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媒介影响下的人类视觉图景
THROUGH THE EYES OF MACHINES:THE HUMAN VISUAL LANDSCAP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图:诺埃尔·梅森、刘张铂泷、弗洛里安·阿莫瑟、罗森&卢卡斯、丹尼尔·萨莱、艾伦·巴特勒、刘小东、迈克尔·纳贾尔、特雷弗·帕格伦、王翰林
原文发表于《数码摄影》8月刊
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总结其特质可以与现代性发生关联。针对现代性的表征,不同的时代又有着不同的展现方式。现代技术让现代性得以彰显其獠牙,反观视觉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路径中则显得尤为安静——这似乎让人们忘却了自16世纪以来显微镜等新兴视觉工具所叩响的理性大门。视觉既是文明的产物,又是文明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代性其本质也是视觉性的。唐宏峰曾在其著作《透明:中国视觉现代性》一书中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视觉性,也就说,现代性的表征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变化,也包括视觉经验的变化和视觉文化的发展。巧合的是,这些新兴视觉的呈现又不约而同地坐落在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于地球的大范围改造中,现代性的副产品好似顺应成为一种新型地质岩层的划分——人类纪。与现代性相比,两者似乎都在阐述一个相似的历史阶段,一个因技术而发生变革的特殊时期。早在1837年,安东尼奥·斯托帕尼(Antonio Stoppani)就在《贝尔帕斯》(IL BEL PAESE)一书中就提及了他所察觉到的变化——他认为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生成,并将人类对地球的改造视为“一个全新的地球力量,世界将被这种更伟大的能量主宰”。我认为这种能量指的就是技术。
视觉作为一项技术
在关于埃庇米修斯的古希腊神话中,人生来是不具备任何技能的,对火的使用则被认为是一项特殊的上帝恩典——火让人类不再食用生肉,从而延长了人的寿命,当然,其最实际的还是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受益。技术在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开拓了人类的视野,相比之下,观看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少有人把“看”当作一项技术来对待。但恰恰是因为看,才衍生出相关的设备并不断扩写着人类的视觉图景。如果“看”因其内化于无形无影而不被重视的话,那观看的前置设备(眼睛等一系列器官)的重要性就没有理由被再次忽视。看与观看行为之间,更应该探讨的是视觉如何产生,安德鲁·帕克(Andrew Parker)认为:地球上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在寒武纪大规模繁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视觉的产生。原始生命的能量摄取从黑暗中的被动接受到借助光线来主动寻找,视觉为生物提供了位置讯息——大约在5.4亿年前的三叶虫最早进化出了眼睛,这是生物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在身体内部所激发的技术变革。有了视觉以后,生物之间的各种复杂的行为关系得以显现。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始于生物获得视觉后的生存竞争。虽然学界就这一事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这个重要的观点将所有的问题指向了视觉。视觉虽然作为人类接收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但这些讯息也带有局限性——从某些方面讲,人类并不是生物界的王者,那些具有更高配置的生物的眼睛可以看到人类无法察觉的存在。而随科技的发展,模拟自然界其他物种的视觉功能已成为可能,比如紫外线、热成像等技术也为人类揭开了那些不可见的领域。贾斯汀·马歇尔(Nicholas Justin Marshall)在研究中发现:螳螂虾的特殊视觉系统对于偏振光的识别异常敏感。而偏振光则可以辅助区分健康组织和癌变组织之间的细微变化。当然,这些特殊的视觉识别技术作用于生物个体时可以检测到细胞的病变,但如果将其应用于社会群体的内部时,或许我们能够看到更多——针对现代社会这头巨兽身上所发生的变异,视觉的窥探恰似那既安静又不打搅它的绝佳方式。法国的加莱作为难民涌入欧洲的重要中转站,制度的限制和坚固的围栏好比人体防御病毒入侵的免疫系统,但事实上,无论设置何种的法律约束或者物理高墙,每年仍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法国。