面向，是关注和描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景观和文化景观。如王文澜拍摄的“自行车王国”、李百军拍摄的“生产队”、李楠的“最后的金莲”，等等。
从视觉语言形态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纪实摄影实践与美国早期纪实摄影的视觉特征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相对集中的社会话题关注；长时间的影像采集与深度视觉阐释；不同于纪实性图片故事的体量和叙事结构；图片的叙事构成包括同质信息并置累积式的影像采集，和串联式的信息差异互补的影像采集；多以一本独立画册或展览的形式进行传播，等等。有所不同的是，这些特征在国外有关纪实摄影的实践和理论描述当中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定性，而在中国纪实摄影家的实践和评价过程当中，已然成为专题纪实摄影的一个基本的范式。
李百军《生产队》
王文澜《自行车王国》
到目前，30多年来的中国纪实摄影实践，产生了大量影响卓著的纪实摄影家和纪实摄影专题作品。梳理、研究和系统化地收藏这些作品，通过出版、展览、网络媒介等向更多的人介绍和传播这些作品，已经成为许多业内人士和人文学者的共识。因为这些作品的系统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剧变和历史进程当中极为重要的影像记述，亦成为未来的人们回望这一历史时期时无法绕开的视觉文献。
而芸廷这一工作持续进行了五年多，主要集中于1985—2005年这一阶段的社会纪实摄影专题作品的梳理与收藏。按照我们对于纪实摄影的理解，这个时段以前许多优秀的中国纪实摄影专题作品有待于发现和研究，此后出现的更多的当代纪实摄影专题作品——比如2005年以后出现的大量以现实景观为话题的专题影像作品，其艺术与历史文化价值尚有待于时间的沉淀和持续观察。
每个人的判断和选择都会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视角，这即是人的有限性。我将这个当代中国纪实摄影专题作品系列的研究和收藏项目看作一个独立的版本——理应有更多的收藏版本出现。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作品出现的时间虽然去之不远，但它既是当代中国摄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已成为我们亲历一个时代的重要视觉证言。能够有此机遇沉浸其中，持续不断地工作，目的只有一个，用德国当代艺术家安塞姆·基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不是怀旧，我只是要记得。”
刘树勇（老树画画）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以上图像均为芸廷当代纪实摄影收藏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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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页图
实物拍摄
吴正中镜头下的青岛（1978-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