对于这些在眼皮底下偷渡的难民,技术提供了一个可以观测的突破口——在克里斯托弗·奥施格(Christoph Oeschger)的作品《他们把我们变成了鬼魂》(They've Made Us Ghosts)中,摄影师通过拍摄加莱地区的那些空旷的边境场景,使用监视非法移民的技术图像去揭示政府权力的超人般视域;诺埃尔·梅森(Noelle Mason)在网上搜集了大量关于偷渡者在海关附近被识别的透视图像,然后通过墨西哥边境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将这些现成图像制成了装饰性的挂毯。藉由平民之手编织出社会的“病理图”,仿佛是把那些不可见的边境权力在现实世界进行物化呈现——作为现代国家中的阶级间不可调和的潜在矛盾,政府常将非法移民视为社会的负担。这种隐性关系如果想要被发现,不论是在视觉特性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都需要一种特殊的技术来予以揭示——以视觉的方式来对社会制度进行透视。这种穿透性原理同样来自于放射性元素镭,一种现代化的科技产物——X射线。在通过视觉技术揭露非法移民的“底裤”后,欧洲政府面临世界各地的强烈谴责,整个事件中的非法移民如同镭元素被发现时的那些早期参与者们——无知的公众因滥用X射线而遭受的副作用使得自己的身体逐渐溃烂。埃莉诺·斯旺森(Eleanor Swanson)在为纪念那些因X光的滥用而过早逝去的人们所作的诗中写道:“现在,即便是我们碎裂的骨头,也将永远在黑暗的土地里发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眼下的这些难民为了逾越制度的屏障,再次经历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曾经的贫民之躯终于不在墓地中发光,却在现代资本运作的集装箱里弥散出幽灵般的白光——这不仅是当下现代科技的视觉表征,也是现代制度下刺眼的真实写照。
X-Ray Vision vs.Invisibility,Hand Embroidered Cotton,Noelle Mason,2019,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作为人类了解世界的重要依据,视觉正在不断地改写着人类的认知。自1839年发明摄影术以来,成像方式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就不同的成像设备而言,其纯粹的装置外形亦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视觉样式。以2016年获得三影堂摄影奖大奖的《两位业余摄影爱好者不合时宜的工具》为例,摄影师把将摄影工具改造后的装置作为了讨论的对象,针对摄影行为的中间环节所作出的各种尝试进行展现。在这里,技术承载了人们理解世界时所做出的努力,它更像是人类在试图看清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所留下的一种痕迹,也好似人类以视觉的方式萃取世界后所排泄的残渣。现代化的发展在带给人们各种便捷的同时,各式各样的机器“异形”也顺应诞生——它们一方面作为人类现代化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对于固有审美样式的瓦解。2013年,刘张铂泷针对几所世界知名大学的科研工作室进行了走访,并对实验室中的科学现场进行视觉记录——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些冰冷的机械器官和在培养皿中逐渐壮大的科技假肢。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器官学”对现代技术予以界定,在《技术与时间》一书的第一卷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技术物的看法:“在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有第三类存在者,即属于技术物体一类的有机化的无机物。”而当下的我们越发能体会到这种第三类存在者与人类身体的结合,甚至金属镶嵌到肉身之间的痛楚,但是不得不承认,技术在记录人类文明和智识积累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刘张铂泷,2013,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关于人类使用技术来对视觉信息加以保存的记录,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就运用小孔成像原理设计了人类史上的第一台成像仪器。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也曾在《墨经》中描述过小孔成像的现象。穿越历史,回望当下的数码成像设备,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在视觉采集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尝试。当然,除了静态的图像,也包含动态的影像。通过电影史,我们知道1895年是大众在地下咖啡馆里形成完整观影闭环的时间节点,电影发明者的桂冠落在了卢米埃尔兄弟的头上。其实在此之前,动态的影像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皮埃尔·让森(Pierre Jules César Janssen)在1874年拍摄的金星过境时的48张序列照片,由此串联起的几秒钟动态影像印证了视觉呈现背后的物理事实。如果借助这些影像把我们的思维置换到宏观的宇宙中,便会发现:在地球上所看到的金星穿越太阳的过程,只不过是原始成像技术在太空中的复现——由天体构成的巨大放映机,放映着金星过境时在太阳表面留下的小小的黑点,这场巨大的实时直播与其背后地球所承载的巨大幕布之间进行着互动,人类也借此机会感受了一次宇宙级的观影体验。太阳、金星和地球三者之间构成的“宇宙影院”也被西蒙·斯塔林(Simon Starling)作为灵感来源而创作了《黑滴》(Black Drop)这部影片,借以探讨金星与人类的电影工业文明之间的姻缘,此外,影片还揭示了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技术不断作为文明的制图术而被反复出现;类似的表达还有由曲若汐(Solveig Suess)和艾莎·巴兹列娃(Asia Bazdyrieva)组成的地理电影艺术小组(Geocinema),她们针对地球展开的影像实践指向了由现代化技术所构建的一个脱离物理维度的星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人造卫星对地球的记录也愈加翔实,而各类软件的普及,使得人们能够捕捉到的图像也呈指数性增长。两位艺术家把人类对地球的全方位监控作为了工作方法,将这颗物理星球上有关视听层面乃至更多维度的变化看作为导演的意图——仿佛地球这个演员正在配合人类进行着一场演出,而每日的行星轨迹、地壳运动乃至经济涨幅都成为针对地球的场记。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发现:视觉呈现层面的技术流变让一个真实的星球正逐渐被数据图解。正如弗洛里安·阿穆瑟(Florian Amoser)拍摄的洞穴景观,通过激光对洞穴的内部进行等高线似的扫描,从而把现实空间转化为三维数据图像,电脑软件中的三维渲染也在影响着现实世界中的物理空间,同一个地理坐标背后所拥有的多维空间在当下正在成为可能。借用阿尔帕波特·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的话说:“归根结底,一种对于定位的真正追求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迷失方向,因为最邻近的坐标会被更广阔的、有时甚至是压倒性的远景所扰乱。”陆地卫星镜头,电影《制造地球》静帧,地理电影艺术小组,2020,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量化景观》,弗洛里安·阿莫瑟,2016,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科技的运用让地球正深陷一场实时的直播当中,世间万物都被打上了海德格尔所说的“物”的烙印。大数据时代下的科技对人类世界的监视和控制,让新兴视觉织起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在错综复杂之间构成了社会不同的层面。2021年,北京红砖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图像超市”,把我们在当下社交网络中每天被上亿张照片所淹没的现状予以呈现,策展人彼得·桑迪(Peter Szendy)将一个更加宽泛的图像概念涵盖与视觉相关的诸多媒介。当今社会中的图像生产如同一台不停运转的“打印机”,这种现象与福特汽车首次实施工业化流水线的事件相似,资本的积累与持续激发的消费欲望成为现代社会线性追求的核心。当然,“福特主义”对人类的塑造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的肉身也充当了其试验场。像近些年火爆的转基因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福特主义”的体现,科学家通过引入相同的基因序列来实现特定的目标,这种类似的标准化生产致使转基因食品如同流水线上的罐头,再次将我们的日常饮食进行量化封装。丹尼尔·萨莱(Daniel Szalai)便将视角对准了一座现代化养鸡场,为厂里的每一只鸡拍摄了类似员工的证件照——摄影师通过对工业流程中人为干预有机鸡蛋的相关场景进行了记录,借以反思原本自然产卵的过程是如何被模式化成一颗颗的“药丸”。从鸡蛋生产到被人类食用,整个过程勾勒出人们对于工业制品的崇拜和依赖,进而形成了一种虚幻的执念。原生态的人类生活已经被汽车、公寓等现代技术加持下的标准化产物所充斥,而作为最后一片原始的基因净土也即将被占领,人类仿佛被技术冲昏了头脑,为了争夺更大规模的量产或为了牟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犹如前赴后继的敢死队。Novogen,Daniel Szalai,2017—2018,图片由艺术家惠允人类对于自身的残酷行为不仅在基因改造中有所显露,对自身种族的大清洗亦被视为技术的极端表现。二战时期的德国纳粹针对犹太人所展开的屠杀计划,便集中体现了现代技术的施用:首先,对人种实施标准化分类管理,试图通过标榜某一人种的优越性,将人物化为产品;其次,在屠杀的过程中追求高效,将“福特式”的流水线作业应用于种族的灭绝之中,现代技术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参与,暴露出对于人性的践踏。然而,看似理性刻板的德国人眼中却存在着一处偏差之地,那就是比亚沃维扎森林——纳粹政府对自然的保护政策(尤其强调的民族认同)在民众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加上欧洲自古以来就跟森林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关联,使得比亚沃维扎森林在德国人心目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贝斯基游击队便利用这种情况,常常躲入森林以抵抗纳粹。森林中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因喜爱狩猎而对森林产生的特殊情感,使得现代化技术和法西斯专制制度对这片地区也束手无措。如此特殊的比亚沃维扎森林还被珀西恩·布罗森(Persijn Broersen)与玛吉特·卢卡斯(Margit Lukács)使用3D扫描技术在软件里重建,他们将一个歌剧演员置身于比亚沃维扎的数字建模中,并吟唱了纳金·科尔(Nat King Cole)的一首歌谣,以此昭示出当前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尴尬关系。虽然这片虚拟的树林是比亚沃维扎的数字建模,但在这里,它变成了一处没有明确位置的指涉之地——作品中的森林仿佛被连根拔起,成为了一座被隔绝的岛屿,引导着人们对比亚沃维扎森林的观看不再基于实物或者表象来做出判断,使其成为了一种象征。以两位艺术家组合的影像作品为例,我们仿佛看到了当下真实的世界与人类自身的断裂,现代社会不断打印出的那些虚幻景观如同这片漂浮的森林,人类逐渐丧失了那种连接原生自然以及自身文化的桥梁,而这种感受力上的断裂也与技术闯入人类世界有关。Forest On Location,HD film,Broersen & Margit Lukács,2018,图片由艺术家惠允由此可见,现代技术所营造的视觉景观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类触及事物本质的可能。海德格尔认为,技术虽然隐藏了事物的内在连接与复杂性,但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去体验这个世界——在马修·加弗苏(Matthieu Gafsou)的摄影作品中,患有色盲症的内尔·哈维森(Neil Harbisson)通过在头骨中植入的设备,将视觉的颜色信号转换为听觉的声波信号,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看”见世界的方式。通过技术,人类也得以更接近于尼采所描述的“超人”。这不仅展示了技术超越生物学限制的能力,也更深刻地体现了它如何揭示世界的新层面。技术的这种双重性(既遮蔽又显现)挑战了我们对真实与虚假的传统理解,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和审视这台“打印机”在当代社会中的复杂作用和意义。
如今,人类社会正深受技术的主导——宛若昔日侍奉我们的仆人,转身间就变化了角色。技术的不断演进不仅推动着新知识的涌现,也使得人类愈发依赖它们。由此引发的机械复制所导致的空间和时间上的断裂,仿佛令人经历了一场重力加速度般的眩晕,这些前所未有的感受不同于以往,新的视觉体验也必然伴随着新的媒介的崛起而展开。回顾第一台通用型电子计算机在1946年的诞生,与以往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计算机给人类的认知带来了质的提升,它加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步伐——特别是在科学研究、生物医药、国防军事、宇宙探索等诸多领域中,计算机视觉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机器视觉生成的图像本质上是一种数据,这种视觉评价体系作为数据存储和功能性的用途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感受性理解。与此同时,机器视觉加速了人眼的信息采集效率,还扩大了人类的观看视野。当我们观察到的景象和收集到的信息不再局限于眼前触手可及的瞬间,而是关乎人类更加遥远的未来和命运时,那些基于理性分析的数据可能会在人类感知中引发某种质变。例如,刘小东在2016年将三个摄像头分别放置在北京、上海以及他的老家,并对准了三座城市里相对繁华的地段。于是,视频信息的远程传输和计算机视觉的自动化系统被运用在了绘画生成的背后逻辑里,监控摄像头里的每一帧景物的细微变动都被计算机的算法精准识别,再通过颤颤巍巍的机械手臂绘制得出基于数据对现实世界的提炼表达。它像极了刘小东在绘画时捉摸不定又不断踱步的画笔,这种犹豫来自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也是画家不敢确定未来结果的表现——现代都市的发展将会走向何方,当下的我们似乎看不出端倪。刘小东的作品《失眠的重量》借用机械之眼观察现代都市中极具代表性的场所,实时的监控摄像把观众拉向了一个更加长远的未来,在一幅图像里将现代人的那种不断演化的欲望、无可名状的情绪、转瞬即逝的目标进行糅合重组,指向了现代社会单一重复的行动轨迹和在波动中充满了无数变化的瞬间,最终形成了那些不断堆砌的笔触。《失眠的重量》上海外滩,装置现场图,刘小东,2015-2017,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促使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然而,现代性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相应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就如同刘小东在其作品中所提到的“失眠”,高压的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夜晚的辗转反侧。从生理学角度来看,这些副作用可以归因于多种因素——光污染对人体生物钟的干扰、都市夜生活的喧嚣,以及现代公寓所营造的封闭感等等。作品中,机器在画布上的游走仿佛成为艺术家释放和计量内心压力的一种方式。眼下,近乎饱和的技术图景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偶尔也需要在技术发展的进程中跳脱出来,去反思当下我们所处的境况。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关于现代都市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味追求理性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人类性情的忧郁——本雅明其实已经早早地昭示了未来社会中的种种弊病。如果说前两次工业革命是通过机器替代人力/畜力来对现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当前的信息技术革命则引领人类进入到数字时代。尽管仍有大部分客户端和硬件设施根植于现实世界,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颠覆性的创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并彻底改变我们的认知和互动方式——一扇通往虚拟世界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对于这个未知的虚拟世界,使用三维软件对其进行视觉化呈现是目前的一种趋势。伴随电脑软件的更新迭代,虚幻引擎(Unreal Engine)的发展也从UE1到UE5,针对人物和场景的渲染愈发逼真。从摄影的角度来看,虚拟现实的出现让摄影师不必再在现实世界中蹲守,自主创造“决定性的瞬间”成为可能;而在影像方面,便由之前繁琐的制作过程转变为实时渲染,这极大加速了电影和动画的制作流程。但是,如果想要在虚拟空间中去模拟一个近乎真实的世界,人类不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还需要尝试构建一套完整的“虚拟世界观”。在这方面,一些艺术家和摄影师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例如,缪晓春以西斯廷教堂中的壁画为基本框架,通过3D建模制作了众多的自我化身,复现了《最后的审判》这一艺术史上的经典作品。缪晓春为观众提供了从不同视角审视这一经典画面的机会,这种视觉实践仿佛是在平行宇宙中重构历史,为传统图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多维度的解读。而在艾伦·巴特勒(Alan Butler)的摄影作品《虚拟植物的蓝晒图鉴》(Virtual Botany Cyanotypes)中,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工作方法——通过搜寻游戏里的工程文件来获取原始的植物素材后,巴特勒又使用古老的蓝晒工艺对这些虚拟植物进行了影像“考察”。但他的行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考察,这种在数字世界中寻找植物标本的过程,像极了在现实世界中去找寻一片新大陆,只不过同样的行径在虚拟世界中再次上演。当然,那些未知的领域总是充满着诱惑并令人向往,迈克尔·纳贾尔(Michael Najjar)便通过后期处理的方式使用摄影来体现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了他对于宇宙景观和乌托邦的想象。尽管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他在作品中对于地外空间以及外星生活场景的描绘充满了科幻和想象力,不仅持续激发着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构建与探索,也促使人们去反思科技的进步及其潜在的影响。《虚拟植物的蓝晒图鉴》,艾伦·巴特勒,2016—今,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final mission,Michael Najjar,2011,图片由艺术家和BANK画廊惠允
步入21世纪后,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全球的信息得以在云端共享,可供机器视觉学习和训练的图像资源也越来越多,人工智能的出现成为机器视觉的又一个突破口。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构建起来的ImageNet就是一个例子——李飞飞和其团队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图像数据库,其中包含了超过1400多万张分类标注的图像。而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则发生在2022年11月30日,由OpenAI团队开发的ChatGPT正式上线,作为一个大型数据模型,ChatGPT的出现可以帮助机器视觉实现更加精确和高效的自动化任务。然而,人工智能在为人类社会带来高效和便捷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当前的人工智能对于图像的识别仍存在很大的误差。From‘Apple’to‘Anomaly’(从“苹果”到“异常”),巴比肯艺术中心展览现场,特雷弗·帕格伦,2019,图片由艺术家工作室惠允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便将这种误差运用到作品《从“苹果”到“异常”》中:其以ImageNet的数据库作为创作素材,考虑到人工智能被训练后针对图像产生的一种模式化的观察方法,他将马格利特的绘画作品《这不是一只苹果》投喂给了人工智能以进行关键词识别,在得到的结果中出现以下内容——“一个大的白色标志”“黑白标志”“一大片绿叶”“红绿色的苹果”等,帕格伦将这些关键词再次输入给人工智能,观察其反馈,结果得到了大量与原始素材毫不相关的图片——在系统运行之初得到的图片还是“苹果”“苹果树”或者“水果”之类,但它很快就发生了转向,“草地”“垃圾堆”“披萨”“蜂巢”“无家可归者”等一系列混乱的照片开始出现。这就像马格利特在他的画作中写道的:“这不是一个苹果。”因为它是一幅画作,或是一堆颜料,亦是一个虚构的苹果。其中所包含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画面表象上的视觉信息,更涉及隐藏在背后的关于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习俗等其他层面的潜在信息。当前,计算机视觉对于图像的辨识仍给人一种刻板印象,因为它无法感知人类在看到一张图像时所产生的特殊且复杂的情感。正如帕格伦在其作品标题中巧妙地将“苹果”与“异常”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这就反映出我们对“异常”的理解是主观且多样的:“异常”的出现往往意味着我们的固有认知受到挑衅,但正是这种认知的颠覆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苹果”作为一种象征,同样具有多重含义,它既代表了人类对知识的追求——作为牛顿的灵感来源,又象征着创新与时尚——如1984年苹果公司在首款麦金塔电脑的广告里,就展示了其引领科技潮流的雄心,但在圣经内,苹果却成为夏娃偷食的禁果,意指为罪恶。这表明一个符号或概念的定义是流动的,其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因此,苹果不仅具有表面语义,它还包含着深层的文化关联,需要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内涵。所以,即便是在海量数据和卷积神经网络的加持下,人工智能对于图像的识别仍然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目前,对于图像识别精度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大量底层劳动力的人工标注。而对于准确度的提升,我们是继续提高数据的标注量,还是再次扩大卷积神经网络的规模?显然人脑对于视觉的感知能力似乎并不是通过大量标注数据得来。在对人类自身的感知和认知原理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也只能依赖于大量的数据标注——让机器死板地记住什么是“苹果”,然而,这种方法似乎忽略了人脑的创造力、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2023年底,第二届成都国际摄影周在成都顺利开幕,其中,海杰策划的展览“对它说——AI影像生产与生成展”中展出了笔者的作品《濒死体验的几个过程》。这些影像通过AI技术还原了笔者父亲在2009年因病经历濒死体验的过程,文本的参照来自笔者父亲在康复后所写的一本回忆录,笔者将回忆录中父亲对于濒死世界的文字性描述输入给人工智能,通过AI对于濒死经历进行视觉诠释。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描述通常基于对现实的感知和经验,所有的想象都源自对现实的考量。同样,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也是基于人类现有图像数据的训练得来。在工作方法上,对于死后世界的描述,人类和AI似乎有着相似的思考路径——因为谁也不曾真正见过死后的世界。这种通过技术手段将人类的经历与AI生成的画面进行结合的艺术实践,再次把人们拽入到一个全新的视觉图景中,由人工智能所产生的视觉图像将会成为未来不得不面对的具体问题。显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深刻地重塑着人类世界。《濒死体验的几个过程》,王翰林,2023,图片由艺术家惠允
综上所述,技术对人类的视觉体验的影响是多维的,涵盖领域之广,难以在此全面论述。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视觉成像由模糊到清晰,画质的提升体现了成像技术的优化与升级。2019年,事件视界天文望远镜(EHT)团队成功地捕捉了位于M87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这让一直处于理论层面的黑洞第一次在人类面前有了直观的视觉形象。这种体感上的位移,不仅仅是超远距离视觉的延伸,更是对文化理解和社会互动模式的解构。视觉层面对于解析力的增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对未来“清晰化”的把控。例如,施政通过计算机算法对2012—2018年间的《纽约时报》的封面数据进行归纳和整理,以此创作了作品《晨雾》。通过人工智能对六年间的报纸图像进行深度学习后,生成了对于“未来”报纸的预测。虽然报纸的传统样式提供了熟悉的观看方式,但施政的作品在体验上却引发了感受上的位移——由人工智能生成且不断变化的报纸残影,映射了当今世界表面有序但内在混乱的状态。新兴技术寄生于传统纸媒之中,让相似的视觉图像在不同的时代和技术语境下给人们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
《雾晨》,影像装置,施政,2019,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在回顾当前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时,技术的介入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对战争的感知方式。像近几年发生的两场激烈的国际冲突中,现代化武器对人类视觉图景的刻画是急剧而猛烈的。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战后城市的残垣断壁上,更显著地表现在人们的观察方式和生活经验上。2023年10月8日,由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对导弹进行拦截的画面所产生视觉感受,犹如中国节庆时燃放的烟花,这种类似的景观在异国他乡却演绎出完全不同的故事。历史告诫我们,残酷的战争催生了科技的发展,这与冷兵器时代的赤身肉搏截然不同,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变得更加隐蔽和抽象。通过高清摄像头和实时流媒体的传播,战争的每一次交火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影像不仅令人震撼,更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平的脆弱,以及它的珍贵和易逝。以色列的防空系统“铁穹”(Iron Dome)正在拦截从加沙地带发射来的火箭,2023年10月8日,图片源自路透社现如今,人类的视觉图景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与多变——这一趋势在多种技术的推动下变得愈发显著。新兴视觉技术的应用已成为衡量国家科技软实力的关键指标,根据中国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立志成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其中,计算机视觉作为人工智能的关键分支,无疑将成为新时期中国乃至全球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计算机视觉的飞速发展,不仅拓宽了我们对于目标物体的识别和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革新,这一领域的进步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人类视觉的机制和潜力。通过这些技术,以便发掘人类视觉图景的新可能,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技术正在如何塑造和重构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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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上海,中央美术学院摄影艺术研究硕士。他的创作持续关注人类精神的记录,从私人情感到集体感受,体会周遭环境的变化和个人历史的流逝,以图像作为主要的表达方式。曾获柏林C/O人才奖提名(2024)、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提名(2022)、第八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提名(2022)、西双版纳国际影像展最佳国内摄影师奖(2021)、第七届中国摄影年度排行榜(2020)、TOP20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奖(2019)、首届1839摄影奖大奖(2019),入选索尼世界摄影奖(2018)、第十届三影堂摄影奖(2018)等奖项。曾在英国萨默塞特宫、中国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博物馆、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上海展览中心、丽水摄影博物馆、丽水国际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节、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北京国际摄影周、宁波国际摄影周等多地展出。作品和文章曾发表于《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数码摄影》《画刊》《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等刊物,已出版画册《中国当代摄影图录/王翰林》(浙江摄影出版社,2021)。